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 by [美]希瑟·哈芬.pdf

版权信息书名:幸福作者:美希瑟哈芬译者:史梦阳ISBN:9787508653560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写给我的母亲，杰西卡弗莱恩，慈爱的艺术家。序幕我大学时代最好的朋友苏西因为我对往事记得不够清晰或者不够充分而埋怨了我好多年，包括我们去过的派对、吻过的男人、八卦过的女生、去东南亚的旅行。我记得我们在东南亚待了十个月，在苏门答腊和巴厘岛的一条小船上，苏西的卷发间落了一只拳头大小的蟑螂。我记得自己当时吓得说不出话，只顾着一个劲儿地喊“大虫子，苏西，大虫子”。我记得，我们去了派对，在那里和男人接吻，八卦其他女生（我们还没那么有远见和老练，去亲吻女生和八卦男人）。但大多数细节都模糊不清，或者干脆烟消云散了。这并不是因为我是个酒鬼，恰恰相反，我很少喝酒。也不是因为我不想回忆，其实我非常想记住。只是因为我的大脑全被局限在当下。我是个即兴演员，接受的训练就是关注此时此地。就在写下这些文字的同时，我完全知道正在发生什么。我和一群朋友在新墨西哥度年假。其中两个人正在门廊一个昏黄的灯光下写东西，他们中间放着一只绿色的花瓶，插了四枝菊花。其中一个朋友用的是闪闪发亮的金色钢笔。她是欧洲人，很有钱，用的一切物品都闪闪发亮，还总喜欢把它们送给你。另外一个朋友用的是一截铅笔头，上面有着咬痕，黄漆几乎都掉光了。这位朋友是美国人，聪明过人，身无分文。伴随着他们的笔落在纸上的声音，蟋蟀也加入进来，合奏出一曲节奏多样的晚祷。要是你让我下周再描述一下这个时刻，我可能会记得蟋蟀，其他部分金笔、铅笔头，甚至是因为好朋友齐聚身旁静静陪伴而弥漫在四周的满足都会消失无踪。我的记忆会捕捉那些闪光、漂亮又毫不费力的东西，而让其他部分飘散而去，关注细枝末节。比如，我记得遇见苏西的那天晚上。我和大学时代的男朋友开着车，沿着狭窄蜿蜒的道路驶向北加州一座山顶的校园。苏西行走在中间的车道上，身材苗条，顶着一团波涛汹涌的卷发。我们停在她身边，提出载她一程。这个我已经久闻大名的女生突然活生生地坐在我的汽车后座。我转过头打招呼，她的脸庞不时被路灯照亮：唰，高颧骨，唰，红扑扑的爱尔兰肤色，唰，友善的双眼，又大又友善的眼睛。我不记得我们在1991年一起去过的每一个印度尼西亚岛屿，却清楚地记得1987年一个秋夜里苏西的样子。记忆顽固不化，善于修正，变幻无常。我将要告诉你的都是经过扭曲、充满偏见和欲望的回忆，正如任何历史一样，全是我的一家之言。时间以回溯的形式塑造事物，常常把它们修改成我们希望的样子。我试着记住一切重要的事情，即便是那些我不想记得的事。我反复阅读一直以来所做的记录，但即便是这些记录，也是观点更多于事实。最重要的是，我试着找到一种方法，来讲述一个并非严格意义上属于我的故事。东海岸和西海岸1我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她出生在周五晚上七点之前。一切完美。小巧结实，完完整整，体重五磅多一点。她闻起来有一股切好的苹果片和椒盐脆饼的味道，就像是她刚从那个咸咸的世界降临到这里，天真无邪。但助产士很担心。“就孕龄来说，她偏小了。”她说道，“怀孕期间有什么麻烦或者问题吗？”我想问，心碎算不算。和一只善良的狗狗而非她的父亲同床共枕，这会有影响吗？“另外，”助产士继续说道，“她看上去有点黄疸症状。”“那是遗传了希腊血统的缘故。”我妈妈插嘴道，“我们都黄。”助产士终于把她递了过来，那个软乎乎、皱巴巴的小东西。沾着血迹，脏兮兮的。她并不像我小时候看到的那些娃娃一样温和地微笑着，而是一个真的娃娃，我的宝宝。我闻着她身上的味道，一条直接而明快的突触路径直通大脑深处，每个神经元都在向邻居们窃窃私语。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她，是的。这种反应是一种硬编码。动物通过味道辨别自己的后代。但对于我来说，这就像魔法一样。我想，闻她的味道引发的欢欣感如同第一次吸食可卡因所带来的纯粹的愉悦。子宫外的生命在几个小时后，她开始闻起来不那么像苹果了，更像是一种元素，比如锡或者铁。更加实际的东西，像是园艺工具或者旧硬币，从黑漆漆的土壤中一跃而起，落在我的掌心。