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C0214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文字版商务印书馆2011）.pdf

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理法卢梭著李平沤译2011年北京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DUCONTRAT SOCIALOU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Garnier-Flammarion嘉尼埃-弗拉玛尼翁出版社1966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社会契约论/（法）卢梭（Rousseau，J.J.）著；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ISBN 978-7-100-07104-8.社.卢李.政治哲学法国近代.D095.654.1B565.26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68022号所有权利保留。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理法卢梭著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出版（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邮政编码100710）商务印书馆发行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ISBN 978-7-100-07104-82011年月第1版开本1/322011年月北京第1次印刷印张定价：元译者前言他(1)是法国大革命的先驱。罗伯斯庇尔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它探讨的是政治权利的原理，它的主旨是为人民民主主权的建立奠定理论基础。它的问世，是时代的需要，是人类社会向前进步的产物；它正确回答了历史进程提出的问题：法国命运的航船驶向何方？人类是幸运的，人民是伟大的，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总有人指引前进的道路，人民总能及时做出正确的抉择。“在18世纪的法国政治思想领域里，存在着三种改革国家政治制度的学说：孟德斯鸠主张立宪君主制，伏尔泰主张开明的君主制，(2)而卢梭主张民主共和制。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最终选择了卢梭的主张，实行民主共和制。”(3)一、“我把我的一生献给真理。(4)”笔者在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主权在民Vs“朕即国家”解读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引言中，有几段话谈到社会契约论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产生的影响，现略加修改和删节，引录如下：卢梭在社会契约论正文前的“小引”中说他这本书是一篇“简短的论文”，是从一部“内容极为广泛的著作中摘录出来的”。他说：“就这部著作已经写好的文字中可供采择的各部分而言，以这一部分最为重要，因此我认为还不是不值得奉献于公众。”他这个话是1762年说的，说得很谦逊。卢梭没有料到的是，时隔二十七年之后，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一爆发，他这篇“简短的论文”不仅“可供采择”，而且变得家喻户晓、广为人知，人们一谈到“自由和平等”，一谈到人民是“国家的主权者”，人民的主权“是不可转让的”，就要从他的社会契约论中寻找依据，就要用这本书作为他们推翻君主专制和建立民主制度的理论武器。社会契约论1762年发表时，作者署名为“日内瓦公民让雅克卢梭著”。有趣的是，恰恰是这位作者热爱的日内瓦共和国(5)对这本书谴责得最厉害，说它是“胆大妄为的，可恶的，亵渎宗教的，试图打倒教会和推翻各国政府的”。在社会契约论出版后的第二年，即1763年，有人发表了一篇文章，题名为宗教雪耻驳斥亵渎宗教的作者，指摘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一本“煽动暴乱的书”。有一个名叫贝尔蒂埃的耶稣会教士，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发表后不久，便着手写一本评让雅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几乎逐章逐段地批驳社会契约论中的观点，为君权神授说大唱赞歌。然而，等到他的书经过图书审查官的审查，于1789年6月15日批准出版后仅一个月，即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便攻破了巴士底狱，拉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帷幕，应验了那些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提出指摘的人的谶语。