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C0706 [英]格雷厄姆·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朱曾汶译文字版商务印书馆2011）.pdf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出版说明我馆历来重视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1981年开始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积累单行本著作的基础上，分辑刊行，迄今为止，出版了十二辑，近五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丛书”所列选的著作，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在改革开放之初，这套丛书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三十年来，这套丛书为我国学术和思想文化建设所做的基础性、持久性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集中体现了我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这一百年使命的精髓。“丛书”出版之初，即以封底颜色为别，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著作。2009年，我馆以整体的形式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以襄盛举。“珍藏本”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读书界希望我们再接再厉，以原有五类为基础，出版“分科本”，既便于专业学者研读查考，又利于广大读者系统学习。为此，我们在“珍藏本”的基础上，加上新出版的十一、十二辑和即将出版的第十三辑中的部分图书，计五百种，分科出版，以飨读者。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以更加虚心的态度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研究和学习各国发展的有益经验。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任重道远。我们一定以更大的努力，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商务印书馆编辑部2011年3月出版说明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又译华莱斯），英国政治学家和教育家，倡导用实验方法研究人的行为。1858年生于散德兰，卒于1932年。18771881年就读于牛津大学，后在该校执教；1890年起，先后任大学公开讲演讲师、伦敦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皇家行政事务委员会委员、伦敦大学政治学教授、波士顿大学娄厄耳讲座讲师。沃拉斯18861904年参加费边社，并成为英国费边运动的领袖之一和重要理论家，后因政策分歧退出。沃拉斯的主要著作有：费边论丛、弗朗西斯普莱斯的一生、政治中的人性、伟大的社会、我们社会的传统及思维的艺术等。其中政治中的人性及其姊妹篇伟大的社会被认为是现代政治理论的经典著作。政治中的人性可以说是一部政治心理学著作。作者利用在伦敦市政选举中所获得的经验以及作为伦敦教育委员会和伦敦郡议会的一个非常活跃的成员所得到的观察力，结合心理学研究成果，来解释民主问题。沃拉斯提出，要研究政治中的人性，首先必须克服“唯理智论”。他指出，传统的政治理论大都强调“人是理性的”，而在政治中，人往往在感情和本能的刺激下行事，大多数人的大多数见解并不是受经验检验的推理结果，而是习惯所确定的无意识或半无意识的推理结果，它们是非理性的。因此，作者认为，人性是由理性及非理性两种因素构成的，文明的希望在于取得人类理性的胜利。然而普通形式的民主对此却没有什么帮助。比如，公职候选人可以利用人们下意识的心理去捞取选票；充满情感内涵的文字和图像被政治演说家利用，而投票人在巧妙的口号或很有吸引力的标语的诱惑下，往往因感情冲动而被他人利用。在谈到政治道德、代议政体、官员以及国家与人类等问题时，沃拉斯结合大量事件论述了唯理智论所产生的影响，从而揭示出西方民主制度的局限性与种种弊端。