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pdf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张杰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 0 1 1.8 I S B N9 7 8-7-3 0 0-1 4 1 0 7-7.中.张.金融制度-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国.F 8 3 2.1中国版本图书馆C I P数据核字(2 0 1 1)第1 5 2 2 6 7号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张杰著Z h o n g g u oJ i n r o n g z h i d ud eJ i e g o uy uB i n q i n出版发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址北京中关村大街3 1号邮政编码1 0 0 0 8 0电话0 1 0 6 2 5 1 1 2 4 2(总编室)0 1 0 6 2 5 1 1 3 9 8(质管部)0 1 0 8 2 5 0 1 7 6 6(邮购部)0 1 0 6 2 5 1 4 1 4 8(门市部)0 1 0 6 2 5 1 5 1 9 5(发行公司)0 1 0 6 2 5 1 5 2 7 5(盗版举报)网址h t t p:/w w w.c r u p.c o m.c nh t t p:/w w w.t t r n e t.c o m(人大教研网)经销新华书店印刷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规格1 7 0mm2 2 8mm1 6开本版次2 0 1 1年8月第1版印张1 6.2 5插页1印次2 0 1 1年8月第1次印刷字数3 0 50 0 0定价3 9.8 0元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差错负责调换1前言本书第一版面世于1 9 9 8年,作为一项纪念经济改革2 0年系列研究中的一种,由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转眼间,1 2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也走过了第三个1 0年。1 2年,对于中国长期制度变迁的历史长河,只不过是一刹那;对于真真切切亲历改革过程“沧海桑田”变化的人们,则是一段不算太短的经历。那么,对于一本书,对于那些需要用时间和经验来检验的命题和假说,1 2年又是一个怎样的时间长度?的确,1 9 9 8年以来,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发生了不少新的变化,作为对这些新的变化的理论回应,笔者先后撰写了 经济变迁中的金融中介与国有银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 0 0 3年版)和 中国金融制度选择的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 0 0 7年版)两部专门著作。尽管我一直坚信,“面对 常绿的金融制度变迁过程,再鲜亮的理论都是 灰色的”,但却一直保持着对这本“老”书的偏爱。我之所以如此地“敝帚自珍”,个中缘由大概是,一方面,它是倾注心血之作,也是学术风格形成之作;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我坚持认为1 2年前的“分析框架和基本观点在总体上并不过时,对当下的金融改革过程仍具解释力”。后来那两部“姊妹篇”对这本“老”书的内容与命题的确有所扩展,但那只是补充性的,而不是建构性的。此外,笔者虽不敢贸然自诩本书为国内最早试图在主流经济学框架中系统描述中国金融制度变迁过程的学术著作,但它也的确提供了观察与分析中国金融制度演进的初步理论框架,其中所包含的一些有意义的命题与假说已经部分地得到既有金融改革实践的检验。此次再版,除对第一版少量的文字错漏做了改正之外,就内容本身未作任何改动。有些读者曾经建议我对书中原有的相关观点与命题进行扩展,或者至少应2当更新有关数据,最终我还是婉拒了这些建议。窃以为,保存本书的原貌以及可能存在的瑕疵,真实记录曾经的学术足迹,未尝不是一种合理而妥当的选择。尤须提及的是,本书第一版出版以来,一直得到读者们的厚爱与支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读者直接或间接地向我索要本书,因为他们中的不少人曾经遍寻大小书店而未果,方知拙著已售罄多年。