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来华人员的翻译出版活动与汉语海外传播_冯学锋.pdf

98长江学术 2023 年第 2 期随着1517世纪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英国在东方贸易拓展的过程中接触到中国商品，随着贸易的增长和持续，中英两国人员交往更加频繁和深入，文化交流日渐增多。早期中英文化交流的主角，是英国传教士和其他来华人员。特别是 19 世纪英国来华人员的翻译和出版活动，体现并促进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全面认知和细致观察，客观上在中英翻译出版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这对于当下我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也具有借鉴意义。一、早期中英翻译出版活动的背景（一）贸易拓展与语言翻译需求中英两国相隔两万里，山高水远，重洋阻绝，历史上的直接交往起步较晚。中国对外交往史上著名的张骞通西域、郑和下西洋，虽尽力西行，皆未抵达英国。英国作为欧洲海上竞争的后起之秀，其航海探索虽远至美洲、澳洲，亦未直接到达中国。在中国清代以前，中英两国语言上的交涉缺乏基础，尚没有翻译出版的相关活动。随着地理大发现和东方贸易的拓展，西方列强的船队陆续抵达东方，中英两国逐步有了物品和人员的交流，文化和语言亦随之而产生交涉。“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必然要在语言上体现出来，在今天世界的各种语言中普遍存在的外来词就是这种体现。”16 世纪晚期，汉语借词开始出现在英国牛津词典之中。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设立和不断扩张，中英交流日渐频繁、范围日益广泛、层次逐步深入。英国人最初与中国打交道，尚不能直接用语言沟通。1637 年，第一次来到中国的英国人，只能通过一位懂中葡语言的“通事”与中国人打交道；直到18 世纪初，中英交往一直依赖会说一些葡萄牙语和地方方言的中国“通事”；其间有在澳门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参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翻译，多以拉丁文作者简介：冯学锋（1958），男，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刘晓婧（1984），女，湖北十堰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语言学与对外汉语研究。基金项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分会“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研究”重点课题“新形势下汉语国际教育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21ZSYZZD04）。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37 页。19 世纪英国来华人员的翻译出版活动与汉语海外传播冯学锋刘晓婧（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摘要：19 世纪西方传教士和其他来华人员不断增加，贸易、传教和博物活动的开展，刺激了语言沟通与中英翻译出版的多元需求。中英文化交流从“洋泾浜英语”拓展到典籍翻译、辞书编纂和科学出版活动，留下了大量优秀的出版物，并使得诸多关于中国的词汇陆续进入英国牛津英语词典。这些出版物和词汇促进了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宏观和微观层面传播，不仅在西方世界产生深刻影响，还引导和推动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不仅在中外出版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壮丽华章，而且为汉语和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谱写了华美诗篇。关键词：汉语借词来华人员典籍翻译辞书编纂博物活动DOI：10.19866/ki.cjxs.2023.02.009长江学术YANGTZE RIVER ACADEMIC2023 年第2 期（总第 78 期）2023 No.2（Serial No.78）99为书面中介；清前期，政府对中外语言接触管理非常严格，禁止向外国人出售中文书籍，不许中国人教外国人学习汉语，一旦发现予以严惩。大约到了 1715年，中国商人学会了一种古怪的混合语，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通用语。