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D0705 [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D9063朱泱、孙鸿敞、李宏、陈锡龄译文字版商务印书馆2010）.pdf

所有权利保留。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美约瑟夫熊彼特 著朱 泱孙鸿敬译李 宏陈锡龄 商务印书馆出版（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邮政编码100710）商务印书馆发行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ISBN 978-7-100-02209-51996年8月第1版开本85011681/322010年9月北京第6次印刷 印张19定价：36.00元Joseph A.Schumpeter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Eleventh Printing,1980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本书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11次印刷本译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说明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92年先后分六辑印行了名著二百六十种。现继续编印第七辑，到1997年出版至300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商务印书馆编辑部1994年3月中译本序言张 培 刚（一）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年），是美籍奥国经济学家，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经济分析史是熊彼特生前将待完成的遗作。熊彼特于1950年元月去世后，本书英文稿由其夫人伊丽莎白熊彼特率领多位助手加以整理编辑，积数年之艰辛努力，除部分索引未编完外，全书已告完成。这时，其夫人亦因积劳成疾病故。1954年本书英文本首次出版。全书1260页，可说是迄今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学说史，特别是关于经济分析方法的演变方面最广泛、详尽，而追根溯源又比较深透、分析评论又多具特色的第一本巨幅专著。书出后连年再版，并译成多种文字，畅行于国际经济学界。1980年英文本已出至第十一版，现在的中译本就是根据这个英文版本进行翻译的。经济分析史也是熊彼特的五大名著或代表作之一。其他四本著作，无论在思想观点上或在方法论上，均与最后一本问世的巨著经济分析史有密切关联，故值得提出，以供参阅。如按出版年代的顺序，第一本主要代表作，同时也是熊彼特的早期成名之作，是1912年以德文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因在书中首次提出“创新理论”而一举成名。1934年，美国哈佛大学根据德文修订版出了英文本，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46卷；同时还译成了意、法、日文和西班牙文。中译本已于1987年上期完稿，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二本是1939年出版的英文本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全书两大卷，共1100余页。据熊彼特的同事好友哈伯勒（GHaberler）评价，此书是“一座体现了理论上敏锐博识、苦心钻研学者风度，以及执着追求精神的丰碑”。（见他悼念熊彼特的长文章，载于英文经济学季刊，1950年8月号。）但全书篇幅冗长，我预计短期内难以有中译本出现（就我所知，至今只有日文译本出版）。为此，我们曾征得商务印书馆的同意，特将熊彼特1935年所写的体现了经济周期两大卷巨著主要思想前驱的“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译成中文，放在上述熊彼特所著经济发展理论第六章“经济周期”之后，作为“附录”一同发表。这样，读者就可以从中获得关于熊彼特的“多层次的三个经济周期理论”的概貌。第三本是1942年出版的英文本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出版后即成为“畅销书”；1947年增订再版；1950年增订第三版，并增添一章，题为“长驱直入社会主义”。本书早已译成了德、法、意、日、西班牙文；中译本亦已于197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四本是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亦由伊丽莎白熊彼特于1951年，根据作者生前从1910年到1950年元月以德文或英文所写的传记和评论，加以翻译、整理和编辑而成，于1952年以英文出版。中译本已早于196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五本便是熊彼特最后的主要代表作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从“文革”前就开始组织中译，比如复旦大学已故经济学家吴斐丹教授和南开大学已故经济学家丁洪范教授都曾参与其事，后因发生“文化大革命”而中辍。“文革”后，商务印书馆又另行组织人员，从事本书的翻译工作。现在这一部篇幅浩繁、内容广泛而又艰深的巨著，经过译者、校者和主持其事者的数年辛劳，终于以130万字的中译版本，分卷与我国读者见面了。这是我国学林值得欢迎和庆幸的一桩大事。在组织和出版熊彼特主要著作的中译本方面，商务印书馆以及主持和亲身参与其事的胡企林、吴衡康、朱泱三同志，从事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进行了“无名英雄”式的组织和编辑校订工作。特别是像经济分析史这样难译难校的巨幅专著，也最终有赖于他们的这种坚持不懈的执着精神，而能以比较通达的中文形式，出现于中国经济学界的译述园地。至此，当代西方经济学大师熊彼特的主要代表性著作，除了个别者外，都已相继以中译本出版完毕。作为以上各书的译者、校阅者和组织编辑者，实在是功莫大焉。（二）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不同于一般的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说史。为了深入理解这种不同之处，以及经济分析史在写作意图上和写作方法上的特点，我们必须先简要了解熊彼特的生平、学识渊源和治学之道。熊彼特于1883年出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今捷克境内，故有人又把熊彼特看作美籍捷克人）特利希镇的一个织布厂主的家庭。他幼年就学于维也纳的一个贵族中学；19011906年肄业于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和经济，乃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庞巴维克的及门弟子。