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A1010 [美]R．K．默顿-科学社会学（上、下册）（鲁旭东、林聚任译文字版商务印书馆2011）.pdf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出版说明我馆历来重视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1981年开始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积累单行本著作的基础上，分辑刊行，迄今为止，出版了十二辑，近五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丛书”所列选的著作，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在改革开放之初，这套丛书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三十年来，这套丛书为我国学术和思想文化建设所做的基础性、持久性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集中体现了我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这一百年使命的精髓。“丛书”出版之初，即以封底颜色为别，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著作。2009年，我馆以整体的形式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以襄盛举。“珍藏本”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读书界希望我们再接再厉，以原有五类为基础，出版“分科本”，既便于专业学者研读查考，又利于广大读者系统学习。为此，我们在“珍藏本”的基础上，加上新出版的十一、十二辑和即将出版的第十三辑中的部分图书，计五百种，分科出版，以飨读者。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以更加虚心的态度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研究和学习各国发展的有益经验。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任重道远。我们一定以更大的努力，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商务印书馆编辑部2011年3月谨以此书献给我的老师皮季里姆索罗金塔尔科特帕森斯乔治萨顿L.J.亨德森A.N.怀特海他们共同培养了我对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兴趣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社会学中一个发展着的研究纲领的预示（代中译本前言）1罗伯特K.默顿“人生的第三个十年，神圣的多产时期，每一位思想家都在这一时期创造出了后来会产生预期结果的成果。”约瑟夫K.熊彼特1这部书 2 的主题是作者在“人生的第三个十年”所撰写的那部专著，3 该专著由科学史这个当时仍然年轻的学科的权威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提议出版；现在，时隔五十年，这部评述又由今天的科学史权威I.伯纳德科恩主编出版。正如科恩教授在为这部书所撰写的颇有见地、目光敏锐的导言中明确地指出的那样，今天这个学科的思想和制度特性与那时已经迥然不同了。的确，无论就科学思想史家还是科学哲学家而言，都曾经有过一些伟大的先驱性人物，例如，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威廉休厄尔（William Whewell）就是一位开拓者，以后又有（我只列举几个著名的人物）马赫（Mach）、皮尔斯（Pierce）、迪昂（Duhem）、坦纳里（Tannery），以及随后出现的极为重要的亚历山大科伊雷（AlexandreKoyr）。但是显然，正是乔治萨顿，而非他那个时代的其他人，使这个有待开发的领域，使这个往往是曾从事过研究的科学家在其晚年所进行的业余探索，变成了一个确定的学术专业。用科恩教授的话来说，通过一种“超级修道士式的对知识和学术生活的献身”，萨顿不仅创办了国际性杂志伊希斯（Isis）及其兄弟刊物奥西里斯（Osiris，这是一个不定期的杂志，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最初就发表在这个杂志上），而且为这个新生的学科提供了关键性的编年史标准以及基本的学术工具。