与此同时，作者也很关心政治制度的改革，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原则，遗憾的是，这些问题没有进一步展开论述。在研究方法上，沃拉斯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政治，主张政治学要研究人的行为，从而开创了政治学研究的新领域。本书1908年首次出版，现据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1915年版译出。1992年8月序我向几位好心阅读本书校样，并给我提出勘误和意见的朋友表示谢意；其中我特别要提到约翰亚当斯教授、JH米尔黑德教授、A沃尔夫博士以及WH温奇、悉尼韦伯、L.皮尔索尔史密斯和AE.齐默恩等先生。正是为了他们的缘故，我要补充说，书中有些见解仍予以保留，对于这些见解，他们中的一人或多人是会希望删去或换一种表达方式的。我已尽力在脚注中标明其著作曾被我引用的各位作者。但是这里我要对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特别表示感谢，多年前，此书曾使我冀望从心理学角度来思考我作为政治家和教师的工作。经常有人要求我推荐一份关于政治心理学的书目。我认为，在该门科学的现阶段，政治家根据其切身经验阅读那些不专门涉足政治的心理学论文获得的好处，要胜于从阅读实用政治心理学文献着手。然而，非政治家的读者将会发现已故G塔德先生的著作，尤其是舆论和民众和模仿的规则两书以及1908年7月号社会学评论所载W特罗特先生群居本能一文中引用的书详尽论述了一些要点。芝加哥的简亚当斯小姐在民主和社会伦理中以独特和引人注目的观点研究了大城市贫民的政治心理学。格雷厄姆沃拉斯再版序我对本书初版几乎未作任何更动，只改正了少数词句上的错误。过去十八个月内英国议会、土耳其、波斯、印度和德国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并没有改变我对现代政体产生的心理问题所作的结论。要用“崭新”的例子来代替我从1907和1908年的时事中汲取的例子，就必须做大量改写工作，这不仅不可能，而且也没有必要。除了初版所推荐的书以外，这里我还要加上W杜格尔先生的社会心理学，特别是他对本能所作的分析。格雷厄姆沃拉斯1909年12月30日于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内容提要政治学的研究目前正处于令人不满的境地。在全欧美，代议民主已被公认为最佳政体，但是那些对代议民主的实际作用体会最深的人却常常感到失望和忧虑。民主并未扩及非欧洲种族，而在过去几年里，许多民主运动已告失败。这种不满已导致对各种政治体制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但是晚近的政治著作对人性的各个因素却甚少注意。从前，政治学主要是以人性概念为依据的，但是由于19世纪初期教条主义政治学家声名扫地，现代政治学研究者引以为戒，竭力避免做任何能使人回忆起他们过去所采用的方法的事情。因此，心理学的发展虽已改造了教育学和犯罪学，而政治学却依然故我。然而，人性研究被忽视可能只是政治思想的一个短暂阶段，已经有迹象表明这个阶段行将结束。（第一部分第一章政治中的冲动和本能第15页）要研究政治中的人性，首先必须克服政治学传统以及一般人的心理习惯所产生的那种“唯理智论”。政治冲动不仅仅是对手段和目的进行考虑后所作出的理智推理，而且也是先于个人的思想和经验、尽管为思想和经验所修正的意向。只要留心一下诸如个人喜爱、恐惧、嘲笑、财产欲等冲动在政治中的作用，就可以明白了。我们的一切冲动和本能如果是“单一”的，其直接效果就会大大增加，如果是“第一手”的，与我们早期的进化阶段相联系，其永久性的效应也会大大增强。在现代政治中，我们从报纸获得的感情刺激一般都是单一的，然而是“第二手”的，因此来得容易，去得也快。一种感情或冲动的经常重复往往是令人苦恼的。政治家像登广告者一样，必须考虑到这个事实，而这又与人既需要隐私又难忍受孤独有关，我们必须据以调整我们的社会格局。政治感情被许多人同时在身体紧密接触情况下体验常常会强化到病态狂热的程度，但是英国的政治状况不常产生这种现象。国际政治的未来主要看我们是否对属于一个和我们不同的种族的人有一种特殊的憎恨本能。这个问题还没有获得解决，但是许多往往被说成是这种本能所产生的事情似乎是起因于其他被联想修正了的更普遍的本能。（第二章政治实体，第39页）政治行为和冲动是人性与其环境接触的产物。在政治家所研究的时期内，人性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政治环境却以与日俱增的速度发生变化。