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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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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主编
饶宗颐
主编
版权信息书名:左传导读及译注:单周尧,许子滨ISBN:9787508656144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出版说明为什么要阅读经典?道理其实很简单经典正是人类智慧的源泉、心灵的故乡。也正因如此,在社会快速发展、急剧转型,也容易令人躁动不安的年代,人们也就更需要接近经典、阅读经典、品味经典。迈入二十一世纪,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影响不断扩大,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并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另外,受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也都会空前地引人注目,这其中,中国文化无疑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相应地,对于中国经典的阅读自然也就拥有了不断扩大的潜在市场,值得重视及开发。于是也就有了这套立足港台、面向海内外的“中信国学大典”的出版。希望通过本套丛书的出版,继续搭建古代经典与现代生活的桥梁,引领读者摩挲经典,感受经典的魅力,进而提升自身品位,塑造美好人生。中信国学大典收录中国历代经典名著近六十种,涵盖哲学、文学、历史、医学、宗教等各个领域。编写原则大致如下:(一)精选原则。所选著作一定是相关领域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最值得阅读的经典作品,包括中国第一部哲学元典、被尊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儒家代表作论语、孟子,道家代表作老子、庄子,最早、最有代表性的兵书孙子兵法,最早、最系统完整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大乘佛教和禅宗最重要的经典金刚经心经坛经,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中国最古老的地理学著作山海经,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游记徐霞客游记等等,每一部都是了解中国思想文化不可不知、不可不读的经典名著。而对于篇幅较大、内容较多的作品,则会精选其中最值得阅读的篇章。使每一本都能保持适中的篇幅、适中的定价,让大众都能买得起、读得起。(二)尤重导读的功能。导读包括对每一部经典的总体导读、对所选篇章的分篇(节)导读,以及对名段、金句的赏析与点评。导读除介绍相关作品的作者、主要内容等基本情况外,尤其强调取用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当代眼光,将这些经典放在全球范围内、结合当下社会生活,深入挖掘其内容与思想的普世价值,及对现代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刻启示与借鉴意义。通过这些富有新意的解读与赏析,真正拉近古代经典与当代社会和当下生活的距离。(三)通俗易读的原则。简明的注释,直白的译文,加上深入浅出的导读与赏析,希望帮助更多的普通读者读懂经典,读懂古人的思想,并能引发更多的思考,获取更多的知识及更多的生活启示。(四)方便实用的原则。关注当下、贴近现实的导读与赏析,相信有助于读者“古为今用”、自我提升;卷尾附录“名句索引”,更有助于读者检索、重温及随时引用。(五)立体互动,无限延伸。配合图书的出版,开设专题网站,增加朗读功能,将图书进一步延展为有声读物,同时增强读者、作者、出版者之间不受时空限制的自由随性的交流互动,在使经典阅读更具立体感、时代感之余,亦能通过读编互动,推动经典阅读的深化与提升。这些原则可以说都是从读者的角度考虑并努力贯彻的,希望这一良苦用心最终亦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进而达到经典普及的目的。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慨然应允担任本套丛书的名誉主编,除表明先生对出版工作的一贯支持外,更显示出先生对倡导经典阅读、关心文化传承的一片至诚。在此,我们要向饶公表示由衷的敬佩及诚挚的感谢。倡导经典阅读,普及经典文化,永远都有做不完的工作。期待本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带给读者不一样的感觉。左传导读单周尧 许子滨一、春秋名义就现存文献而言,最早记载春秋的撰著缘起及其名称的是孟子离娄下。孟子(前三七二至前二八九)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跟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一样,“春秋”原是鲁国史书的名称。“春秋”又是编年体史书的通名,各国史书均可通称“春秋”,故有所谓“百国春秋”(见隋书所载墨子佚文),不特鲁史为然。因其叙事体例为“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而一年四季之中,古人尤其重视春秋两季,故错举“春秋”作为此类编年体史书的通名。孟子提及的两种“春秋”,分别指孔子(前五五二至前四七九)所修的春秋与鲁史“春秋”。现存的春秋,是孔子所修。此书以鲁史“春秋”为底本,参酌百国“春秋”修订而成,而其“书法”则寄寓了孔子的“微言大义”,在褒贬中呈现了圣人的思想和见解。左传昭公二年载晋韩宣子聘鲁,见“鲁春秋”,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韩宣子所见“鲁春秋”,盖从周公叙起,具载宗周盛世朝觐会同征伐之事,所以韩宣子才会这样说。左传所载春秋经文的记事起讫,由鲁隐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前七二二年)到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周敬王四十一年,前四七九年),经历十二代鲁君,共计二百四十四年(公羊传及谷梁传则终于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共计二百四十二年)。很可能是孔子之弟子为记其卒年,故取“鲁春秋”补记获麟后事。