经过了对这个孩子几个月来的期待，躲过了急于想透露她性别的超声医师宽泛的提示，在不幸的荆棘中独自入睡，祈祷着跳过孕期，直接进入母亲的角色终于，她来了。像个小足球一样的小人儿，裹在我的臂弯中，自己呼吸着，发出微弱的声音。她在忙着活呢。在她柔软的头发边缘，在她软软的头骨下，我发现了一个淡粉色的草莓状胎记。在接下来的十个小时中，我清醒地躺着，呼吸着她的气息，为我旁边蜷缩着一个小人儿的身体而震惊不已。我不知道她到底是从哪来的。在生物学的意义上，我明白。我懂基因组、微光、理查德巴克纳的音乐、DNA卷曲的螺旋。但那些都无法解释她的存在。她的出生再平常不过（每分钟有二百四十五个婴儿出生），但同时又是令人惊掉下巴的奇迹，足以令一切物质利益黯然失色。这世上本没有她。然后，哇，她出现了。我没有睡觉。我无法入睡。我不想错过任何瞬间。要是她叹气了怎么办？或者噘起她的嘴，或者张开手指，或者举起胳膊？一直到快凌晨三点的时候，我还醒着。这时，一位面容和善的护士走了进来。看到我醒着，做着典型的新父母行为闻着宝宝的味道，他似乎毫不惊讶。他颇为随意地对我说，他们想带她去护士站做几个检查。凌晨三点做检查这种不符合常理的事情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很显然，我的孩子非常健康，做几个检查能有什么坏处呢？我所知道的只有健康的宝宝。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会对着一排安静而微微散发着香草味道的玩具娃娃咯咯笑上好几个小时。它们有着腼腆的笑容和精心制造的塑料头发。我把它们抱在怀里，轻轻拍抚，在它们小小的塑料耳朵边上低声哼唱。它们没有哪个发过烧，或者出过荨麻疹。就连婴儿时代的耶稣（自古至今最著名的宝宝）也是个健康的小人儿。圣婴温柔又宁静。护士向我保证，会立刻把她送回来。没有了她，我感到茫然无措。我操纵着病床，把它抬起来又放下，心神不宁，等待着我的那颗定心丸。一个小时以后，护士空着手回来了。“我的孩子呢？”我问，声音就连我自己听来也是异常惊慌。他给了我一个若有所思的眼神，半是同情，半是安慰，然后说：“我们还得再多做几项检查。”走到门口，他又说：“过几分钟医生会来跟你谈谈。”我还对医院一无所知。一位医生天亮之前就会出现在我的床边，我当时懂的太少，还不知道这有多么可怕。我所想象的未来孩子可能面临的威胁都是外在的。穿着灰色运动衫在操场边游荡的陌生人，在锋利的岩石上磨损腐烂的秋千绳，无处不在的汽车，冷血无情、目光严酷的杀手。这些是我能想象的可能性。疾病从来不在我的焦虑范围内，弯曲的脊柱，凹陷的双颊。就算它曾经进入过这个范围，我可能也一无所知。严重的疾病，危及生命的疾病，都超出了我的想象。如果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我可能会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所以不存在这种可能。我可能会说：“如果我连想象都想象不到，它怎么可能发生呢？”第一次与这个五磅重的小姑娘的父亲约会时，我们去了格林尼治村珍妮街转角一家舒服的小店。就是那种为了走到你的桌子，你不得不侧身挤进过道，还得向屁股碰到的陌生人道歉的小店。落座之后，我们靠在小桌子上，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彼此了解。他说，他最近读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乐商”，也就是生命中的快乐已经确定了，与环境无关。他说他的很低，但猜想我的很高。我从来没听说过“乐商”这个词。我一向都把快乐看作默认状态，是偶然不顺心之后的归宿，再无其他。如果小时候有人让我说出一件对于我的未来确信无疑的东西，我会说：“我将会度过快乐的一生。”并不是说我有一个盲目快乐的童年。我没有。我的童年处在一系列动荡中，但又充满着深切的爱。我那热心又风风火火的妈妈是一位单身母亲，我是她唯一的孩子，她一直在不懈探索着各种选择：男人、工作、生活方式。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加利福尼亚。有一段时间，我在一座山顶上的网格穹顶建筑里上学。一群山羊吃着外面田野里长长的金色的草。有时，我们无论男生女生都赤裸着上身在它们之中奔跑。有一位男性老师很喜欢看，喜欢得出奇。我的世界里，一切都移动得太快，我的任务就是跟上它们的速度。