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E1202 [瑞典]高本汉-汉语的本质和历史（聂鸿飞译文字版商务印书馆2010）.pdf

汉语的本质和历史瑞典高本汉著聂鸿飞译2010年北京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的本质和历史（瑞典）高本汉著；聂鸿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ISBN 978-7-100-07174-1.汉.高聂.汉语研究.H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96820号 所有权利保留。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汉语的本质和历史瑞典高本汉著聂鸿飞译商务印书馆出版（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邮政编码100710）商务印书馆发行印 刷 厂 印 刷ISBN 978-7-100-07174-120年月第版开本85011681/3220年月北京第次印刷印张定价：元 Bernhard KarlgrenTHE CHINESE LANGUAGE:AN ESSAY ON ITSNATURE AND HISTORY译 者 说 明汉语的本质和历史是现代汉语言学的奠基人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于1946年用瑞典文发表的，本书据1949年纽约英译本转译，英译本原题为The ChineseLanguage：An Essay on Its Nature and History。本书分为六个部分，不设章节题目。现在这个中译本依次为每章加上了“引言、文字、音韵、语法、训诂、结语”六个章题，以便检索。本书涉及的语种较多，除汉语和英语外，尚有法、德、瑞典、拉丁等语言。原书为便于英美读者阅读，一般在汉语和法、德、瑞典、拉丁语的例词、例句后加圆括号，给出英文意译。中译本为便于中国读者阅读，只把欧洲语言意译成汉语，而把汉语后附的英译一概删去。为求醒目，中译本从英语译来的例句放在方括号里，置于原例句之后，原著的括注仍放在圆括号里，以示区别。原书注音一律使用旧时的罗马字母，仅在构拟的汉语上古音形式前加星号提示。中译本遵照当前我国语言学界的习惯对原书的注音符号作了一些改动。现在这个译本中的英、法、德、瑞典、拉丁等语言用原字母印刷；不用于方言比较而只在行文当中出现的现代北京官话形式用汉语拼音斜体印刷，必要时在每个音节之后用上标注明声调，以1、2、3、4分别代表阴、阳、上、去四声；其余语音形式用国际音标表示，古音前加星号。当必须将音标区别于拉丁字母文字时，将音标放在方括号内。中译本使用的音标和原著对照如下（括号内是原著的音标）：元音：a（a）、a（）、i、e、（）、（）、（）、o、（）、（）、u、y（）。元音附加符号：加在元音之后表示长音。加在元音之上表示短音。辅音：p、b、m、f、t、d、n、l、ts、dz、s、z、t（t）、d（d）、（）、（）、t（t）、d（d）、（）、（）、（ty）、（dy）、t（t）、d（d）、（）、（）、（）、g（g）、k、x（）、（）、（）、j（y）、w。辅音附加符号：加在辅音之后表示送气。j加在辅音之后表示腭化。目录译者说明导读一引言二文字三音韵四语法五训诂六结语导读聂鸿音 汉语的本质和历史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名著之一，书里主要讲述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告诉初学汉语的人应该注意些什么；第二，告诉有志于研究古代汉语的人应该怎样去开展研究。这部书初版于1946年，本来是为欧洲大学生写的汉语入门读物，由于作者在写书时已经假定读者受过了西方普通语言学的基础教育，所以中国学生在阅读的时候会感觉它比一般的普及读物略深一些。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年出生于瑞典，1909年毕业于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其后的三年曾在中国的山西、陕西一带考察汉语方言，回到欧洲后即投身汉学研究，并于1915年在乌普萨拉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自那以后他历任乌普萨拉大学副教授、哥德堡大学教授、校长、远东考古博物馆馆长、瑞典人文科学院院长、皇家文史考古研究院院长，直至1978年逝世。