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依附 中国化解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真实经验 by 温铁军,董筱丹.pdf

董筱丹，女，1978年9月出生于黑龙江省，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乡村治理、乡村建设区域发展、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等。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作为国家综合安全基础的乡村治理结构与机制研究”等十余项课题中担任核心成员。在管理世界等期刊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个人专著有再读苏南，作为主要执笔者参与写作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解读苏南中国新衣村建设报告等著作。温铁军，男，1951年5月生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乡村建设中心主任、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商务部、环保部、国家林业局、国家粮食局、北京市、福建省等省部级政策专家。先后承担多个国家级重大、重点课题，担任多个国家级、省部级重点项目首席专家。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证书、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CCTV年度经济人物奖”、“中国环境大使”、“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成果奖等多项荣誉。“国仁文丛”（Green Thesis）总序因为有话要说，而且要说在我们团队近期系列出版物的前面，所以写总序。我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被动实践中的主动反思到80年代以来主动实践中的主动反思，经两个“11年”在不同试验区的历练，加之后来广泛开展国内外调查和区域比较研究，且已经过了天命之年自忖有从经验层次向理性高度升华的条件，便先要求自己努力做到自觉地“告别百年激进”，遂有新世纪以来从发起社会大众参与改良、对“百年乡建”（rural reconstruction）之言行一致地接续，而渐趋达至“国仁”思想境界，亦即一般学人必须“削足”才能跟从制度“适履”、但只要纳入主流就碍难达到的“实践出真知”。因此，我在2016年暑假从中国人民大学退休之际，要求为今后几年的一系列出版物担纲作序，也主要是想明了指出“国仁文丛”何词何意，亦即：这个丛书是什么思路和内涵。注释这几年我们会有十几本书分别以不同作者、不同课题成果的名义问世。这些出版物都被要求做单独的“成果标识”。但我们实际上要做的仍然是这几十年的经验归纳总结和理论提升，“实事求是”地形成“去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体系。由此，就需要为这个分别标识的系列出版物做个总序。参见即将出版的温铁军自述择要难得5个11年，其中对20世纪8090年代在官方政策部门开展农村改革试验区及新世纪启动民间为主的新乡村建设试验区，两个11年的经历分别予以归纳。参见温铁军：告别百年激进，东方出版社，2016年4月，第一版。这是我20042014年这10年演讲录的上卷，主要是与全球化有关的宏大叙事和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甫一出版即被书评人排在当月优选10本财经类著作的第一位。但在此书出版之前，我还没有来得及设计“国仁文丛”，也就不能把这个序言加上去。、释义之意“国”者，生民聚落之域也。“上下五千年”是中国人开口就露出来的文化自豪！就在于，人类四大文明古国除了中华文明得以历经无数朝代仍在延续之外，其他都在奴隶制时代以其与西方空间距离远近而次序败亡。由此看中国、唯其远在千山万水之隔的亚洲之东，尤与扩张奴隶制而强盛千年的西方相去甚远，且有万代众生勉力维护生于斯而逝于斯之域，“恭维鞠养，岂敢毁伤”，兹有国有民，相得益彰。遂有国民文化悠久于国家存续之理，更有国家历史传承于国民行动之中。“仁”者“爱人”，本源于“仁者二人也”。先民们既受惠于光风水土滋养哺育的东亚万年农业，又受制于资源环境只能聚落而居，久之则族群杂处，而需邻里守望、礼义相习，遂有乡土中国仁学礼教上下一致维系大一统的家国文化之说，于是天下道德文章唯大同书是尊。历史上每有“礼崩乐坏”，随之社会失序，必有“国之不国，无以为家”。