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中古时代：一次重要的历史地理转向_唐晓峰.pdf

2023.3|113证明。汉唐式国家没有能在这同一片土地上这么做过；理藩院的这一套机制，也不是从汉唐式国家模式中衍生出来的。两种不同的国家建构模式，还拥有非常不同的国家治理的理想目标。汉唐式国家的理想目标是“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即以汉文明和儒家伦理去覆盖全部国家版图。元清模式的理想目标则是包含诸多不同人群及其文化，互相间离、互不相扰的多元型帝国。它没有想在全国推行清一色的蒙古文化或满洲文化。官颁五体清文鉴把满、蒙、藏、汉、回（指维吾尔）五种文字一起列为最重要的官方书面语。这与辛亥革命时提出的五族共和口号，二者间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从上述观点看问题，北亚东北亚边疆帝国未曾汉化的那一面中，恰恰包含了使它们之所以能对中国历史作出最具创造性贡献的那些因素。这一点在我们有关中国历史的叙事中，似乎长期被忽略了。（注：本文系复旦大学项目“西北中国疆域化的历史进程”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姚大力，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上海，200433。北京城诞生于三千多年前周人灭商的时代，在其历史发展的前期只是一座边地城镇，然而在其历史发展的后期，巨变为全国的首善京师。在这一巨变之中，包括历史地理方面的重要转向。甚至可以说，这一具体历史过程，乃是以历史地理方面的重要转向为基础的。本文拟对这一历史地理转向做一考察，考察的重点，是北京的中古时代。中古时代，是北京走向全国政治中心的启动时期。一、中古时期北京北方长城防线的南移我国北方长城防线的形成始于战国秦汉时期。在北京地区的北方地带，则是战国时期的燕国始创长城。史记卷 110匈奴列传记载：“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至秦代，燕长城继续被利用，故这一长城被连称燕秦长城。经考古学考察与研究，燕秦长城遗址尚存，大致在今内蒙古多伦、河北围场、内蒙古赤峰、敖汉一线。从自然地理特征来看，燕秦长城的位置，是设在了燕山山地的北部，也有在燕山山地与坝上高原的交接处。总的形势是，燕山山地基本被包括在了长城之内。此期间的蓟城（今北京城前身），距离长城较远，且隔以一系列郡县。燕国始设五郡，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一字排开，在蓟城的北面。这些郡县是长城守卫责任的直接承担者，或者说，是长城防御体系的实际组成部分。蓟城则并不直接属于长城防御体系。例如在汉代，蓟城常为封王驻地，这些封王并不是长城防线守军的指挥者。长城防线的战斗，由一批以郡太守为代表的朝廷命官及特派的将军率领。这一点对于理解当时的蓟城历史地理特征极为关键。到北魏时期，其与北方柔然的对立防线也是偏于大北方。其西段是重点段落，即以六镇为代表的防线，这六镇自西而东是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此六镇分布，甚至达到阴山北部（例如武川镇等）。东段的怀荒镇在今张北县一带，其与燕秦长城线大体对接。这一偏北的防线，反映了中原势力的强大。而当中原形势衰微之时，这条防线则随之动摇。北魏后期，因都城南迁洛阳，北方六镇地位下降，加上经济日益残破，最终引发起义。六镇起义，以及随后的河北起义，致使北魏政局大乱，终于分裂为东魏、西魏。随着北魏的解体，北方柔然乘机南侵，原燕秦长城北魏六镇防线被突破。蓟城所在的幽州地区，甚至更南部的易县一带，也成为柔然侵扰之地。据北史卷 98蠕蠕列传记载，东魏元象元年（538），柔然首领阿那瑰率众侵扰范阳（今涿县），深入幽州腹地，南至易水。东魏权臣高欢根据新的南北对峙形势，提出在北京的中古时代：一次重要的历史地理转向唐晓峰114|江汉论坛燕山南部边缘地带修筑新的防线。北齐书卷 2帝纪第二记载，东魏武定三年（545），高欢上言，“幽、安、定三州北接奚、蠕蠕，请于险要修立城戍以防之，躬自临覆，莫不严固。”高欢子高洋代东魏建立北齐，则继续在这一线大举修筑新的长城。