“高本汉”是他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这是用他姓氏第一个音节的音译再加上名字的音译构成的，据说当年他总是习惯于用浓重的山西口音向别人介绍自己：“我本来就是汉人嚜。”高本汉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国的语言和历史文化，用英文、法文和瑞典文写下了上百种著作和论文，在汉语音韵学上取得的成就尤为后人称道。中国的著名学者胡适曾经这样评论20世纪初的欧洲汉学家：“除了伯希和跟高本汉，别人都是洋骗子。”不能否认这话说得有些尖刻，不过我们从中可以领会到高本汉在学术界获得的巨大声誉。即使是在今天，中国人民仍然没有忘记他们的这位老朋友，这当然要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他的得意门生、当今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Goran Malmqvist）。近两百年前诞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在19世纪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最终成为了那个时代人文科学最辉煌的成就之一。现在人们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总会感到，历史语言学的基本方法几乎同时被用来研究汉语和印欧语言，可是与印欧语言学相比，19世纪的汉语言学研究却明显处于落后状态。这里面的原因也许有很多，但最主要的应该是中西双方学者在基础语料和研究方法两方面的隔膜中国学者深受两千年经学传统的影响，对文字、音韵、训诂材料的掌握可谓博大精深，但他们最终的目的是“通经”，而不是进行语言本体的研究；另外，很多中国学者向来不重视学习和了解外民族的语言，狭隘的语言视野也使他们不想去探寻语言发展的共性。西方的情况则与中国相反，当年的殖民运动使欧洲人了解到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语言，也逐渐认识到了人类的语言有其共同的发展规律，并找到了探寻这些规律的一些科学方法；不过他们对汉语毕竟不如对欧洲语言那么熟悉，而且绝大多数学者也没有机会到遥远的东方亲身体验中国人的语言生活，所以他们一般只能从传教士的记录里了解中国的语言。我们知道，当年那些长期住在中国的传教士并不是语言学专业人员，他们的记录尽管详细，但与科学研究的要求还相距甚远。很明显，20世纪的汉语研究期待着中国本土语言素材和西方科学方法的结合，而这也正是高本汉给自己设定的任务。他在汉语的本质和历史中说，他要继续探究清儒首创的研究工作，用现代西方语言学的方法审视他们所归纳的材料，以便构拟出某一阶段的古汉语音系，而这个阶段要古得足以成为他研究现代方言的必要基础。必须承认，高本汉不愧为语言学天才。当时欧洲的汉学研究中心在法国，高本汉在那里受到了严格的语言学和汉学训练，再加上他青年时代在中国的山西一带游历，亲自调查了当地的很多种汉语方言，这些详尽而准确的活语言资料后来在他那里与古汉语文献以及欧洲历史语言学的科学方法实现了完美的结合。1915年到1926年，他经过增订的博士论文中国音韵学研究陆续发表，结集后又经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这三位中国语言学巨匠合作译成了中文，这部辉煌的著作被人们视为现代汉语言学的时代标志，时至今日仍然是古代汉语和汉语方言专业学生的必读书。青年时代的中国之旅在高本汉心中形成了一股抹不掉的中国情结，偶得闲暇，他总想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为此他有时也会翻译中国的文学作品，有时也会写一些关于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普及读物。这本汉语的本质和历史就是他为欧洲大学生写的一本入门书。我们之所以反复称之为“入门书”，是因为高本汉在这里并没有公布任何“最新成果”，而仅仅是从他自己以前的著作中选取了一些最得意的结论和例证，按照由浅入深的教学组织原则重新予以表述而已。汉语的本质和历史的引言部分是站在一个初学汉语的西方人立场上开始叙述的。这时不妨回想一下，我们在初学英语的时候有什么感觉？事实上中国人当年感到最头疼的事主要有两件：第一，英语单词念出来都是一嘟噜一串儿的，记忆起来比汉语的单音节词困难得多。第二，英语的名词和动词一旦用在句子里，常常要在后面加上一个或几个字母。例如单数的“书”是book，而复数的“书”必须是books；“我去”是I go，而“他去”必须是He goes。