2如果说，在20世纪30年代初，科学史还刚刚开始成为一个学科，那么，科学社会学最多只能算是一种渴望。当时在全世界，少数孤独的社会学家试图勾勒出这样一个潜在的研究领域的轮廓，而实际在这一粗略设想的领域中从事经验研究的人就更是屈指可数了。这种状况持续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确实，我们从乔纳森R.科尔（JonathanCole）和哈丽特朱克曼（Harriet Zuckerman）的文章中3得知，直到1959年，美国社会学学会中只有1%的会员把更广泛的知识社会学算作是他们相当关心的一个领域，自己承认是科学社会学家的人更是稀少，以至于不能要求单独排列。当然，这种状况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科学社会学目前在知识界正处在一个繁荣时期。在编纂历史的工作中，不必成为一个忘我的自由党人或一个背叛信仰的保守党人，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过去的半个世纪见证了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以及刚刚开始引入的科学心理学、科学政治学和科学经济学的视角）这个远没有完全整合的综合领域，在每一个组成部分和每一个方面的学术发展。正是在这样一个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环境中，我应人之约，对我在30年代的博士论文和以此为基础而发表的那部专题著作谈一谈我事后的思考。在这篇简短的后记中，我不会就大量有关我的专著的批评和评论作进一步的回答，其中有些批评和评论已经编入这部书中，其他一些则由科恩教授在他的导言和其他著作中进行了考察。4我也不想考察那些所谓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4 的意图和主题，因为这部书的正文已经对这些进行了透彻的研究。相反，我将对科恩的导言实际上给这篇后记所提出的一个议题进行探讨。这项议题主要是要探究伯纳德科恩评述的意义：“大部分博士论文都夹杂着一些题外话和脚注，它们包含了有关进一步研究的重要思想或计划。科学、技术与社会也不例外。当一个史学家或传记作家把成熟的默顿主义追溯到科学、技术与社会中原来半隐半现的计划时，他必将感到巨大的快乐。”5我不想等待这个假设的历史研究，也不想过多考虑熊彼特在上述引语中多少有些类似的见解。我将对进一步探索的明确的计划和心照不宣的提示加以考察，这些计划和提示后来成为了我在科学社会学中全力探索的主题，尽管这种探索曾一度中断。可以为这些主题列出一个一览表：1.科学的精神特质；2.站在巨人的肩上：一个自我例证的主题；3.优势积累与劣势积累；4.优先权冲突与正在浮现的关于科学奖励系统的概念；5.科学中的多重发现：战略研究的一个基础；6.科学论文变化着的特性：个人知识与公共知识的差距；7.科学中的问题选择问题；8.社会行动未预料到的结果的恰当事例：“清教与科学”假说。一、简论观念的预示科学和学术中观念的预示或暗示，就是这种隐喻所暗指的东西：它们是一些模糊的提示或者是一些朦胧的尚不完善的陈述，在以后的阐述中变得清晰而明确了。毫无疑问，我已经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在其他论述中指出：极端追求预示，致力于指出太阳下面确实没有任何新东西，很容易滑向一种迷惑人的预示论。“这样，这种追求会意味深长地呈现出这样一个人类奇观：学者和科学家们论证说，后来出现的每一事物必然在以前已经被发现过，而每个人都在孜孜不倦地进行着尝试，试图作出新发现，以便发展”知识。6在其他情况下，沙文主义的信徒会促使人们去寻找新近可以证明的观念的预见，从而导致预示论者提出这样的主张：由某个外群体（例如，某个其他民族或其他思想学派）的成员提出的一个看似新的观念，或者作出的一个看似新的发现，实际上已经被思想上同类的内群体的古代或现代成员预见到了。对于史源考证者或探寻新观念或新发现表面上的根源的人来说，在以前的著作中偶然发现关于相似情况的哪怕是最模糊的暗示就征兆而言，即使这种暗示在新的阐述之前没有被包括该著作的作者在内的任何人注意到（更不用说深究或阐释了），也足以断定那就是一个“预示”。7因此，寻找观念的预示本身是有很多风险的。但是，就目前而言，亦即只要求一个人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寻找一些对他以后研究中所发展的思想的某些暗示，那么这种风险还是相当小的。无论如何，在追溯科学、技术与社会中的几个的预示时，我将尽可能避免学者们所犯的预示论的错误。二、科学的精神特质显然十分清楚，科学、技术与社会集中关注的是科学在17世纪的英格兰出现时的社会文化环境。