卢梭逝世于1778年，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当然不是由他和他的社会契约论直接发动或煽动起来的；大革命的爆发自有它内在的和外在的原因，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它的爆发和发展起到了催化和推动作用，则是世所公认的。在当时革命运动的领袖人物发表的文章和演说中，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的论点，比其他任何一个思想家和政论家的言论被引用的次数都多。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卢梭的人都承认他这本书在点燃革命烈火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如梁启超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中所说的：卢梭的民约论(6)在“欧洲学界如旱地起一霹雳，如暗界放一光明，风驰云卷，仅十余年，遂有法国大革命之事。自兹以往，欧洲列国之革命纷纷继起，卒成今日之民权世界。民约论，法国大革命之原动力也；法国大革命，十九世纪全世界之原动力也”。(7)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小引”中所说的那部“内容极为广泛的著作”，指的是他1744年开始思考和着手撰写的政治制度论。关于这部书的写作的起因和经过，他在忏悔录中是这样说的：我在威尼斯的那段期间(8)，有些事情使我看出那个被人们如此夸赞的政府竟有许多缺陷，因此，在十三或十四年前，我对政治制度论这本书的写作就已经有了初步的轮廓。此后，由于我从历史的角度去研究伦理学，我的眼界便大为开阔。我发现，所有一切问题的根子，都出在政治上。不论从什么角度看，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人民不是他们的政府的性质使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就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我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尽可能好的政府”这个大问题，可以归纳成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性质的政府才能培养出最有道德、最贤明和心胸最豁达的人民？”总而言之一句话：什么性质的政府才能培养出按“最好”二字最广泛的意义说来足可称为“最好的人民”？我还发现，这个问题与另外一个尽管与它有所不同但是是极其相似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政府才能由于它的本性的驱使，行事处处都合乎法律？”(9)从这段叙述可以看出，他当初写政治制度论的主旨，以及他后来在社会契约论中反复发挥的理论，都集中在解决一个他比喻为“几何学上的化圆为方问题，(10)即如何找到一个能把法律置于一切人之上的政府形式”。(11)政府的形式问题，是社会契约论第3卷着重论述的问题。卢梭在该卷第1章特别提请读者注意“本章必须仔细阅读”。后来，他在山中来信（1764）第5封信中又对“政府这个词的确切意义”做了解说，词句更加简明，对阅读社会契约论大有帮助，因此我们将它一并译出，作为脚注，加在第3卷第1章。在18世纪的法国，谈论政府的形式问题，是一个必然会触怒当局的问题，因为当时的法国实行的是君主专制制度，政府的形式早已确定。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而卢梭在书中竟然提出政府的形式问题，这难道不是在向国王挑战，要颠覆王国政府吗？路易十五的王国政府1757年4月16日颁布了一道法令，通告全国：“无论何人只要撰写或指使他人撰写和印刷反对宗教和国王权威的文章，都将被处以极刑。”皇皇禁令悬诸国门，晓谕天下，难道卢梭不害怕触犯王国政府的禁令吗？他没有害怕，没有退缩；他继续写他的书，终于在1762年将社会契约论“奉献于公众”，实践了他遵循的座右铭“我把我的一生献给真理”。二、卢梭为揭示真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社会契约论出版于1762年4月，一个月以后，即1762年5月，爱弥儿出版。这两本书一问世，便遭到日内瓦和巴黎当局的查禁，书被当众焚毁，作者的人身受到威胁：6月9日，巴黎高等法院发出逮捕令，捉拿卢梭。幸得友人的通风报信，卢梭及时连夜出逃，从此开始他长达八年之久的流亡生活，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到处被人驱赶，直到1778年7月2日他在埃默农维尔逝世时，对他的逮捕令还没有撤销，他的身份依然是一个负案在逃的犯人。然而，历史是公正的，人民对这位为传播真理而著书立说的作者是怀着钦敬和感激之情的。1794年10月，法国国民公会重置棺木，将卢梭从埃默农维尔移葬首都“供奉不朽的人的殿堂”巴黎先贤祠邦德翁，供世人永久瞻仰。