当时他的同学好友中，有后来成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物的奥托鲍尔（Otto Bauer），以及后来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第二国际首领之一的鲁道夫希法亭（RudolfHilferding）；通过这些人，他受到马克思学术观点的影响。迨后他游学伦敦，就教于马歇尔；但终其一生，他极其推崇洛桑学派瓦尔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熊彼特曾执教于奥国的几个大学。1918年，他曾一度出任由考茨基、希法亭等人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社会化委员会”的经济顾问；1919年，他又短期出任由奥托鲍尔等人为首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参加组成的奥国混合内阁的财政部长。1921年，他弃仕从商，任私营比德曼银行（Biedermann Bank）行长，1924年银行破产，他的私人积蓄亦不得不受牵连而用于偿债。1925年，熊彼特又回到学术界，先应邀拟赴日本任大学客座教授，但不久改赴德国任波恩大学教授，直到1931年才又短期践约访日讲学。1932年迁居美国，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直到1950年初逝世。熊彼特迁美后，尽管深居简出，但仍积极从事学术活动：19371941年任“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481949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如果不是过早去世，他还会担任预先商定的即将成立的“国际经济学会”第一届会长。从熊彼特的上述学历和工作经历可以看出，他一方面直接承袭了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的学说体系；另一方面又与第二国际首脑人物、社会民主党人有过密切的关系，通过这些人的影响和阅读书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观点，也有了较深的理解。这些阅历，对于熊彼特的哲学观点、政治见解和经济学说的形成，可说是极其重要的渊源。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里，如同在他的其他重要著作中一样，重视甚至更加强调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以及它们的演变和发展。他之所以把本书当作“经济分析史”来写，而不是当作“经济思想史”来写，主要原因也正在这里。熊彼特曾在1949年初给他的英文本出版商简要说明了这一点。他指出“本书将要描述从希腊罗马时代直到今天在经济领域里科学分析的发展和成果”；又指出“本书的主题就是关于描述和解释经济事实并为从事此项工作提供各种工具所作的种种努力的历史”。（详见本书开头：熊彼特的夫人伊丽莎白为本书所写的“导言”。）综观熊彼特在他的经济著述中的方法论，概括而言，它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强调发展观点和内在因素。熊彼特尽管不同意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但是他对于在分析问题时强调要采用“变动”、“动态”、“发展”的观点，以及强调要认清“发展”现象是来自事物“内在因素”的作用这个方面，则极力推崇马克思的观点和方法，认为这“完全是他（马克思）的创见”。伊丽莎白熊彼特则认为这个方面是熊彼特和马克思的“共同之点”。（见伊丽莎白为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所写的前言，载于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页。）我们认为，在这个方面或在这一观点上，熊彼特很可能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两者所采用的“发展”观点，确有某些相同之处；但从根本上说，则又大不相同。马克思的发展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用在社会问题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而熊彼特虽然也采用了“发展”观点，在这一点上熊彼特可说胜过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但他的“发展”观点是并不承认社会制度的“突变”等等。不论怎样，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一书中，自始至终是以对经济的科学分析为中心线索，并十分强调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的演变和发展的。第二，强调并采用历史的方法。熊彼特早在1914年就以德文发表了短篇著作经济学说与方法史略（台湾经济学者阎子桂曾根据英译本译成中文，书名为经济学说和方法历史的概述，于1972年由台湾中华书局出版），这就是现在的巨幅著作经济分析史的前身和雏形。这大小两本著作，说明熊彼特从青年到老年都一直重视经济学说和方法的发展史的研究。不仅如此，而且在熊彼特的其他几本最有代表性的围绕“创新理论”而建立他自己的学说体系的著作，即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周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这三本著作里，熊彼特都明显地采用了历史分析方法，并始终意图把历史分析和理论分析二者结合起来。这种意图和作法，在经济分析史里以及在传记著作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里，也是有明显的体现的。熊彼特总是试图把不同学说的形成和发展、不同分析工具的产生和运用，与各自所处的历史环境和背景联系起来。总之，熊彼特无时无刻不是试图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探究二者融合在一起，从而不仅形成了他自己的独特的经济学说体系，而且也形成了他自己的颇具特色的分析方法。当代西方著名经济史学家厄谢尔（APUsher）曾在一篇悼念熊彼特的文章里写道：“他把不同的分析工具加以综合运用，是具有高度创见性的。”“当时除了马克思文献的领域外，实难以见到这种有成就的综合运用的分析工具。”（见AP厄谢尔：经济发展理论的历史意义，载于HE哈里斯主编的熊彼特社会科学家英文本，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125129页。）第三，强调追根溯源，查明来龙去脉，重考据和历史事实，治学严谨，注解详明。熊彼特的这种求实态度和作风，几乎见于他所有的长篇著作或短篇论文中；在经济分析史这一巨幅著作里，尤其是这样。对于本书中涉及的某人、某事、某种著述、某种学说、某种分析方法或分析工具，熊彼特无不力求对其历史渊源和发展现状，旁征博引，阐述清楚，并加以必要的评论。有时在正文里不能尽其详，则辅之以详细的注解，务求把事实弄明白，或把问题搞彻底。对于一本著作，如果有一种或几种其他文字的译本，则必然在附注里注明其各种文字的译者、出版地点和出版年份。熊彼特的这种做学问的踏实作风，是值得我们赞许和效法的。不仅如此，有时熊彼特在本书中对某一个经济学者的附注，就包括有这个学者的生平、著作和学说要义，以及他在经济学界的影响或贡献，最后还加上熊彼特三言两语的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