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团结”：基于党和政府重要文献的概念史考察_鲁特.pdf

广西民族研究 2022年第6期（总第168期）“民族团结”：基于党和政府重要文献的概念史考察*鲁特【摘要】“民族团结”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概念，但既有研究侧重于从不同学术视角的界定，缺乏从历史情境对其进行概念考察，不足以展现其丰富意涵。基于党和政府重要文献的文本考察，系统梳理“民族团结”的提出及历史演变，可以厘清这一概念独特而深刻的内涵。“民族团结”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联合”，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政治平等”，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经济互助”，最后到新时代以来的“意识铸牢”，其内涵不断丰富，程度更加深刻。“民族团结”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与中国共产党百年探索的总体性特征和阶段性特征密切相关。理解“民族团结”是维护民族团结的前提和基础。【关键词】“民族团结”；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概念史【作者】鲁特，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240。【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22）06-0031-0009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是事关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关键性问题。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及新时代以来的艰辛探索，取得了一系列的伟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其中，维护民族团结便是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党和国家历届领导人都把维护民族团结作为其治国理政的重要方面，习近平更是多次强调“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1“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证”2。可见，维护民族团结对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具有根本性、战略性意义。而理解“民族团结”则是维护民族团结的前提和基础。如何理解“民族团结”？学者们从多方面展开讨论，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金炳镐从民族学的视角指出，“民族团结，是指不同民族为了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的联合”3 646；郑杭生从社会学的视角指出，“民族团结就是把分散的不同的民族联合起来，使之成为彼此具有相互依存的良性互动关系，并形成更大民族共同体的过程和状态”4；吴华敏则从政治学视角提出，“团结是相互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在相互作用过程中渐渐累积起来的相互包容性、相互相似性和相互认同性”5 17，等等。此类研究为我们理解“民族团结”的概念奠定了基础，但其侧重于从不同的学术视角对其进行界定，缺乏从历史情境中考察其概念演变及丰富内涵，显得过于笼统、简单和程式化。故本文拟基于对党和政府若干重要文献的文本考察，系统梳理“民族团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以及新时代探索中的提出和历史演变，深入探讨在党和政府的政治话语中，“民族团结”这一概念独特而深刻的内涵。*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话语体系构建研究”（19JZD009）。31广西民族研究 2022年第6期（总第168期）一、革命联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族团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经历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对“民族团结”的认识开始萌芽。在党的文献中，这一时期的“民族团结”，主要是指各民族基于革命利益的自愿联合；其目标在于联合一切革命力量，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因此，这一时期的“民族团结”，本质上是指革命联合。在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注意到“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并在北伐战争中积极团结少数民族群众。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通过对当时世界正反趋势的分析得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之一是“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6 133。这是党的文献中第一次论及少数民族。这里虽未明确提出“民族团结”的概念，但“统一”一词却蕴含着维护民族联合与民族团结的深刻意涵。1925年10月，为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进一步团结蒙古民众参加北伐战争，蒙古问题决议案明确指出：“我们现时最重要的责任，便是使蒙古人中先进的民权主义分子，尤其是蒙古的智识阶级，归到革命方面来。”7 538同时，在汉蒙农民的革命联合中，“不应当淹没蒙古人的民族利益”7 539。在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中共开始大量接触少数民族。早在1928年7月9日，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就认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问题，对于革命有重大的意义。”8 450这是党的文献中第一个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紧接着，1929年6月25日，中共二届六中全会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再次强调：“少数民族问题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9 238而且，这次讨论还明确列出了民族团结的对象，不仅指境内的蒙古人、藏人、回民、苗族等少数民族，还包括“如上海的英美日等国人民，及印度、安南、朝鲜人民，满洲的朝鲜及日本人”9 238。此时，少数民族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已成为关乎土地革命成败的战略性问题。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万里长征。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开始直接接触少数民族群众，并加强了与他们之间的革命联合。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就苗瑶问题指出：“对于苗瑶等少数民族，主张民族平等、与汉族工农同等待遇，反对汉族的地主财富佬的压迫。”10 43这一布告缓和了苗瑶与汉族之间的关系，为红军进一步长征开辟了道路。同年5月19日，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更是要求：红军所到之处，“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有任何的骚扰”“绝对地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风俗和习惯”“严厉的反对轻视、鄙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愚蠢偏见”10 163。正是在这一政策的指引下，红军长征途中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民族团结故事，“彝海结盟”便是其中的典范。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高涨，民族团结意识变得十分浓厚。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首次提出抗日的“民族团结”这一概念，并要求“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1 482。虽然这里的“民族团结”是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层面提出的，但必然也包括团结各少数民族一致抗日。