三、社会契约论的两个稿本社会契约论有两个稿本：一个初稿本，一个定稿本。(12)初稿本现藏日内瓦图书馆，通称“日内瓦稿本”；定稿本藏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通称“巴黎稿本”。坊间所见的社会契约论，就是按1761年11月卢梭交给阿姆斯特丹的书商雷伊的定稿本排印的。这两个稿本没有什么理论陈述上的重大差别，只是在章次的编排上有几处变动：（1）关于主权问题的论述，在初稿本中原列第1卷第4章，而在定稿本中移到第2卷第1章。（2）定稿本第4卷第8章论公民的宗教信仰，在初稿本中是手写在第2卷第2章论立法者第46至51页背面的。从论立法者末尾几段涉及宗教问题的文字看，在有关宗教和政治关系的论述中，是不可避免地要接着谈论国家的成员公民的宗教信仰问题的，可是，在卢梭交给雷伊的定稿本中却把它删去了，只是在已经开机印刷之后，才把这部分材料加以修改，加上标题，寄给雷伊，排列在第4卷第8章。（3）两个稿本最大的差别是：初稿本第1卷第2章论人类的普遍社会，在定稿本中被完全删去。研究家认为，被删去的原因是由于这一章的内容让人们一眼就可看出是为批驳狄德罗1755年发表在百科全书第5卷中的自然权利(13)而写的。卢梭对狄德罗的观点的批驳，笔调十分辛辣，有些地方甚至近似嘲讽。据卢梭本人后来在忏悔录（第9卷）中谈到社会契约论的写作经过时说，他在书中“唯一要贯穿始终的，是条分缕析地阐述理论，而不能有任何一点讥刺和偏激的词句”。因此，在社会契约论这样一本政论著作中不宜收入一篇笔调辛辣的文字，再加上这一章中的有些论点在他的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中已经讲过了，因此决定在定稿本中将它删去。不过，这一章中的有些论点，对了解人类政治社会的起源，还是有用的，因此将它译出，作为附录，供读者参考。四、爱弥儿中的游历社会契约论的撮要在卢梭的爱弥儿第5卷中，有一大段可以单独成篇的文字，标题游历（Des Voyages）(14)。这篇游历讲的不是游山玩水，不是去参观什么景区或景点，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旅游”。“游历”与“旅游”虽只一字之差，但概念完全不同；概念不同，目的就迥然两样。这篇游历的主要内容，大部分摘自社会契约论，实际上是社会契约论的节略本或通俗本；它讲述的是老师带着他的学生爱弥儿去遍游欧洲，考察各国风土人情的差异和政治制度的良窳。老师告诉爱弥儿：“为了观赏一个国家的山川而去游历，和为了研究一个国家的人民而去游历，其间是大有区别的。”卢梭不赞成带着学生“从这个城市跑到那个城市，”他认为，“要真正研究一个民族的天才和风尚，应当到边远的省份，正如在最大的半径的尖端才能最准确地量出一个弧形的面积一样，我们在边远的省份才最能看出一个政府的好坏。”(15)这篇游历的文字十分畅晓，析理简明，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启发人们对许多艰深的政治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对阅读社会契约论原书是很有用的。谨向各位读者简介如上。李平沤2009年4月于北京惠新里【注释】(1)指卢梭。引自罗伯斯庇尔于法国共和历二年花月（1794年5月）19日在国民公会发表的演说。(2)伏尔泰虽然是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但他并不主张赶走国王。他认为哲学家可以引导和启迪国王做开明的君主。他这套主张曾经在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身上做过尝试，但没有取得成功：他到柏林与腓特烈二世相处仅一年多，这位国王就像“扔掉榨干了汁水的橙子皮似地”把他打发走了。(3)见拙作主权在民Vs“朕即国家”解读卢梭社会契约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4)这句话是卢梭的座右铭。1759年3月18日他决定以这句话激励自己，并专门刻了一方镌有这句话的图章。(5)在18世纪，日内瓦是一个城邦式的共和国。关于这个共和国的描述，请参见达朗贝尔给百科全书第7卷写的日内瓦（李平沤选编：法国散文精选，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6)民约论，社会契约论的旧译名。(7)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上海广智书局饮冰室文集（上），学术第2页。(8)指他1743年8月至1744年9月在法国驻威尼斯使馆担任秘书那段期间。(9)卢梭：忏悔录，第9卷，巴黎袖珍丛书1972年版，下册，第122页。(10)“化圆为方问题”，即：作一个与已知圆的面积相等的正方形问题，这是古希腊几何学上的三大难题之一。(11)1767年7月26日卢梭致米拉波侯爵（17151789）的信；着重号是原有的。(12)另外在瑞士纳沙泰尔市图书馆还收藏了卢梭手写的十几个与社会契约论的论述有关的“片断”。(13)这一章的原标题尤其引人瞩目：论自然权利和普遍社会，这显然是在批驳狄德罗。(14)见卢梭：爱弥儿，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下卷，第6907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