抱歉之余亦感欣慰,未曾料想本书虽付梓经年,市场中仍存可观之需求。以上这些便构成了本书再版的直接理由。借此次再版之机,理当表达对广大读者们的深深谢意,并恳请各位新老读者不吝赐教。张杰2 0 1 0年1 1月1 8日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1目录导论1第一节国家、产权与制度结构1第二节二重结构中的金融制度4第三节一些基本假定7第四节方法论1 3第五节对既有研究的评论与本书的结构安排1 6第一章制度结构、国家与国有金融制度安排2 0第一节制度结构与国家角色2 0第二节国家模型及其扩展性解释2 1第三节国家效用函数、垄断性产权及其扩展路径2 3第四节国有金融制度安排的形成与演进:改革前的情形2 6第五节国有金融产权边界的扩展:改革后的情形3 0第二章货币化与国家的金融控制3 4第一节货币化区间与货币化收益3 5第二节关于“强金融”问题3 8第三节国家的金融控制与国有金融制度的两难选择4 1第四节国家的金融控制与退让:一个被部分检验的假说5 2第三章垄断金融安排的金融增长效应5 5第一节货币化与金融增长:一般性说明5 5第二节金融产权的垄断结构与金融增长绩效5 6第三节金融的真实增长与名义增长:初步估计5 82第四节超常规金融增长假说6 6第四章渐进改革中的金融支持6 9第一节转轨中的增长与金融因素6 9第二节金融补贴与体制内产出增长8 1第五章转轨中的货币需求模型8 8第一节金融深化的理论模型:一种综述8 8第二节转轨条件下的中国货币需求函数:重要的是货币收益率吗?9 8第六章金融制度的过渡安排1 1 1第一节何种金融制度安排更有利于转轨中的储蓄动员?1 1 1第二节关于“金融约束”1 1 5第三节体制外增长中的金融安排1 2 2第四节金融三元主义1 2 8第七章国有金融组织规模的扩展与收缩1 3 1第一节再论垄断金融产权边界的扩展1 3 1第二节金融组织的拥挤模型1 3 7第三节金融组织的空间竞争与空间分布1 4 2第四节国有金融组织规模的收缩1 4 9第八章国有金融制度的产权困境与求解路径1 5 9第一节关于国有金融产权的困境1 5 9第二节国有银行的呆账模型1 6 6第三节是注资求解还是交易求解1 8 0第九章地方性金融安排的进入与金融制度变迁逻辑1 9 8第一节信贷市场结构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1 9 8第二节信贷市场的进入方式2 0 6第三节中间过渡因素与中国金融制度的变迁逻辑2 1 9附录二重结构与制度演进 对中国经济史的一种新的尝试性解释2 2 2附录国家控制金融的收益与成本:分项计算资料2 3 9参考文献2 4 5第一版后记2 5 51导论中国现存的金融制度是总体制度结构演进的一个长期过程的结晶。我们可将要付诸考察的1 9 7 81 9 9 6年这将近2 0年的金融制度变迁视为长期制度结构演进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或者演进片段,这一演进片段可以集中反映总体制度结构演进过程的积淀与绩效。显然,我们有必要在这近2 0年的“短期过程”与总体制度结构演进的“长期过程”之间建立某种令人信服的逻辑联系。而这又进一步需要在一个特定的研究框架内描述影响中国“长期过程”的制度结构与制度演进图景。第 一 节国家、产权与制度结构中国的制度结构相对于其他国家是十分独特的,基本情形可以概括为:发达而富有控制力的上层结构,流动性强且分散化的下层结构,但在上下两层结构之间却缺乏严密有效且富于协调功能的中间结构。我们姑且将这种情形称之为制度的“二重结构”。上述二重结构的形成有一个十分吸引人的演进过程,国家与产权这两大要素的作用次序与联系形式是理解这一过程的关键。从理论上讲,“理解制度结构的两个主要基石是国家理论与产权理论”,“因为是国家界定产权,因而国家理论是根本性的,最终是国家要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有关此问题更为详尽的讨论,请参阅本书“附录”。2责”;另外,如果离开产权,人们也很难对国家作出有效的分析(诺思,1 9 8 1,第1 7、2 1页)。我们不妨以封建制度安排的形成与解体过程为例来加以说明。封建主义是决定一种制度结构中产权形式如何产生并与国家达成何种联系的关键阶段。根据我们的初步研究,在中国,国家相对于封建主义是先入为主的,它直接参与了封建主义的“创造”。由于封建领主是封建国家的直接代理人,因此在他们与平民之间实际存在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控制与监督关系,而不是相互依存的契约关系。