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可汗”与燕然都护府——唐太宗北疆经略的创新性尝试_李大龙.pdf

李大龙摘要：以往学界对“天可汗”称号的探讨虽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多聚焦于其实际功能，而对燕然都护府则少有专门性研究。从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视角看，唐太宗被称为“天可汗”是草原部落认同其政治地位的突出体现，而设置燕然都护府则是唐太宗为谋求超越传统以获得“上策”评价在北疆经略中的创新性尝试。善于总结前代经验以制订边疆治策是唐太宗边疆经略的习惯做法，燕然都护府的命名、对突厥降众的安置以及积极经略东北边疆等，都体现着前代经略对唐太宗边疆治理的影响。多民族国家就是在这种前赴后继地继承与发扬前代治理实践经验中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关键词：唐太宗；“天可汗”；燕然都护府；边疆经略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天可汗”称号的出现和燕然都护府的设置，是唐朝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者对草原地区实施有效经略的创新性尝试，开创了农牧交融管理之先河，对于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与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学界有关“天可汗”的探讨多聚焦于“天可汗”称号和唐朝是否对草原实施有效治理两个方面进行分析1，而对燕然都护府的设置则往往只是在追溯安北都护府的沿革时略有提及，未作专门性探讨2202-218，目前在中国知网检索不到以“燕然都护府”为题的论文，仅在有关单于、安北都护府的专论中有对燕然都护府的概要论及。拙著都护制度研究对燕然都护府的设置、职责及历任都护的情况有系统讨论。“天可汗”与燕然都护府唐太宗北疆经略的创新性尝试文章编号 1001-5558（2023）02-0071-13西北民族研究Journal of Northwestern Ethnic Studies2023年第2期（总第119期）2023.No.2（Total No.119）收稿日期 2022-02-05作者简介 李大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国家与疆域理论研究室编审，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北京 100101DOI:10.16486/ki.62-1035/d.20230403.003西北民族研究2023年第2期（总第119期）民族史与边疆学Journal of Northwestern Ethnic Studies这种做法似乎并不能全面而准确地揭示唐朝统治者经略北疆的目的和意义。应该说，农耕族群和游牧族群的博弈在先秦时期已经显现并贯穿于整个古代，是推动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协调与北疆游牧族群的关系，已经被西周高度重视，秦汉时期则凸显为王朝国家治理的主要问题。唐朝对北疆的经略既是对前代经略的延续和发展，同时也为后代的经略提供了基础。只有在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大背景下审视，才能对唐朝“天可汗”称号与燕然都护府设置的重要价值作出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下文试图在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视域中对“天可汗”称号的出现及燕然都护府设置的目的与意义进行讨论，以求正于学界同人。一、虚实：“天可汗”与燕然都护府的设置隋朝通过和突厥确立册封关系，大致保持了北疆的稳定，但隋末乱世中唐朝的兴起则是突厥扶持的结果。关于隋末唐初的北疆形势，通典突厥上记载：“此后隋乱，中国人归之者甚众，又更强盛，势陵中夏。迎萧皇后，置于定襄。薛举、窦建德、王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之有也。大唐起义太原，刘文静聘其国，引以为援。”35407由此可知唐朝的兴起和诸多割据势力一样，依然得益于东突厥汗国的大力扶持。唐太宗所谓“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26067，也说明了这一点。