是以，“克己复礼为仁”本为数千年立国之本，何以今人竟至于“纵己毁礼为恶”致使梁漱溟痛感“自毁甚于他毁”的现代性为表、横贪纵欲为里之巨大制度成本肆无忌惮地向资源环境转嫁而至人类自身不可持续！据此可知我们提出“国仁”思想之于文丛的内涵：中国人历史性地身在三大气候带覆盖、差异显著的复杂资源地理环境下，只有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各类社会群体兼收并蓄、包容共生，才能实现并绵延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性可持续。这个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其中的、在亚洲原住民大陆的万年农业文明中居于核心地位的“群体文化”内核，也被老子论述为“阴阳之为道也”，进而在漫长的文化演进中逐渐形成了极具包容性的、儒道释合一的体系。由是，在21世纪初重启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之后，我们团队试图把近代史上逐步从实践中清晰起来的乡建思想，寻源上溯地与先贤往圣之绝学做跨时空结合，归纳为人类在21世纪转向“生态文明”要承前启后的社会改良思想。是以，“道生万物，大德中庸。上善若水，大润民生。有道而立，大象无形。从之者众，大音希声”。此乃百年改良思想指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之真实写照。基于这些长期实践中的批判性思考，我们团队认同的“国仁文丛”的图形标志，是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那个可与西方文明对照的、扭合在一起的蛇身双人创造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的女娲，只有和用阴阳八卦作为思想工具“格物致知”了人类与自然界的伏羲有机地合为一体，才有人类社会自觉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繁衍。蛇身双人的扭结表明在中国人传统思想中物质与精神的自然融合，既得益于多样性内在于群体文化规范而不必指人欲为“原罪”而出伊甸园；也不必非要构建某一个派别的绝对真理而人为地分裂成唯物与唯心这两个体系，制造出“二元对立结构”的对抗性矛盾。此乃思想理论意义上的“国仁”之意。行动纲领意义上的“国仁”，十多年前来源于英文的“greenground”。我们搞乡村建设的人，是一批“不分左右翼、但分老中青”的海内外志愿者。大家潜移默化地受到“三生万物”道家哲学思想影响，而或多或少地关注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坚持的“三农问题”农业社会万年传承之内因，也在于“三位一体”：在于农民的生产与家庭生计合为一体，在于农村的多元化经济与自然界的多样性合为一体，在于农业的经济过程与动植物的自然过程合为一体。据此，我们长期强调的“三农”的三位一体，在万年农业之乡土社会中，本来一直如是。告别蒙昧进入文明以来的数千年中，乡村建设在这个以农业为基础繁衍生息的大国，历来是不言而喻之立国之本。据此，我们长期强调的三位一体的“三农”，本是人类社会转向生态文明必须依赖的“正外部性”最大的领域，也是国家综合安全的最后载体。中国近代史上最不堪的麻烦，就在于激进者们罔顾“三农”的正外部性，把城市资本追求现代化所积累的巨大“负外部性”代价向乡土中国倾倒！于是，我虽然清楚“三农”本属于三位一体，也曾经在90年代末期和新世纪第一个10年特别强调“三农问题农民为首”，主要是因为那个时期的形势严重地不利于农民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弱势群体。实际上，也就是在做这种特别强调而遭遇各种利益集团排斥的困境中，我才渐行渐知地明白了前辈的牺牲精神。大凡关注底层民生的人，无论何种政治诉求、宗教情怀和文化旨趣，总难免因慈而悲、因悲而悯，在中国百年激进近现代史中，也就难免“悲剧意义”地、历史性地与晏阳初的悲天悯人、梁漱溟的“妇人之仁”等，形成客观的承继关系。握此看，20世纪初期的“乡建派学者”也许应该被归为中国最早的女性主义。我们作为继往开来的当代乡村建设参与者，有条件站在前辈肩上高屋建瓴、推陈出新，不仅要认清20世纪延续而来的中国“三农”困境，而且要了解21世纪被单极金融资本霸权强化了的全球化，及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巨大制度成本的制度体系。这个今人高于前人的全球视野，要求我们建立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世界观和宏大叙事的历史观，否则，难以引领当代乡村建设运动，追论提升本土问题的分析能力。从2001年中央主要领导人接受我们提出的“三农问题”这个难以纳入全球化的概念以来，即有一批志愿者着手复兴百年传承的“乡村建设”。