北齐书卷 4文宣帝纪记载：天保六年（555），“发夫百八万人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余里。”又在天保七年下记：“先是，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在天保八年下记：“是年，于长城内筑重城，自库落拔而东，至于坞纥戍，凡四百余里。”这一连年修筑的新的北齐长城，位于燕山南部边缘，相对于原燕山北部的燕秦长城，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可看出两个新的特点。首先是优化防御体系。原来的燕秦长城在燕山北部，致使整个燕山山地成为其后援地区。这一格局对于长城沿线的后勤支撑非常不利，山地崎岖，调动人员，运送物资都十分艰难。长城防线本来漫长，必须具备快速反应的能力，但山地在这一点上却是低效的。北齐新长城防线设在燕山山地南部边缘，接近平原地带，以富庶的平原为后援地区，首先在物资供应上便利了许多。此外，集结军队的速度也提升了很多。这些都有利于长城防守战略战术的改善。北齐新长城防线引起的另一个重要地理格局变化是，原来远离长城的蓟城，变为长城近前的重镇，这使蓟城并入了长城防御体系。此一变化提升了蓟城的地位，特别是增强了其军事属性、军事地位。可以说，这时的蓟城才真正融入北部边疆，并成为边疆军事首长首选的驻地。这里，我们讨论两个人文地理概念：边缘与边疆。边缘是指特定区域的周边，其属性（例如社会文化特征）基本上与本区域一致。边疆则是指两个不同区域的交接地带，呈现两个区域特征的混合状况，具有过渡性、两面性。蓟城此前主要是一个边缘城市，是一座典型的华北城镇。但由于与北齐长城的结合，蓟城日渐转变为一座边疆重镇。一方面其军事属性日益加强，另一方面，在社会面貌上开始出现民族杂居的情形，这一特征在唐代已经十分明显。对边缘、边疆两个观念的仔细分辨，有利于理解北京地区后来的历史地理发展。二、中古时期北京地区的高度军事化在中古时期，随着北方及东北方民族的同时壮大，北京地区所面临的军事压力是空前的，所谓“东威九夷北制胡”。“九夷”是形容东北部民族群体之多样，例如同罗、奚、契丹、室韦等。北齐时期，虽然筑起长城，但形势依然是紧张的。如河清三年（564）秋九月乙丑，“突厥寇幽州，入长城，虏掠而还。”闰九月乙未，突厥复入塞，侵扰幽州地区。（此期间，在蒙古高原地区，突厥已然取代柔然。）北齐幽州刺史斛律羡率兵却敌，进一步加强长城的防御设施，“以北虏屡犯边，须备不虞，自库堆戍东拒于海，随山屈曲二千余里，其间二百里中凡有险要，或斩山筑城，或断谷起障，并置立戍逻五十余所。”按幽州刺史治所在幽州蓟城，长城防线的强化必然连带地推动蓟城及周围地区的军事化。蓟城地区的军事化在隋唐时期达到高峰。在隋唐两朝，以统一王朝的强势，对北方及东北方采取主动进攻的战略。其中“近古未有”之辽东之役，使幽州蓟城这个经略东北方向的唯一战略基地也出现了近古未有的军事态势。隋大业四年（608），隋炀帝兴辽东之役，“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这是一条具有军事意义的大渠，它在北京地区的出现，预示了一个大时代的来临。隋大业七年，隋炀帝征高丽，亲自乘龙舟通过永济渠至涿郡。大业七年，“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大业八年正月，“四方兵皆集涿郡”，“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称二百万”。可以想见，当时北京地区的军事盛况是何等壮观！在举行了盛大誓师仪式后。“癸末，第一军发；日遣一军，相去四十里，连营渐进。终四十日，发乃尽，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亘九百六十里。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隋代征伐东北的战略被唐代继承。唐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诏发幽州等各地兵十余万，分海、陆两路伐辽东。陆路大军仍集于幽州，军需物资亦沿永济渠达于幽州。旧唐书卷 3太宗本纪下记载：贞观“十九年春二月庚戌，上亲统六军发洛阳。三月壬辰，上发定州，四月癸卯，誓师于幽州城南，因大饗六军以遣之。”但辽东之役并非一帆风顺，十一月，兵还幽州。唐太宗于蓟城内东南隅建悯忠寺，以祭悼阵亡将士。