经过数年的博弈，唐朝虽然与东突厥汗国在“武德五年双方的关系已经由称臣演变为了敌国（平等）关系”4，并在武德七年（624年）达成了“渭水之盟”，但协调与东突厥汗国的关系依然是李世民即位初期北疆治理需要迫切解决的重大问题。武德九年（626年），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登上皇位，改年号为“贞观”。他崩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史称“唐太宗”。有关唐太宗时期的北疆经略，诸多史书有详略不同的记述，以往的论著也多有论及。综合来看，唐太宗的北疆经略成果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归纳总结：一是改变和消除了来自东突厥汗国的威胁；二是通过和亲、册封等政策瓦解了薛延陀汗国；三是获得了“天可汗”的称号，并在羁縻府州基础上设置燕然都护府，对诸多草原部落进行管辖。贞观四年（630年），随着颉利可汗被俘，作为北疆主要威胁的东突厥汗国已经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突厥部众的安置问题，多部有关突厥的通史性著作对此已经有系统的阐述567。虽然继起的薛延陀汗国有一统草原地区的趋势，但唐太宗巧妙通过册封夷男二子为可汗，削弱其势力并引发其内讧；先同意与薛延陀汗国和亲，后又悔婚，以显示并不支持其实施的政策。称霸草原的薛延陀汗国仅仅存在十年有余即土崩瓦解，可谓昙花一现。有关薛延陀汗国的兴衰过程，段连勤先生的隋唐时期的薛延陀8一书已经有详细的阐述，故而，在此只对薛延陀汗国作必要的阐述，以便下文展开相关分析。“天可汗”的称号在诸多史书中都有记载，虽然始于唐太宗李世民，但并非其独有，唐肃宗、唐代宗等也被草原部落统治者视为“天可汗”。“天可汗”是东突厥汗国灭亡后 72草原部落对唐太宗的称号，最早见于贞观四年。旧唐书太宗纪载：贞观四年，“夏四月丁酉，御顺天门，军吏执颉利以献捷。自是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于是降玺书册命其君长，则兼称之”939。资治通鉴卷193贞观四年三月条亦载：“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106073颉利可汗被俘是东突厥汗国灭亡的主要标志之一，此时北疆诸多游牧部落将最高首领的称号“可汗”奉献给唐太宗，即“请上为天可汗”，是甘愿称臣接受唐朝统治的意愿表达，通典的作者即如此认定唐太宗接受“天可汗”称号的意义。通典北狄对“请上为天可汗”有更为详细的记载：“大唐贞观中，户部奏言，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降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百二十余万口。时诸蕃君长诣阙顿颡，请太宗为天可汗。制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咸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焉。临统四夷，自此始也。”35494将唐太宗接受“天可汗”的称号，视为唐朝“临统四夷”的开始，应该代表了中原史家的一般认识。综合各书有关“天可汗”的记载，有两点需要关注。一是“天可汗”之称似乎并不能完全体现草原部落统治者对唐太宗的尊崇，故而唐太宗在被称为“天可汗”的同时又往往被称为“天至尊”。贞观二十年（646年）九月，唐太宗出巡至灵州，“敕勒诸部俟斤遣使相继诣灵州者数千人，咸云：愿得天至尊为奴等天可汗，子子孙孙常为天至尊奴，死无所恨。甲辰，上为诗序其事曰：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公卿请勒石于灵州；从之”106240。从“天可汗”到“天至尊”，不仅仅是尊重程度的变化，更应该是唐朝政治地位被充分肯定的标志。二是“天可汗”并非唐太宗独享，至少在草原部落统治者那里，肃宗、代宗等唐朝皇帝也被视为“天可汗”。乾元元年（758年），唐朝与回纥和亲，册礼使者殿中监汉中王瑀见回纥可汗“不拜而立，可汗曰：我与天可汗两国之君，君臣有礼，何得不拜？”107059永泰元年（765年），回纥、吐蕃等的三十万人入寇，唐代宗急令郭子仪率军迎击，“回纥怪问：是谓谁？报曰：郭令公。惊曰：令公存乎？怀恩言天可汗弃天下，令公即世，中国无主，故我从以来。公今存，天可汗存乎？报曰：天子万寿。回纥悟曰：彼欺我乎！”危机得以顺利解除114606。可知，在回纥可汗的意识中，肃宗、代宗等唐朝皇帝都是“天可汗”。安史之乱后，回纥汗国实现了草原一统，但依然认同唐朝的“大一统”政治体系，接受册封和和亲等是重要标志，唐太宗时期形成的“天可汗”意识在其中的主导作用也是明显的。