这种混合商务用语最初在澳门和广东流传使用，也称为“行话”“广东英语”；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扩张到香港、通商口岸和长江流域，被称为“洋泾浜英语”，19 世纪末期逐渐衰落。这种语言由一个特殊的群体创造并使用，他们充当中英贸易和交涉事务的中间人，被称作“通事”。（二）传教活动与翻译出版需求“通事”和“洋泾浜英语”初步解决了中英贸易的基本沟通问题，但并不能完全满足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政府的语言需要。他们需要了解更丰富更准确的中国语言，进一步认知中国的文化，向中国派遣的若干批传教士中，有一部分开始用变通的方式学习和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化。自明朝末年起，西方国家陆续派出传教士随远洋船队来到东方。早期的传教士大多来自欧洲大陆，仅明代晚期来中国传教的西方教士就有数百人之多，比较著名的有来自意大利的罗明坚、龙华民、熊三拔、艾儒略、罗雅各，来自葡萄牙的罗如望，来自西班牙的庞迪我，来自德国的邓御瀚、汤若望，他们掀开了明清时期中西方科学与文化交流的序幕。自利玛窦来华到 1773 年耶稣会被解散，近两个世纪里，来华传教士多达 478 名，其中有过著述的知名人士约 87 名。这一时期的欧洲传教士，一方面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另一方面想方设法传播天主教。随着传教士对中国了解的深入，他们开始将部分西方科技文献译入中国，同时将部分中国文献翻译成西文。不过当时英国人尚未参与。早期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采取“曲线迂回”的策略，在东南亚的马六甲、槟榔屿、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等地建立对华传教基地，以规避清朝的严厉禁教政策。他们从事在中国遭禁的汉语学习、书籍翻译、印刷出版和教育传教等活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传教士扮演着宗教传播者、殖民侵略势力的同路人和文化交流使者等多重角色。除传教以外，他们从事教育和出版事业，这也是教会交代的“分内”之事。19 世纪上半叶，教会派遣传教士的首要任务，并不是发展信徒，而是通过间接手段为日后大面积传教扫除障碍，其中的重要工作之一是扫除语言障碍，学习中国人的语言、翻译 圣经、编印工具书和教材等成为传教士的重要任务。这 50 余年间，除了将 圣经 和西方科技文化著作翻译成中文之外，传教士同时将中文典籍和知识翻译成英文，共有 17 名新教传教士参与到汉英翻译的事业当中。受其使命和立场的影响，传教士英译的文本选择有一定的倾向性。（三）博物活动与科技出版需求在中英文化交流过程中，博物学家扮演了特殊而重要的角色。17 世纪下半叶，英国开始了连续的博物学活动。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英国商贸船队的职业医师兼博物学家詹姆士坎宁安于16971699 年在厦门和鼓浪屿共收集到 176 个新的植物物种和 84 种植物的种子，并委托中国画家绘制了 800 余幅植物水彩画；17001703 年在舟山的考察让他在 哲学汇刊 发表了若干成果，在英国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由于 1768 年博物学家司佳：从“通事”到“翻译官”论近代中外语言接触史上的主、被动角色的转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3 期。美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568 页。Robert A.Hall.Chinese Pidgin English Grammar and TextsJ.,1944（64）:95.刘静：明代来华的西洋传教士，环球时报 2005 年 2 月 25 日，第 23 版。吉少甫：书林初探，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5 年版，第 185 页。邓联健：委曲求传：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汉英翻译史论 18071850，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xviii-vix、12、36 页。李猛：科学与帝国相遇英国博物学家坎宁安在华的科学实作，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8 年第 11 期。冯学锋刘晓婧：19 世纪英国来华人员的翻译出版活动与汉语海外传播100长江学术 2023 年第 2 期约瑟夫班克斯跟随舰队的探险活动取得巨大成功，英国海军的探险船队邀请博物学家参加成为惯例，英国逐步形成了博物学与帝国扩张相互促进的“博物学帝国主义”模式。