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B1306 [英]阿克顿-法国大革命讲稿（姚中秋译文字版商务印书馆2012）.pdf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法国大革命讲稿（英）阿克顿（Acton）著；姚中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ISBN 978-7-100-09027-8 I法阿姚法国大革命研究K565.4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2627号 所有权利保留。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法国大革命讲稿英阿克顿著J.N.菲吉斯R.V.劳伦斯编姚中秋译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邮政编码 100710）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北 京 瑞 古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ISBN 978-7-100-09027-82012年8月第1版 开本85011681/32201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印张 定价：32.00元Lord ActonLECTURE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根据Macmillan and Co.,Limited（St.Martins Street,London）1910年版译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说明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20世纪50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至2011年已先后分十二辑印行名著500种。现继续编印第十三辑。到2012年出版至550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得更好。商务印书馆编辑部2012年1月目录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说明原编者注第一章革命的前奏第二章美国的影响第三章三级会议之召集第四章三级会议之集议第五章网球场誓言第六章巴士底狱之陷落第七章8月4日第八章宪法大辩论第九章进军凡尔赛第十章米拉波第十一章西哀士与神职人员民事宪章第十二章逃往瓦朗纳斯第十三章斐扬派与战争第十四章迪穆里埃第十五章君主制之毁灭第十六章国王之受死第十七章吉伦特派之垮台第十八章恐怖统治时期第十九章罗伯斯庇尔第二十章旺代第二十一章欧洲战争第二十二章大恐怖之后 附录法国大革命文献概述索引原编者注以下讲稿系阿克顿爵士担任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之时，于18951896、18961897、18971898、18981899学年授课所用。17891795年间的法国大革命，是当时剑桥大学历史学荣誉学位考试的特别科目之一，这就决定了这些课程的时间范围。而关于大革命文献之讨论，通常是在谈话式课堂上所讲，或单作讲座讲授。还有一些相关散篇，汇集起来作为附录印出。各讲标题均系编者所拟。J.N.菲吉斯R.V.劳伦斯1910年8月10日1第一章革命的前奏法国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2000万了，可路易十六仍然觉得不够花，要求国民继续掏钱。于是，在短短的一代人时间中，财政收入飙升到超过1亿，尽管如此，国民收入也在以更高的速度增长着；这种增长的动力来自一个阶层，而古老的贵族却拒绝给予这个阶层以奖赏，他们剥夺了这个使国家繁荣富裕的阶层的权力。这个阶层的勤奋使得财产分配格局发生了变化，财富不再只是少数人独有的特权，因而，这些被排斥的多数人认为，他们之所以处于不利地位，是因为社会不是建立在正当与正义的基础上的。他们提出，政府、军队和教会的荣誉应该颁发给社会中比较积极的、为社会所必不可少的人们，而那些不劳而获的少数人不应该再保留任何伤害他们的特权。