与“天可汗”相关的是“参天可汗道”的开辟和燕然都护府的设置。关于燕然都护府的设置时间，史书中出现了贞观四年、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和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等不同的说法，贞观二十一年设置的说法得到了较多学者的认同。唐会要安北都护府将“参天可汗道”和燕然都护府的设置联系起来作了记载：“（贞观）二十一年正月九日，以铁勒回纥等十三部内附，置六都督府、七州并各以其酋帅为都督刺史，给元金鱼、黄金为字，以为符信。于是回纥等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置邮驿，总六李大龙 “天可汗”与燕然都护府唐太宗北疆经略的创新性尝试 73西北民族研究2023年第2期（总第119期）民族史与边疆学Journal of Northwestern Ethnic Studies十六所，以通北荒，号为参天可汗道，俾通贡焉，以貂皮充赋税。至四月十日，置燕然都护府，以扬州司马李素立为都护，瀚海等六都督、皋兰等七州，并隶焉。”121314资治通鉴卷198则有两条记载，贞观二十一年正月条载：“丙申，诏以回纥部为瀚海府，仆骨为金微府，多滥葛为燕然府，拔野古为幽陵府，同罗为龟林府，思结为卢山府，浑为皋兰州，斛薛为高阙州，奚结为鸡鹿州，阿跌为鸡田州，契苾为榆溪州，思结别部为林州，白霫为寘颜州；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各赐金银缯帛及锦袍。敕勒大喜，捧戴欢呼拜舞，宛转尘中。及还，上御天成殿宴，设十部乐而遣之。诸酋长奏称：臣等既为唐民，往来天至尊所，如诣父母，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岁贡貂皮以充租赋，仍请能属文人，使为表疏。上皆许之。于是北荒悉平，然回纥吐迷度已私自称可汗，官号皆如突厥故事。”四月条又载：“丙寅，置燕然都护府，统瀚海等六都督、皋兰等七州，以扬州都督府司马李素立为之。素立抚以恩信，夷落怀之，共率马牛为献；素立唯受其酒一杯，余悉还之。”106244-6246由于史书对唐高宗时期调整都护府的设置记载得不清晰，有学者误以为唐朝同时设置过两个都护府。对此已有多位学者在专文中进行了辨析，或认为“永徽元年，北方边疆惟置燕然都护府，统辖北铁勒诸部府州”1314；或认为“至贞观二十三年西突厥葛逻禄等部来降，为便于统一管理突厥诸部，唐廷对漠南突厥部众的统属关系进行调整。原属云中都督府的思壁、白登二州改属燕然都护府”15；或认为“因为当时在回纥部落设置了瀚海都督府，燕然都护府作为上级管理机关迁到该处，应当改为瀚海都护府”16。尽管存在认识上的差异，但燕然都护府是唐朝在消灭薛延陀后的第二年即贞观二十一年在北疆设置的第一个都护府，也是唯一的都护府，是符合史书记载的。燕然都护府的职责和管辖范围从上引史书的记载看是很明确的，即管辖在契苾、回纥等十余个部落基础上设置的13个府州，但辖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经历了一个由扩大到缩小的过程。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三月丙辰，唐朝又“置丰州都督府，使燕然都护李素立兼都督”106266。龙朔三年（663年）更名为瀚海都护府后，都护府的辖境发生了一次比较大的变化，资治通鉴卷201载：龙朔三年二月，“徙燕然都护府于回纥，更名瀚海都护；徙故瀚海都护于云中古城，更名云中都护。以碛为境，碛北州府皆隶瀚海，碛南隶云中”106333。两个都护府分治草原以及总章二年（669年）瀚海都护府再改为安北都护府，不仅终结了燕然都护府的使命，也彻底改变了唐朝的北疆治理格局17。或许是通典的作者用“临统四夷，自此始也”定位“天可汗”，让后人感觉唐朝对草原地区一直实施着有效管辖，由此引发了当今学界对“天可汗”权力虚实的探讨，于是出现了一些意见分歧。传统的做法是将唐朝在辽阔的草原设置众多的羁縻府州和“天可汗”的称号联系在一起来认识唐朝对北疆的经略，将“天可汗”视为“号令包括突厥大可汗在内的所有游牧世界的统治者”18，但也有学者认为“天可汗”制度仅仅存在于唐太宗和唐高宗时期，更有学者认为“天可汗”称号的含义是变化的，“这一称 74号是皇权的延伸，唐代不存在皇帝和天可汗分别对应的两个统治系统”，“过于强调天可汗称号甚或皇室血统在唐代国家建构中的作用，显然背离历史实际”1。应该说，虽然这些探讨有助于加深对唐朝北疆治理的认识，但为什么唐太宗会接受并不能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