该书的核心问题是：（1）分析作为一种活动领域的科学在当时、当地的制度化，并把它同在一定程度上与之相竞争的其他兴趣领域加以比较；（2）分析作为一种缓慢出现的社会制度的科学与其他制度（如似乎与之冲突的宗教和周围的经济领域）的互动方式；（3）分析在近代早期的这个阶段科学与技术在其发展中的直接和间接的联系方式；（4）追溯这个时期的经济和军事利益对科学研究问题的选择是否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但是，像20世纪30年代的普遍情况一样，在构想和最终发表这项研究时，我还没有确定科学本身的社会文化结构这个理论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与当时的许多作者相仿，我并没有认识到，像在其他学科中一样，社会学中的理论问题必须先找出来，然后才能予以解决。8当时试图理解科学活动的特性和科学知识的发展的史学家为数不多，社会学家更是寥寥无几，我是其中的一个，像其他人一样，我认识到科学社会学，由于缺少思考科学本身的社会文化结构所需要的概念框架而受到严重的妨碍。无论周围的环境如何影响科学知识的发展，或者，考虑一下我们更熟悉的问题，无论科学知识最终如何影响文化和社会，这些影响都是以科学本身变化着的制度结构和组织结构为中介的。9简而言之，在20世纪30年代中叶，科学独特的社会文化结构被不言而喻地看作是某种类似黑箱的东西，在某些方面，情况现在依然如此。10在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我并没有明确地认识到需要在理论上确立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科学的规范结构，而这是对科学的社会和认识活动进行社会学和史学分析的必要前奏。书中至多有一些概略的提示。这样，也就附带提及了“对作为社会兴趣中心的科学的社会评价”。有一段明确的陈述指出：一旦科学成为牢固的制度之后，除了它也许能带来经济效益以外，它还具有了一切已确立的和复杂的社会活动所具有的吸引力这类群体认可的行为常常可以持续而不受到挑战，几乎没有人对它的存在的理由提出质疑。制度化的价值观被当作不证自明的和无需证明的东西。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在激烈的变迁时期被改变了。新的行为模式如果想要站住脚并成为社会思想情操的中心，就必须被证明是合理的。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存在是以一套新的价值体系为先决条件的。对于新科学来说，也是如此（黑体字为我所标）。11更进一步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科学需要许多人的交流，现代的思想家与过去的思想的交流；它们同样要求或多或少形式上有组织的劳动分工；它预设了科学家是无私利、正直和诚实的，因而有遵守道德规范的取向；最后，科学观念的证实本身，从根本上讲也是一个社会过程（黑体字为我所标）。12对科学的制度化、道德规范以及证实的社会本质的这些附带述及，几乎还难以称作是一个关于作为一种正在出现的社会制度的科学的完备概念。它们仅仅是对这样一种概念的一些探索。至多，它们是一个原始概念的要素：13“一种早期和初步的、特殊化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未详细阐明的观念，而不是一个曾得到明确定义和经过选择的、实际上是普遍化的并且详尽阐明的概念，能够有效地指引人们去探讨貌似多种多样的现象。”14在一个带有伯纳德科恩所希望的半隐半现的计划的脚注中，有关科学规范的概略提示表明，“科学家提高纯科学的地位”是维持“科学研究制度的自主性”的集体努力，就像“试图保持其专业诚实的科学家反对纳粹科学等等之类的要求”那样。这个脚注进一步指出：“作者现在准备研究科学与其周围的各种社会制度之间的这种关系。”15作为其结果，我撰写了一篇论文科学与社会秩序（“Science and Social Order”）提交给1937年的美国社会学学会的会议，但却于1938年发表在美国科学哲学协会的会刊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上，科学、技术与社会也是在这一年发表的。16诺曼斯托勒（Norman W.Storer）业已注意到，正是这篇论文“开始更加关注科学的精神特质本身”。17正如霍林格18详尽地指出的那样，这篇论文和进一步详细说明科学的精神特质的那几个规范的论科学与民主（“Note on Science and Democracy”，1942），是当时似乎由纳粹的霸权主义引发的政治论战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时人们抵制国家社会主义对科学的压力，为了分析这种抵制的社会文化基础，科学与社会秩序引入了科学的精神特质的概念，即“用以约束科学家的有感情色彩的一套规则、规定、惯例、信念、价值观和基本假定的综合体”。19然而，尽管常常涉及“科学的制度化规范”，但在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