由于双方的比例差不多是一百比一，所以他们认定，他们事实上已经是国家的栋梁了，他们要求获得与自己的人数相称的权力，要自己治理自己。他们提出，国家应当进行改革，统治者应当是他们的代理人，而不能是他们的主子。于是，就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它并不是一颗自无人知晓之处飞来的流星，而是各种历史力量汇集的产物；这些力量如果联合起来，就具有足够强大的破坏力，但如果分开来，却疲软得没有任何建设的力量。要认清这一点，我们必须稍事追溯一下那个时代之前涌现出的种种观念，而2这些观念也服从连续性的法则，是一种持久发挥作用的力量。如果说法国人在其他国家成功的地方失败了，如果说法国从封建和贵族制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轨出现了反复，那根源也不在那个时代的人，而在于他们所生活的那个社会。只要专制的国王们在国外获胜，在国内，他们也能被民众接受。革命思想的第一个信号朦胧地潜藏在大灾难间隙被压制的少数人中间。冉森派信徒（Jansenist）是忠诚的，也是具有忍耐力的；但他们中间著名的法学家多马（Domat）是一位哲学家，我们也都知道，他是一位学者，他在那个时代混乱不堪的法学领域恢复了理性的至高无上地位。他从圣托马斯（St.Thomas），他所属的那个教派的一位伟大人物那里知道，立法应当服务于人民，也应当由人民来立法；废弃一位恶劣的国王不仅是正当的，也是人们的义务所在。他坚持认为，法律应当来自于判断力（common sense），而不是来自于习俗，应当从永恒的法典中获得其律令。高级法的原则具有革命的意义。任何政府的实证性法令都必须在经受这一原则的检验后才有效力，它指出了通往那种不证自明的、普遍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体系的一条道路。在多马之后，国民议会的法律家们将这一体系写进了宪法中。法国国王在颁布南特敕令(1)之后，新教徒成了铁杆保皇主义者；因而，即使在撤销该敕令之后(2)，一位热心鼓吹宗教宽容的人士培尔（Bayle）在流亡鹿特丹之际，依然对国王忠心耿耿。他的对手儒里厄（Jurieu），尽管作3为神学家不怎么宽容，但在政治上则是位自由主义者，由于跟奥兰治的威廉(3)过从甚密，具有了某种大陆辉格党人的气质。他的学说是，主权来自人民，并归属于人民。那些滥用权力的国王的权力应当被褫夺。国民的权力是不可能被褫夺的。只有人民拥有某种无条件合法的权力，即使在他们作恶的时候，他们的行为也是正当的。儒里厄的煽动性言论经常为人谈及，这些话保留在波舒哀（Bossuet）那些显然预示着危险的回信中，也能成为经典留之永恒了，总有一天，它会催生出下面的理论：民主制度是不用承担责任的，一切都须为其让路。那个时代最出色的教会法律家莫尔特罗（Maultrot）在1790年发表了一部论述人民的权力高于国王的三卷本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深入地研究了他自己非常熟悉而别人不怎么熟悉的文献，说明了教会法规是如何支持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的诸原则而反对现代的神授权力观念的。他的著作可以很好地解释教士们在大革命期间的心态，这些著作也曾经风行一时。不过，文人中反叛思想的真正创始人是费纳隆（Fnelon）。他既不是一位具有创新精神的改良家，也不是新真理的发现者；但他是一位特立独行而又聪敏过人的见证人，他洞悉了宫廷中冠冕堂皇的虚伪，并且断言，法国正走向毁灭之路。在君主的荣耀被阴云遮蔽之前，他就开始了良心的反叛。他的观点源于他在判断人时的过人的敏锐和细腻。对于政府的问题，像对待私人生活中的行为一样，他都根据纯粹的道德标准进行判断，并且比任何4人都更坚定地根据文明的美德来判断一切问题。这种做法很朴素，但也相当危险。尽管他对政策和国际关系科学一无所知，但他总是能够告诉人们，设想中的那些完美的人会怎么做。费纳隆觉得自己是一位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公民，但他循着自己的思想而越出他的国家和他的教会的界限，他最发自内心的言论，听起来仿佛出自异教徒之口。他所期望的是，既保持对自己的信仰的真诚，又能仁慈对待不赞成自己信仰的人士。他既不赞成教会开除教徒教籍的权力，也不赞成惩罚教徒的失误，他宣称，教会最需要的不是战胜什么，而是自由。他透过他的朋友弗勒里（Fleury）和谢弗勒斯（Chevreuse），支持召回新教徒，他建议应该采取宗教宽容政策。