如果遇到不规则的词形变化，还必须当成不同的单词来分别记忆，这样古怪的语法规则使得中国人不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很难掌握。事实上就像初次接触英语的中国人感到不习惯一样，初次接触汉语的欧洲人也感到不习惯，只不过他们感到不习惯的地方刚好和我们相反，也就是说，欧洲人不理解汉语的词念出来怎么会是带声调的单音节词而不是一嘟噜一串儿的，也不理解汉语的词形在句子里怎么会是始终不变的。高本汉按照20世纪初最流行的观点，把中国人和欧洲人这两个互不习惯的方面归因于语言类型的不同，即欧洲语言是多音节的“屈折语”，汉语是单音节的“孤立语”，而后者也就是他向西方学生强调的汉语最重要的特性。当进入叙述的主题时，高本汉首先讲的是汉字。按照历来的学科分支，语言学里并不包括文字学，因此即使是专讲汉语的西方著作也一般不设专章去分析汉字的形体。然而有趣的是，尽管高本汉的其他著作都带有浓郁的“经院派”气息，但在这里他却大胆地突破了经典的语言学教材框架，把文字也纳入了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当然，这样做在中国的学生看来是很自然的，因为中国传统的语文学往往不去刻意区分语言和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不知道高本汉在书中设立专章介绍汉字是不是受了中国人的影响，但我们的确看到，他对具体字形的分析明显脱胎于说文解字以来的中国学术传统。不过可以认为，高本汉对汉字历史的阐述和许慎稍有不同。如果我们把“六书”的排列次序理解为古代汉字结构类型产生的先后，那么就可以发现，高本汉的论述顺序是“象形”、“会意”、“假借”、“形声”，而不是中国传统上的“象形”、“会意”、“形声”、“假借”，这表明他认为“假借”这种造字方法（或者说“用字方法”）是在“形声”之前产生的。应该承认，高本汉主张的这个次序比中国传统的六书更加符合世界文字发展史的常情，至少就汉字本身来说，形声字里的“声”本来就是假借去的，例如，“扣”字里的“口”在词义上和“扣击”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同样的情况还可以在各种不同民族的原始文字里得到验证。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高本汉接下来写的一大段文字却与汉字教学的实际不大相符。他指出，汉语的语音在不断地变化，但汉字的形体却相对固定，这使得千百年之后的形声字已经不能正确反映它在造字时代的读音了，这当然是千真万确的；可是他却认为汉字声符的古今读音不同是学生学习汉字的最大障碍，因为现代的学生不可能理解“的”字为什么会从“勺”得声。毋庸讳言，这肯定是高本汉不了解中国的汉字教学情况所导致的误会。事实上在中国的汉字教学中，形声字的形符和声符是被分别记忆的，例如教“的”字的时候，教师只要求学生记住这个字是由“白”和“勺”凑成的，并不要求学生理解“勺”和“的”在读音上有什么联系。即使教的是“扣”这类古今音变不厉害的字，教师也仅仅告诉学生这个字是“提手旁”加一个“口”，而不必强调“口”和“扣”在读音上相似。高本汉指责汉字不合读音规律的谐声不利于学生的记忆，这恐怕多少有些外国人的偏见在里面。其实每个中国学生都深有体会，尽管字母拼成的英文反映词语读音比汉字清楚直观得多，但是初学者也总是要花费极大的气力去背单词的。当话题从汉字教学转入学术研究的时候，高本汉利用商周时代的铜器铭文对说文解字里的部分文字解说提出了质疑。后面所举的例子大多出自他的名著汉文典（Grammata Serica，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Antiquities，No.12，1940），但不全是他自己的创见，而是他有意从晚清到近代中国学者的著作中选取出来的，这些例子在现代中国的文字学课堂上已基本被视为定论。他选取这些公认的例子，其目的是告诉有志于研究中国文字的学生不要迷信说文里的解说，而应该从更古的文字中提炼字形的实际所指，并结合汉字的古代读音来综合分析，这样才能有效地排除后世音义的干扰，看到当初汉字创制者的真正意图。当然，高本汉在这里谈的正是19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共同遵循的研究思路，只不过中国人长期以来习惯于借用汉字为古韵标目，这当然远不如用音标注音容易使读者看得明白。对汉字的分析过程凸显了懂得汉字古代读音的重要性，于是高本汉开始介绍他在汉语音韵学上的成果，这一领域的研究是高本汉毕生学术心血的一个闪光点，也是使他获得世界声誉的关键所在。高本汉研究汉语音韵是分成两步走的，首先研究的是以切韵为代表的中古汉语（公元601年），然后再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