部分年轻的乡建志愿者于2003年在距北京大约300公里之遥的河北翟城村创办起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一开始根本就没有外部资金投入和内部管理能力。因为这种民间力量为主的社会运动无权无钱，很大程度要靠热血青年们艰苦奋斗。那，年轻人激情四射地创了业，也激情四射地生了孩子，老辈们就得跟上支持和维护。十多年来，有一句低层次的话多次被我在低潮的时候重复：存在就是一切。只要我们在主流随处可见的排斥下仍然以另类的方式存活下去，就证明了超越主流的可持续。在最开始跟我们一起出资、出人共同参与村里主办的乡建学院的三个村外单位中，两个是海外的机构。我们在跟海外机构打交道的时候，心里就觉着，应该给这个社会广泛参与的乡建运动将来可能形成的可持续生存系统，提出一个可以做国际交流的概念，一个符合21世纪生态文明需要的、大家可以共享的名号。于是就跟海外志愿者们商量，提出了这个概念“green ground”。若直译，就是“绿色大地”；若意译，则是“可持续基础”。如果把音译和意译结合起来考量，那就是“国仁”。有国有仁，方有国人国祚久长不衰。从十多年来的乡建工作看，这三个意思都对路。注释最近10年一直有海内外学者在研究乡建。国外有学者试图把中国乡建学者的思想上溯归元到孔子或老子，国内也有人问我到底偏重晏阳初还是梁漱溟，还有很多人不理解梁漱溟晚年由儒家而佛家的思想演变。其实，我们从来就是兼收并蓄。在儒道释合一的顶天立地和五洲四海的融会贯通之中形成乡建思想。因此，这些海外研究者的关注点对我们来说本来不是问题。本文丛并非团队的全部思想成果，但在“国仁文丛”设计之前的成果没法再纳入进来，只好如此。这些年，我一直试图对承上启下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形成的国仁思想做归纳，遂借作序之机凝练成这段文言，意味着国仁追求的是一种“大道、大润、大象、大音”的思想境界。中国乡建运动之所以能够延续百年而生生不息，乃在于参与者大抵做到了思想和行动上都“去激进”，不照搬西方的左右翼搞的党同伐异。参阅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第二版），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记得一位学者型领导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农民在现代化的大潮中挣扎着下沉，就剩下两只手在水面乱抓。你的思想无所谓对错，只不过是被溺水者最后抓住的那根稻草，再怎么努力，也不过是落得跟着沉下去的结局乡建前辈学者梁漱溟因在1953年与毛泽东激辩合作化问题而被后者批为“妇人之仁”。据此，梁漱溟可以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早期女性主义者。尽管在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前，打上何种类别的标签并不重要，但如果这是当代学者们的本能偏好，也只好任由其是。我们2003年创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时候，主办单位是我担任法人代表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和翟城村米金水老书记代表的村委会。合作创办的海外参与单位，一个是香港岭南大学刘健芝老师主持的“中国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香港）”，另一个是张兰英老师作为首任驻华代表的“国际行动援助ACTIONAID”。三家联合创办单位最初全部投入约为20万元，一直都没有回报。我后来陆续投入各项工作（包括赞助3年以上乡建骨干获取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的资金不低于百万，转化为当今所有以乡建为名的志愿者们无偿使用的无形资产。我和这两位无私奉献的老师至今仍是参与乡建的志愿者。后来有多家海外机构和基金会介入当代乡建，本应鸣谢，但碍于2007年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被取缔事件而不一一列举。二、文丛之众俗话说，三人为众。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如此看文丛，乃众人为师是也。何况，我们在推进乡村建设之初就强调“去精英化”的大众民主。前几年，一直希望整个团队愿意理解我试图“让当代乡建成为历史”的愿望。尤其希望大家能够结合对近代史中任何主流都激进推行现代化的反思，主动地接续前辈学者上一个世纪之交开始的乡村建设改良运动，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梳理经验教训。或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