他也希望世俗权力超然于宗教事务之外，因为权力的保护会导致宗教上的奴役，而权力的迫害则会导致宗教上的虚伪。有那么几次，他似乎已经逼近了国家和教会应该分离这么一个尚不为人知的思想领域之边界。费纳隆曾经写道，历史学家应当在自己的国家与别国之间保持中立，他希望政治家也具有这种素养，因为爱国主义不能解除他对于人类的责任。因为没有任何战争是正义的，除非这场战争纯粹是为了自由而不得不应战。费纳隆希望法国放弃它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并曾为之自豪的领地，尤其是应当从西班牙撤出。他宣称，西班牙人是堕落而弱智的，但这并不能赋予违反势力均衡和各国安全的做法以正当性。在他看来，荷兰似乎是欧洲的希望，组成一个同盟把法国王室从西班牙驱逐出去是正当的。出于同样5原因，他也认为，也没有任何法律能够证明菲力浦二世要求占领英格兰的诉求是正当的。他希望他的国家采取一种真心谦卑的姿态，他对胜利可能会对好胜的法国人的气质产生的影响深感惊恐。费纳隆断言，权力是毒药。而由于国王几乎都很糟糕，所以，他们就不应该进行统治，而只能执行法律。因为野蛮人的标志就是遵守先例和习俗，文明的社会必须由坚实的法典来管理。能够防止专断权力的，没有别的，只能是宪法。在他看来，路易十四的专制统治令人厌恶，是无耻的，也是国家所遭受的一切灾难的根源。如果本应属于国民的统治权力被归还给国民，它就能够通过自己行使这种权力而拯救自己；而绝对的权力却无可挽回地侵蚀它的根基，这种权力正在招致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不会是温和的，它会摧毁一切。尽管费纳隆并不希望看到君主制或贵族制被埋葬，但他对自己以醒世危言的方式预见到的几种趋势却表示出某种同情。他承认自然状态，并认为市民社会不是人的原始状态，而是从野蛮生活到农业时代的一个过渡阶段。他希望将治理的权力交给地方和中央的国民会议；他要求保证完整的商业自由；教育应当由法律明文规定，因为孩子首先属于国家，其次才属于家庭。他没有放弃通过国会的法案促人向善的希望，他相信公共机构是塑造个人的性格、使他与遥远的未来保持尽可能密切关系之手段。他是革命思想理论上的奠基人。尽管人们对他的真实看法所知不多，他却被人们广为传颂。然而，有一些人则6控诉说，费纳隆的力量是一种离心离德的力量。他们也抱怨，国家需要靠自由与正义来维护，同样，教会则需要靠谦和与荣誉来维护。这些人经常告诉我们，路易十六的灭亡正好为他的祖先们赎了罪。他之所以灭亡，不是因为他把从他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权力使用得过了头，而是因为这种权力本身已经声名狼藉，已经遭到了破坏。而使他们声名狼藉的一位就是费纳隆。在他出现之前，最能干的人，波舒哀、甚至培尔都推崇贵族制度。费纳隆对这种制度的抨击则登峰造极，他对无比高贵的路易十四的态度，比伏尔泰的门徒们对待十分堕落的路易十五的态度还要严苛。从他开始，嘲弄和羞辱君主的态度流行起来。他后面一代人中最聪明的人都以他为楷模，将反对的基础建立在宗教动机之上。他们跟红衣主教杜布瓦（Dubois）所描写过的异想天开的康布雷（Cambray）大主教一样，是跟他做着同一个梦的梦想家。不过，到了那个世纪中叶，在那场巨变之前，他们的影响逐渐衰微了。从那时起，怀疑宗教的情绪就大行其道，连那些并没有公开攻击过宗教的人士，比如孟德斯鸠、孔狄拉克（Condillac）、杜尔哥（Turgot）等人，也都对基督教敬而远之。这种气氛在政治上的结果就是：人们认为有关教会的问题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因而也从来没有对教会与国家得出明晰的概念，从来没有认真地研究，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国家可以树立国教或废除国教；人们从来不知道，是否存在着一个普遍的解决办法，或者依据什么样的原则来决定这些问题。在革命的转折关头，这种知识上的缺陷7显示出了其致命性。关于国家与教会间关系的理论与宗教宽容理论有密切关系，而关于宗教宽容问题，18世纪的研究只是断断续续的，总是受到妨碍，其看法也不尽科学。由于宗教自由同时涉及宗教和自由两种东西，因而，在意见领袖们那里，两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从来没有成为不带感情色彩地考察研究的对象。他们更喜欢怀疑一个论点，而不喜欢确信一个论点，他们试图通过驱赶神启来挫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