17921794 年，马嘎尔尼率英国使团访问中国时，以斯当东为首的博物学团队记载下大量博物情报，采集了许多动植物标本，包括北直隶 106 种、热河与北京 67 种、山东与江南126 种、江西与广东 97 种。博学物活动成为英帝国扩张的重要内容，与海军探险、外交出访等活动交织在一起，在 18、19 世纪形成一道蔚为壮观的异域“风景”。随着英国博物学热情的高涨，1804 年，苏格兰园艺师克尔被皇家植物园派到中国收集植物，他将收集到的植物装箱运回英国；商馆医生利文斯顿成为另一名重要的植物收集者。1816 年，阿美士德使团来华时专门派出一名博物学家阿贝尔负责收集中国植物标本。英国散商托马斯比尔建了一个大鸟笼，收集包括锦鸡、鸳鸯等中国物种的活样本；东印度公司职员德庇时搜集记录了许多宝贵的博物信息，包括广州的野鸭、鸬鹚、鹈鹕、鹤、食米鸟，云南的孟加拉虎，长城一带的熊、鹿，西南地区的亚洲狮，南部丛林的野猫、野猪、独角犀等。除了对科学的好奇和热爱之外，英国在中国的博物活动主要是为其殖民和帝国扩张作铺垫。真正深度参与博物学研究的，是并不主要肩负科学使命的在华领事馆和中国海关。到 1880 年，英国在中国20多个城市建立了领事馆，雇用了200多名职员；主要由英国人掌握的中国海关在 1896年有 679 名西方雇员，其中 374 名英国人。供职于领事馆的动物学家郇和，以研究台海和海南鸟类与哺乳动物而著称；翻译官阿查利、外交官白挨底、海关官员包腊和马士等人都是著名的博物学家；被称为“热带医药之父”的万巴德，是厦门海关的医官；长驻中国 30 年的广州黄埔副领事汉斯，收集了超过 22000 种植物标本，发表了 200 多篇植物学论文。活跃的博物活动催生了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等新兴科学的出版需求，也带动了相关领域学术著作和学术期刊的发展。二、19 世纪中英翻译出版活动的主要形式（一）传教士的汉籍英译早期来华的英国传教士，传教以外从事教育和出版事业。19 世纪上半叶，传教士翻译中国文献的重点，聚焦于儒典和时政。儒典是西方了解中国的重要文本，受到英国早期传教士的重视，如马希曼译 论语（1809）、大学（1814），马礼逊译 大学（1812），裨治文译朱熹传（1849）、孝经（1853），麦都思译 书经（1846）等。当时中国通行的启蒙教育读本 三字经 千字文 女学 鉴韵幼学诗贴 搜神记 西湖记 等神怪小说也被译成了英文。时政是传教士了解中国的重要内容，也是他们向本国传递的重要信息，如马礼逊译道光皇帝 登基喜诏（1821）和 求雨祷文（1832）、林则徐 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 和 谕洋商责令外商呈缴烟土稿（1839），卫三畏译 三合会誓词（1849），裨治文译 新本禁洋烟（1838）、檄谕英吉利国王书（1840）、湖南贵中孚戒溺女文（1848）、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奏为驰禁天主教折（1845）、望李猛：英国的博物学文化，中国图书评论 2013 年第 10 期。李猛：关于清朝乾隆时期中英之间的一次科学交流17921794 年英国使团在中国的博物学活动及其幕后策划者，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5 年第 1 期。英 乔治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13314、365366、435436、478 页。张坤：鸦片战争前英国人在中国的博物活动，暨南史学 第九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36350 页。美 范发迪：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袁剑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7578、8494 页。101厦条约（1845），米怜译 圣谕广训（1817），麦都思译 虎门条约（1844）、南京条约（1845）等，这些在当时都是重要的时政文献，也是西方特别感兴趣的资料。上述中文英译的早期实践，是传教士在复杂艰难的环境中学习中国语言、传播文化的探索，也由此诞生了中国文献传入西方的早期出版物。鸦片战争之后，通商口岸开设，传教士的规模扩大、活动空间拓展，中英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日益广泛深入，其文化传播与翻译出版活动更加活跃。（二）驻华人员的辞书编纂出版英国早期来华人员中，有的长驻中国数十年，潜心研究中国语言和文化，编纂了为数不少的中英文词典。鸦片战争之后，禁教令被迫取消，大批传教士再次来华，诸多外国人受聘在驻华使领馆和海关长期工作，外国商贸公司也有长驻中国的雇员。部分来华人员基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