二、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唐初孔颖达(五七四至六四八)春秋序疏引南北朝学者沈文阿(五三至五六三)曰: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严氏春秋为西汉公羊家学者严彭祖所著。严彭祖是董仲舒(前一七九至前一四)的三传弟子,时代略早于司马迁(前一四五至前八六)。观周篇当为周秦之际或汉初之书(今本孔子家语,观周篇无严氏所引之文)。如果上述文献可靠,那么,它就是最早提到左传作者的记载。观周篇所言,可注意的有以下几点:一、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同乘如周,观书于周室太史;二、归鲁之后,孔子修春秋经,而左丘明作左氏传,二书为同时之作;三、前称“左丘明”,是全举其姓名,后言“丘明”,是单举其名,即左为姓而丘明为名;四、春秋与左传关系密切,如衣之内(里)外(表),共为一体。此外,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也说: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文辞,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汉书也认为是左丘明论辑春秋本事而作传,司马迁传赞云: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籑异同为国语。汉书,艺文志载有左氏传三十卷,下面写着作者“左丘明,鲁太史”,并且在春秋家小序中说: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西晋杜预(二二二至二八四)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云: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由此可见,左传原称“左氏春秋”或“左氏传”。自汉至晋,学者皆认为左传的作者是鲁君子左丘明,而左丘明为鲁太史,故能遍阅国史策书。左丘明亲炙孔子而作传,春秋与左传具有经传的关系,殆无可疑。“左丘明”一名,见于论语,论语,公冶长云: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位好恶与圣人同的“左丘明”与左传的作者为同一人。只是孔子与左丘明的关系,究竟是朋友,还是师徒,恐怕不易确定。左传记事,并非与春秋相终始。左传的最后一则记事系于哀公二十七年(周定王元年,前四六八年)。传文末尾,还叙及“悼之四年”之事。鲁悼公四年(周定王六年,前四六三年),上距哀公二十七年已有五年。传记悼公谥号,则记事之时又当在悼公死后,悼公死于周考王十二年(前四二九年)。不仅如此,传文称赵无恤为襄子(“襄”为谥号),而赵襄子又后悼公四年而死(即死于前四二五年)。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一八六八至一九三六)假定左传作者左丘明与孔子弟子子夏(卜商)同年,同比孔子小四十四岁,即约生于前五八年。依此假设推算,孔子卒时(前四七九年),左丘明二十九岁,又假定他死于赵襄子之后,则至少有八十三岁(前五八至前四二五)。章说固然只是一种推测。左传叙及“悼之四年”后事,可能是作者寿考,更可能是后人续书。从左丘明作左传之后,到西汉晚期立于学官前,左传一直在民间流传,数百年间,其传授源流班班可考。综合西汉刘向(前七七至前六)别录、汉书,儒林传及唐初陆德明(五五六至六二七)经典释文序录所述,左传的传授源流大略如下: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前四四至前三八一),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前三四至前二四五),况传武威张苍(前二五六至前一五二),苍传洛阳贾谊(前二至前一六八),谊传至其孙嘉,嘉传赵人贯公,贯公传其少子长卿,长卿传京兆尹张敞及侍御史张禹,禹传尹更始,更始传其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护授苍梧陈钦。刘向、刘歆(前五三?至二三)父子发现孔子壁中古文左氏传,又从尹咸及翟方进受左氏。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应该说,左传虽为左丘明所作,但在流传的过程中,不免掺杂了后人的缘饰附益。这是读左传者不可不加注意的地方。三、左传解释春秋的方式前引观周篇曾说春秋经与左传“共为表里”。东汉桓谭(?至五六)新论也说:“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清楚说明春秋经与左氏传互为依存。春秋记事极为简略,如隐公十一年经曰:“冬十有一月壬辰(十五日),公薨。”诸侯之死曰薨。经文只用“公薨”两字记录鲁隐公之死,不言薨于何处,亦不书葬。左传则详叙隐公薨的原委经过。鲁国大夫羽父原请隐公允许他杀桓公(隐公异母弟),并要求事成后担任执政之卿。隐公不同意,并表明桓公年少,自己代为摄政,如今桓公已长大,即将授以君位。羽父畏惧,反过来向桓公谮毁隐公并请求杀死他。羽父使贼在鲁国大夫蒍(wi)氏家中刺杀隐公,立桓公为君。左传曰:“不书葬,不成丧也。”说明桓公不以人君之礼葬隐公,故春秋不书葬。要是没有左传,只看春秋,便无法得知“公薨”的真相。上述史记及汉书之引文,均谈及左丘明修纂左传的体例,即论辑春秋本事而作传。左传以叙事为传体,藉事明义,与公羊传、谷梁传设为问答、专在说义者不同。左传这种解经方式,称为“以史传经”。春秋所记,固然重于褒贬,不重于史实,但其褒贬之义又未尝不建基于史实。因此,若脱离史实,便无法推寻经文。如桓公元年经曰:“三月,公会郑伯于垂,郑伯以璧假许田。”左传曰:“三月,郑伯以璧假许田,为周公、祊(bng)故也。”表面看来,经文的意思是说:鲁桓公和郑庄公在垂会盟,郑庄公以璧借许田。针对经文“郑伯以璧假许田”,左传点明郑庄公把璧玉送给鲁桓公,是为了请求祭祀周公和以祊田交换许田的缘故。周成王赐周公许田,作为鲁君朝见周王时的朝宿之邑。周宣王赐母弟郑桓公祊田,作为助天子祭泰山时的汤沐之邑。鲁的许田与郑的祊田,都是周天子所赐。只是到了春秋初期,周德既衰,鲁侯不朝于周,天子亦不巡守,二邑皆无所用。许近郑而祊近鲁,鲁、郑两国君主遂因地势之便,私下交换二邑。由于许大而祊小,故郑庄公加璧玉作为抵偿。碍于诸侯不得擅自交换天子之田,经文于是隐讳其事,说郑庄公以璧借许田。经文这样写,隐瞒了两国私易天子所赐之地的事实,何止是“断烂朝报”(王安石语),实有误导读者之嫌。要不是左传叙写此事的来龙去脉,读者只觉费解,无由得知内情,自然也无法确知经文所蕴含的大义。观乎上举两个事例,可知春秋经义必须依据左传的叙事加以阐释发明,观周篇及桓谭将春秋、左传的关系比喻为衣服的表里,是十分恰当的。春秋固然离不开左传,左传也离不开春秋。如成公十七年经曰:“夏,公会尹子、单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邾人伐郑。”左传曰:“公会尹武公、单襄公及诸侯伐郑,自戏童至于曲洧。”传文仅说“诸侯”,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