不过，我萌生的念头是，等长大以后，我会很快乐，不会再有任何不幸。这就是青春的乐观。我一直保持着这种乐观，直到三十岁甚至三十一岁的时候。在珍妮街的第一次约会中，在我看来，“快乐的一生”并不包括生一个需要大量新生儿医学治疗的孩子。或者独自一人在心碎中度过孕期。这些可能性在珍妮街的转角丝毫不见痕迹。我所看到的只是眼前这个男人，他穿着熨烫得平平整整的蓝色正装衬衫，带着害羞又狡黠的幽默讲着一个个笑话。我们的沙拉上桌时，我发出惊讶的轻呼，他眼中露出愉悦的目光。“你总是如此热情地迎接食物吗？”他问。“不总是，”我回答，“只是有时如此。”只是现在。早上四点钟来的医生个子不高，戴着方框眼镜，有一张柔和的圆脸。神色愉悦，带着坏消息，他看上去为即将要说的内容深感痛苦。他先解释说，孩子有种什么东西很高，但是我没听懂。他强调“患者”需要转诊到更大的医院去。“好。”我说，试图在软塌塌的睡衣上找回一点尊严，“但她到底怎么了？”“你的孩子有脑损伤或者”他停下来，环顾四周，仿佛在寻找遗失的东西，“死亡的风险。”我为他感到尴尬。很显然，他走错了房间。他一定是把我的孩子和另一个孩子搞混了。我尽量柔和地指出：“我的孩子是晚上七点出生的，那个五磅五盎司重的女孩，脖子后面有个草莓形状的胎记。”“是的。”他说，“我知道。”但我还是拒绝把“死亡”或者“脑损伤”这样的字眼安到我那好闻的襁褓中的女儿身上。死亡简直荒唐可笑。脑损伤也毫不可能。绝对，绝对，绝对不可能。事实上，我想问的问题和脑损伤这个字眼根本不相关。我的问题是：我什么时候能带她回家？但是，医生还是认真而诚恳。我决定配合他。“好吧，”我说，“好，是的，好吧。然后我们怎么做？”他解释说她的红细胞缺少稳定性，会在血流中破裂，里面的铁进入血液，在她的血液里自由流动，有进入脑部软组织的风险。“你到底想说什么？”我问，“她可能会脑子不灵光吗？”他以考量的目光看着我，沉默了好一阵。“这是幽默，”他终于开口，“常见的应对机制。”他走到门口，又说：“我们需要立刻清理她的血液。我们会把你们转诊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中心。救护车已经在等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中心，我不会选择在那里生孩子，那个大城市里的医院。跨过金门大桥，高高的银色堡垒矗立在山顶。那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新生儿最不想去的地方。第二次约会，我们在第七大道一家明亮又吵闹的小饭馆吃饭。我告诉自己，如果粗糙的照明灯下面的胶板可以让人觉得浪漫的话，那这算是命中注定。他让我写下我的“小饭馆里的担忧”，那些担心无足轻重得能够写在盘垫纸那柔软如羊皮纸般的表面上。我不记得自己写了什么。应该是编了一些东西，让我看起来有种法式的理智，或者在政治上具有勇气，如果达不到这两点，至少能够看起来神秘莫测。我那时还年轻，在纽约城有一套公寓，在大学里有份不错的工作，看起来与一位严肃而和善的男人正处在一段富有意义的关系的巅峰，根本没什么“小饭馆里的担忧”。但是他问了，他希望把我关注的事记在一张盘垫纸上，我很喜欢这点。之后，我了解到，他通常会把学生说的话、他们的目标、他们喜欢的文学作品中的英雄记录下来，以此来避免他们误入歧途，不断了解他们所希冀达到的目标。一开始，这看起来有些过头。但后来，我着迷于他的行为方式。他想要了解、理解并记住人们是谁，他们怎么样。最好的一点是他知道，探寻真相最好的方式就是写下来。在纸张上，他能够看到自己学到了什么，能够弥合手眼之间的距离，或者是眼睛和心灵之间的距离。他可以把一个女孩的“小饭馆里的担忧”累加起来，看看会得出什么。救护车司机让我坐在前面。“孩子怎么样了？”我问。“她会待在后面，和护理人员在一起。”他说。“护理人员很好，”我说，“但是他们并不了解她。”“我们只是过个桥，”司机说，“她会没事的。”这个时候，我可能会在这次出车日志中被记录为好斗的妈妈。逻辑上，我明白司机对我出生不到二十个小时的女儿需要紧急转到新生儿ICU并不负有责任，但他也不明白，我的整个世界是如何与她一起关在保温箱那个塑料盒子里。我的任务是和那个塑料盒子在一起，不论发生什么。“事实上，我打算和她坐在一起。”我说。我试着让自己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