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B0906 [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文字版商务印书馆2012）.pdf

目录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说明导言理查德J.埃文斯导言注释第二版序言来自卡尔的档案：历史是什么？第二版注释R.W.戴维斯第一章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实第二章社会与个人第三章历史、科学与道德第四章历史中的因果关系第五章作为进步的历史第六章扩展中的视野索引附录：卡尔年谱陈恒编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历史是什么？英E.H.卡尔著陈恒译商務印書館2012年北京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历史是什么？英卡尔著；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ISBN 978-7-100-05177-4历卡陈历史研究K06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90644号所有权利保留。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历史是什么？英E.H.卡尔著陈恒译商务印书馆出版（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邮政编码100710）商务印书馆发行北京民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ISBN 978-7-100-05177-42007年6月第1版开本85011681/322012年6月北京第4次印刷印张9印数4000册定价：19.00元BYE.H.CARRWHAT IS HISTORY?Copyright:EDWARD HALLETT CARR,1961,1987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U.K.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LABUAN,MALAYSIA.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07 THE COMMERCIAL PRESSAll rights reserved.根据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公司2001年版译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说明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98年先后分八辑印行了名著三百四十种。现继续编印第九辑。到2000年底出版至三百七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商务印书馆编辑部2000年6月“我总认为，要说历史是枯燥无味的，那就怪了，因为大多数历史是编造出来的。”凯瑟琳莫兰论历史（诺桑觉寺，第十四章）导言理查德J.埃文斯从今天大家愿意接受的任何意义上的术语来看，卡尔（E.H.Carr,18921982）不是一位职业历史学家。他没有历史学方面的学位，没有在任何一所大学历史系教授过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在剑桥大学研究古典学。卡尔后来承认那时对历史并不感兴趣。1和今天进入学术领域所采取的方式不一样的是，他并没有获得博士学位就进入了这一领域。卡尔在1916年毕业时，就直接进入外交部，在那个地方一待就是20年。在这期间，卡尔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闲暇研究、撰写19世纪俄国作家和思想家的传记，他所花费的业余时间是今天所不能想象的。卡尔于1931年出版了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1933年出版了关于赫尔岑及其朋友的书浪漫的流放者（TheRomantic Exiles），1937年出版了巴枯宁的传记迈克尔巴枯宁（Michael Bakunin）。卡尔也开始撰写有关当代外交的书评与文章。1936年，他从外交部辞职，在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Aberystwyth University）就任教授职位，1成为国际关系学教授，而不是历史学教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卡尔以撰写大量、简短且著名的外交政策文章而著称，其中最著名的或许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发表的二十年危机：19191939（TheTwenty Years Crisis,19191939）。就像卡尔先生在外交部供职时花越来越多的时间从事写作一样，当他在大学时也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新闻写作上。卡尔于1941年成为泰晤士报助理编辑，在他于1946年离开这个位置之前为该报写了许多社论文章。卡尔全职为这家国有报纸工作的事实或许让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他的雇主不能忍受，最终是由于个人生活的原因被迫离开教授这一职位。这以后一段时间，卡尔以报纸的自由专栏作家、演讲者、播音员来维持生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53年，他在牛津贝列尔学院（Balliol College）得到政治学导师职位为止，后来又于1955年在剑桥三一学院获得他最后的高级研究席位，并一直在这个位置待到1982年去世为止，享年90岁。2卡尔是一位在外交部工作、花了大量时间为国有报纸写作的人，就是这样一位以独特的角度来研究历史的人。他的经历与经验大大丰富了他的历史观，也指引他如何进行历史研究。卡尔从事这一问题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晚。他在19501978年间主要从事其重要历史著作苏俄史（History of Soviet Russia）的研究，期间出版了该书14卷。开时撰写苏俄史时，卡尔方五十多岁，结束这一著作并开始撰写历史是什么？时，他已大大超过退2休年龄了。卡尔后来自己说他对历史的兴趣源于俄国革命本身，那是在1917年，当时他是英国外交部低级雇员，从遥远的地方观察这场革命。但是这事一搁就是几年，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最终再次意识这一问题并决定从事历史研究，就像其他许多英国人一样，虽然这种热情比大多数人彻底与持久，当苏联于1941年6月成为英国的盟国并肩从事这场战争时，卡尔成为苏联的信仰者，苏联因此也成为卡尔的关注事物。