蓟城之内因此出现了一个永久性的战事纪念物。悯忠寺后改名法源寺，今仍在，位于北京宣武门外教子胡同。2023.3|115幽州蓟城的军事性质持久不衰。天宝年间，范阳节度使（天宝元年改幽州节度使为范阳节度使）统领九军，共九万一千四百人、马六千五百匹，治所在蓟城。蓟城内驻军三万人、马五千四百匹。这几乎成为幽州蓟城的常态。幽州地区的军事意象已深入社会认知，唐代诗人贾至在燕歌行中写道：“国之重镇惟幽都，东威九夷北制胡。五军精卒三十万，百战百胜擒单于。”北京地区军事化的增强，必然导致这里军事长官的权力膨胀，唐代安禄山在蓟城的出现不是意外之事。天宝元年（742），安禄山任平卢节度使。天宝三年，兼任范阳节度使。天宝十年，兼任河东节度使。一身三任的安禄山已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凡十五万众，号二十万，反于范阳。”安史之乱后，中原衰落，东北方契丹崛起。唐朝后期，幽州地区处于藩镇割据状态。陈寅恪曾感慨随之出现的严重分裂状况：“盖安史之霸业虽俱失败，而其部将及所统之民众依旧保持其势力，与中央政府相抗，以迄于唐室之灭亡，约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河北幽州等地与中央朝廷的疏离关系，在五代后晋时，终于酿成恶果，石敬瑭为获取契丹的支持，轻易地将幽云十六州让与契丹。石敬瑭此举并非突然，幽州等地在实际上已经脱离中原王朝。三、从军事特区演化为政治特区这里所称的“特区”当然不是“顶层设计”的区域，而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具有突出特征的社会区域。自安史之乱至五代前期，幽州一带在军事枭雄掌管之下，一直保持巨大的军事优势和军事独立性，这种军事优势与独立性是比较纯粹的，即在政治上并无前景。尽管有些军事首领有进一步做皇帝的野心，但并无这个条件，他们也没有这个能力。那些节度使之间的关系是既互相勾结，又互相牵制。在对抗朝廷时，他们一致行动，在无朝廷威胁时，则相互厮杀。这种状况在转入契丹统治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那些军事首领在强大而又近在咫尺的契丹人面前，完全丧失了自身的力量。例如称霸一时的赵德钧，只能在辽太宗耶律德光面前俯首。对于中原一方来说，幽云十六州的转手，意味着一个重要军区的丧失。但对于北方的契丹人来说，则是一个重要政治区域的获得。也就是说，幽云十六州在契丹人眼中，其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在幽云十六州正式割让契丹的天福三年（938），辽太宗立即升幽州为幽都府，立为南京，为陪都。这种迫不及待反映了契丹统治者早已具有了的一个发展战略，即跨越燕山向南扩展（太祖耶律阿保机即有此目标，希望把幽燕与草原连结在一起。）幽云十六州的转手，是意义极其深远的历史政治地理大事件。它使北方游牧民族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地理机会，这一地理机会符合北方民族南下发展的历史大方向。他们以长期治理而不是短期占用的理念对待幽州地区，对于北方民族来说，这是一项进步。他们不失时机地将幽州地区立为陪都南京，是极其正确的选择。在对华北大片汉地的经略中，契丹统治者获得了很多正面的历史经验，如辽太宗耶律德光所表达的“三失三得”，“三失”：“纵兵掠刍粟，一也；括民私财，二也；不遽遣诸节度还镇，三也。”“三得”：“推心庶僚、和协军情、抚绥百姓三者而已。”按幽云十六州地区以及契丹人往来的其他华北地区，并不是一片单纯的“土地”，而是有着历史深度与文化深度的社会区域。这一地区携带着强大的华夏基因（传统），其对契丹民族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由于上古时期燕国的长期开发，“幽州”已进入周礼职方“九州”的名单，获得了正宗的“华夏”地位。职方的“九州”与尚书禹贡九州不同，为：冀州、兖州、青州、扬州、荆州、豫州、雍州、幽州、并州。（禹贡“九州”有徐州、梁州，而无幽州、并州。）幽州之所以获得这一名誉，其实际社会发展水平也的确是相当高，如燕国的督亢之地便天下闻名，秦王曾为之心动。这些深厚的华夏社会基础，加入契丹国家体系后，在推动契丹等民族吸收中原文化、提升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