当封建国家足够强大时,封建领主作为一级代理人,并不拥有所有权,只代表国家对平民及其财产进行控制;而当封建国家力量式微时,封建领主便一般都自立门户,直接行使对平民及其财产的控制权与所有权,也就是说,蜕变为新的封建国家。因此,在中国,国家一直支配着产权形式,平民与封建领主之间微弱的契约关系与产权保护关系使得他们在封建主义演进过程中一直未能形成稳定的产权形式以及与此相对应的独立谈判能力。这样,当封建主义解体之后,国家与平民产权形式之间的力量对比出现极不对称的格局:一方面是强大的国家控制;另一方面是分散而虚弱的产权形式,这决定了中国经济史演进的基本走向与绩效。相比之下,西欧的封建主义则呈现出另外一种图景,其最鲜明的特征是封建领主与平民之间的契约关系先于国家的出现而建立。一旦这种契约关系确立,封建领主便逐步成为君主与平民之间的中间缓冲力量,并且在面对外力的侵扰时保护平民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领主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君主偏好的代理人,他们拥有相对独立的产权形式,而且在他们之间又时常存在各种形式的竞争(包括政治的和经济的);在竞争存在的场合,领主们也就不会对平民为所欲为,有内在积极性去遵守契约规定(诺思,1 9 8 1,第1 4 7页)。正是基于此,西欧漫长的封建体制使平民们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稳定产权形式,并拥有了足以保护这种产权形式的谈判能力,这是理解西欧制度结构演进的关键。进一步地,由于对平民产权形式的保护是有成本的,因此,在一个足够长的演进过程中,领主们逐渐产生了由一个在产权保护方面具有规模经济优势的组织(如国家)来代替自己保护产权的需求,尤其是在贸易与交换规模突破领主们的地理限制时,这种需求就显得更为迫切。这样,国家便被领主们与平民们自下而上更为经济的产权保护需求“内生”出来。产权保护从领主到国家的自然传递无疑是这一过程最为引人注目的故事。由于国家的出现是人们的一种内在需求,而且它出现后面对的又是已经拥有足够谈判能力的产权形式,因此,它也就能够与各种产权形式订立契约关系,并在对产权的保护中实现租金最大化,而不可能实施单方面的控制。结果,国家通过供给制度产品来保护产权而不直接介入经济过程实施控制,商人、企业3家以及其他经济组织则自愿支付一定的费用(税收)购买制度产品并消费国家的产权保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银行家和许多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迅速崛起,成为经济增长的基本贡献者。与此同时,产权结构、市场结构以及法律结构等制度的中间结构也随之确立并日臻完善,最终形成制度的三重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封建主义解体后,下层结构所获得的经济自由及其产权形式并没有与国家的产权保护达成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下层结构的经济自由与产权形式是极不稳定的,国家提供的只是自上而下的控制而不是平等的产权保护。因此,下层结构中的孤立产权形式本身就不会有稳定的经济预期。在它们那里,即使有一定的资本积累与投资能力,也没有投资于经济增长的足够激励。也就是说,在二重结构中,失去保护的产权形式不会与经济增长建立紧密联系,资本积累、投资与经济增长完全成为国家的事情,经济增长绩效与资源配置效率也就取决于国家的能力与偏好。当然,由于在二重结构中,国家注定掌握着最大份额的资源,因此经济增长也只有依赖于国家的推动了。国家的投资推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高度正相关是二重结构演进的一个基本特征。从这个角度看,从2 0世纪5 0年代开始实施的赶超战略实际上是二重结构演进的一个必然结果。表面上作为经济战略选择者的国家事实上是别无选择地选择了这个战略以及与此相配套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不难设想,在三重结构中,经济增长与资源配置效率不是哪一方可以单独决定的,而是在特定的产权结构与市场结构中,国家与单个产权形式各自偏好的合成结果。不论是国家还是单个的产权形式,都从一个初始禀赋点出发,在市场中交易其偏好,在经过一番交易之后所达成的均衡点上,各方的偏好得到整合,依此产生的经济政策与资源配置行动无疑会兼顾各方的最大利益追求,从而最接近于帕累托有效。可是在二重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