3当卡尔从事苏俄史写作时，如他自己所说，就面临一些关键问题，诸如“因果关系与偶然性、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个人与社会、主观性与客观性”之类的问题，而这一切对于卡尔来说又是一个全新的智力领域。学生时代的卡尔在剑桥师从“一位不太著名的古典学教授”，这位教授说希罗多德关于波斯战争的叙述是由希罗多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态度塑造的，当卡尔进行写作时，这种影响仍在起着作用。“这是让人着迷的启发”，卡尔许多年之后写道，“这让我第一次理解历史究竟是关于什么的”。4当卡尔继续研究、撰写苏俄史的时候，已拥有这种洞察力，并尽力把他的研究计划建立在理论基础之上，这一切体现在卡尔于20世纪50年代期间为泰晤士文学增刊（The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所写的一系列文章中。其中第一篇文章是关于客观性问题。这个问题对卡尔特别重要，因为这时也就是1950年，卡尔刚刚出版了苏俄史第一卷，关于苏联的观点已在共产主义者和西方的冷战斗士之间两极化了，共产党人不能容忍任何批评，并竭尽全力来3证明发展共产主义事业的每一个方面都是正确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而西方世界则视共产主义是对人权和民主价值的威胁，这种威胁甚至大于先前纳粹主义所带来的威胁，因此把苏联的发展诅咒为灾难性的畸变。卡尔的苏俄史以现有的资料细致地重构1917年到1933年间苏联所发生的史实，这是一种开拓性的尝试。该书对引导冷战中对立的双方也起着严肃的作用，表明可以以学术的、客观的观点研究苏联史。但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界定客观性呢？1950年，卡尔那里程碑式的著作第一卷就要出版了，他大胆地宣称：“客观的历史并不存在。”然而，他同时却声称，他在为泰晤士文学增刊所写的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中尽量达到客观，虽然这是一项难以实现的事业：“断言爱犯错误的人类深受时代环境、地点环境的影响而难以达到绝对真理。”他写道，“这和否认真理的存在不是一码事；这种否认会毁灭判断标准的任何可能性，使得研究历史的任何方法就像任何其他方法一样是真实的，或者像任何其他方法一样是虚假的”。很明显，这种观点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卡尔选择了一个位置：“在这里可以维持客观真理的存在，但是没有哪位历史学家、哪个历史学派能够希望达到这个客观真理，哪怕是一点点接近和一部分接近都不可能。”5然而，问题并不这么容易解决。在一篇有关杰出外交史家古奇（G.P.Gooch）19世纪历史与历史学家一书的评论中该书第一版出版于1913年，再版于四十年后并有一篇新的导言，卡尔指出该书“坚定不移地相4信构建事实的可能性，坚定不移地相信曾经构建的人类事实之价值”。这种信仰是19世纪德国传统、历史主义者学者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训练下的产物，在这一传统下，历史学家被教导要“如实地”展现过去。然而1952年的古奇卡尔继续写道，知道过去四十年间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现在一代人来说绝对地、毫无条件地接受历史事实的卓越性、接受历史事实所带来的恩典这一信仰，是不再可能了我们对历史事实的研究，我们对我们所发现的历史事实进行鉴定必定是以指导研究的信仰和预设来决定的这些信仰和预设或许是无意识的，人们不再怀疑这一说法了。对“事实”是中立的，进步是由发现事实并从事实中得到教训这一说法的笃信是对世界持有理性的、自由的观点的产物，当今世界是不容易把这观点视为当然的，比我们更加幸运地生活在19世纪的前辈们则视为当然。然而，卡尔同时又承认苏联时代的斯大林政权歪曲历史、毁损文献、篡改历史记录，这意味着自由获知权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重要。6在随后几个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卡尔返回到了未解决问题的张力中，并竭力把自己的思想向前推进了几步。历史学家与事实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他在1953年6月发表于泰晤士文学增刊的一篇文章中发问：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交通，现在是由过去铸造的，然而又不断地再现过去。假如历史学家制造历史，同样真实的是历史一直在制造历史学家当代的历史哲学家在客观决定主义的危险和主观相对主义的无底深渊之间这一危险边缘保持着不稳定的平衡也意识到思想和行动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意识到历史中因果关系的本质并不逊色于科学中因果关系的本质，意识到似乎他越想紧紧地把握历史，则离他所领会的东西就越5远，历史哲学家忙于提出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7其中部分观点在历史是什么？中再次出现。但是，卡尔并不真正相信历史学家所从事的仅仅是提出问题，因为他在苏俄史中，几乎每一页都在回答问题。因此，问题仍旧没有解决。1960年，在一次历史教科书讨论民族主义偏见中，卡尔又一次着手于客观性讨论。在这里他以一种更加似是而非的心态写道：关于历史最棘手的事情是偏见似乎为历史的一个基本因素即使在最好的历史中也是如此。实际上，就如人们时常所说，事实并不能“为自己说话”，或者说，如果它们能“为自己说话”，那也是历史学家在决定着哪类事实可以说话历史学家不能够把发言权赋予所有的事实。最有责任感的历史学家的决定最清醒地意识到他正在做什么的历史学家的决定也是一种观点的决定，别人或许会把这种观点称之为偏见。或许这并不完全是一种玩世不恭的说法：最好的历史学家是最有偏见的历史学家而不是那些没有丝毫偏见的历史学家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历史学家。从卡尔的观点来看，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偏见是一种国际的偏见，而不是一种民族的偏见，这就意味着要将那种把历史写作当作爱国主义的行为放弃掉，例如德国历史学家已经采纳了这样的方法来讨论凡尔赛条约及其后果，也正在检查从国际体系本身的观点来看待德国刚刚逝去的过去，看待1919年以来德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然而，“偏见”是否真正是适合这一情况的适当词语必定是值得怀疑的。卡尔似乎真正要说的是，近年来德国历史学家已经开始较少偏见了，因为当他们研究过去的时候，他们6的视野开始超越了他们狭隘的民族利益。“人们或许可以合理地期待历史学家”，卡尔总结说，“他应该走在他那个时代进步运动和开明运动的前面，而不应该落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