我们的环境中那些引起冲动和行为的事情是通过我们的感官传达给我们，并由我们对其重要意义的本能的或后天的了解从众多的感觉和记忆中选择出来的。在政治中，被认识的事情多半是人自己做的，我们对其重要性的了解不是本能的，而是后天的。认识往往附属于象征，这些象征取代了更为复杂的感觉和记忆。政治中有些最困难的问题产生于在推理中有意识地使用称为“词”的象征与这些词在激发感情和行为方面多少有点自发的和下意识的作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一个其重要性曾被联想确定的政治象征可能有它自己的心理发展过程，与它原来所象征的事实的历史无关。这一点可见诸国家和政党的名称及标记，而更清楚地见诸“茶叶”或“肥皂”这类商品的历史，这些商品在它们将要象征的物体生产或选定之前已经被广告变得风行一时。一个政治家的见解改变得极其迅速，他的声望、他所属政党的名称或者他所控制的报纸的传统特色却改变得极其缓慢，两者之间的关系往往产生道德上的麻烦。（第三章政治中的非理性推理，第65页）唯理智论的政治思想家们常常不仅假定政治行为必然是对手段和目的进行推理的结果，而且还假定一切推理都属于同一“理性”类型。在川流不息的心智经历中，要严格区别理性推理和非理性推理是困难的，但是人据以形成其政治见解的许多半无意识过程是非理性的，这一点却是清楚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般可以信赖非理性推理，因为非理性推理在被大量偶然的巧合强化之前，不会产生有意识的见解。但是，魔术师和其他研究我们的非理性心智活动过程的人能够巧妙地利用它们，使我们产生荒唐的信念。经验主义的政治艺术主要在于通过故意利用下意识的非理性推理来制造舆论。推理过程可能超过发动该过程的政治家所期望的程度，它在一个被动消极的报纸读者心中和一群最激昂的人中都可能发生。（第四章政治推理的材料，第75页）但是，人能够推理而且确实也在推理，虽然推理只是他们的心智活动过程之一。希腊人制定的有效推理规则主要是用于政治的，但是事实上推理在政治学中比在自然科学中难度更大，成就更小。主要原因在于推理材料的性质。我们必须选择或制造可供推理的实体，正如我们选择或制造实体以刺激我们的冲动和非理性推理一样。在自然科学中，这些选择出来的实体有两种类型，要么是完全相似的具体东西，要么是些抽象的特质，根据这些特质，本来不相似的东西可以作精确的比较。在政治中，第一种类型的实体是无法制造的，政治学家们不断地探索第二种类型的简单实体，某种可以当作政治估计的精确“标准”的因素或特质。这种探索至今未获成功，而生物学的类推表明，当政治家像医生一样避免使材料过分简单化，并立志在推理中使用尽可能多的关于人的类型及其个别差异和环境的因素时，就最有可能获得有效推理的力量。生物学家已经表明，关于任何一个类型中的大量个体差异，只要按照连续的曲线而不是作为同一的规则或任意的例外加以排列，就能被记住。另一方面，人性因素可能以连续方式排列，但如果将环境因素也以同样方式排列，就可能导致错误的结果。历史研究不能等同于生物学研究。（第五章政治推理的方法，第91页）政治推理的方法，也具有题材过于简单化的传统。在经济学中，方法和题材原本要简单得多，但自从杰文斯时代以来，“定量”方法已逐渐取代“定性”方法。政治学中类似的变化能达到什么程度呢？有些政治问题显然是可以从量的角度来论证的。其他问题量的因素不太明显。但即使是最复杂的政治问题，富有经验和责任心的政治家实际上也从量的角度加以思考，尽管他们用来获得结果的方法往往是无意识的。不过，当所有的政治家都从唯理智论假设着手时（虽然也有些政治家半无意识地养成量的思维习惯），许多人由于幻想破灭和反感而彻底抛弃了政治。培养政治家需要完全有意识地阐述和接受那些学过就毋庸抛弃的方法。这样一种有意识的变化正在各皇家委员会、国际会议以及其他必须把大量专门搜集到的证据加以归纳并作出结论的团体和个人的工作中发生。他们使用的方法和词汇，即使不是用数字表示的，现在基本上也是定量的。然而，在议会演说中，过分简单化仍积重难返。（第二部分第一章政治道德，第113页）但是，政治学中的这些变化以何种方式影响政治力量的实际动向呢？首先，政治思想家和作家摈弃唯理智论的政治概念迟早会影响实干政治家的道德判断。一个年轻的候选人对于同那些其愿望和见解他试图影响的人的道德关系会有一种新的认识，并从这种新的认识开始工作。就这点而论，他会从一个至今只有那些被经验变得玩世不恭的政治家才有的立场着手。如果我们的新知识的结果仅限于此，政治道德可能变得更糟。但是变化将会深远得多。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