而且，此前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也明确指出要“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11 476。1938年10月，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再一次强调了“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一方面，各少数民族应自己团结起来争取实现，一方面应由政府自动实施，才能彻底改善国内各民族的相互关系，真正达到团结对外的目的。”12 621毛泽东的这一论述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提供了具体指南，更为抗日救亡战争的最后胜利赢得了群众基础。1945年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党章更是将对内“团结国内各少数民族同自己一道”与对外“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规定为党在当时阶段的主要任务。13 533534在解放战争时期，为削弱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彻底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果实，中国共产党与32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1947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自治问题的指示指出：应反对“为蒋介石国民党独裁政府及其所制定的取消民族自治权利的伪宪与卖国内战反动的政策”14 119。这体现了中共中央对内蒙古政府自治权利的尊重和支持，更加将蒙古族民众与汉族人民团结起来。同年4月24日，乌兰夫在在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内蒙古人民要“联合真正的朋友，粉碎美蒋进攻”，并强调“加强了内蒙古地区蒙汉各民族间的团结，我们还要联合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为共同反对美蒋的进攻而努力。”14 154这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解放战争中“民族团结”的对象和范围。回顾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党的文献中关于“民族团结”的论述也始终围绕这一革命任务展开。这一时期的“民族团结”是指，在坚持民族自主和民族自决原则的基础上，各民族基于革命利益的自愿联合。尽管这种联合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革命实力，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但它的基础却还不是十分稳固、牢靠的。随着革命战争的完结，这样的联合随时都有破裂的可能。因此，这一时期的“民族团结”本质上还只是一种革命联合。二、政治平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民族团结”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对“民族团结”的认识逐渐成型。在党的文献中，这一时期的“民族团结”建立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之上，主要是指各民族基于政治平等的团结；其目标在于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建设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这一时期的“民族团结”，强调的是政治平等。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为消除革命时期残存的“大民族主义”思想，“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1949年 9月通过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 共同纲领）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15 3，12这一规定正式提出“民族平等”的要求，并将其确立为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民族平等”赋予了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同等的政治权利，为维护新生政权的稳定和建立“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奠定了政治基础。在此基础上，为更好地保障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权利，共同纲领还强调：“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15 12这是党的法律中对民族区域自治的较早规定。到了1952年2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进一步要求：“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须保障自治区内的各民族都享有民族平等权利。”16 63这一要求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平等的高度重视，更指明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重要职能，即保障各民族的政治平等权利。此外，党和政府还特别关注散杂居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1952年2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保障关于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份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份的人民，均与当地汉族人民同样享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游行示威的自由权，任何人不得加以歧视。”“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份，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6 89可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民族平等的对象和范围是全覆盖的，无论是聚居区少数民族还是散居的少数民族，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到了过渡时期，1954年9月2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对共同纲领中的“民族平等”政策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宪法指出：“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各民族一律平等。”17 521，522同时，宪法还详细列出了“民族平等”的要求：一是“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二是“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三是“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四是“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17 522这些要求进一步明确了各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的内容，保障了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政治平等，为推进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宪法保障。同年10月24日，由中共中央批发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33广西民族研究 2022年第6期（总第168期）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中进一步指出：“我们所以必须保障各民族间的民族地位和一切权利方面的平等，用一切方法消灭历史上残留的民族间的隔阂和歧视，这是因为我们要达到团结合作、互相信任的目的。”17 651这一论述阐释了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关系，说明要“达到团结合作、互相信任的目的”，必须保障各民族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