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长江学术·2023年第2期随着15—17世纪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英国在东方贸易拓展的过程中接触到中国商品，随着贸易的增长和持续，中英两国人员交往更加频繁和深入，文化交流日渐增多。早期中英文化交流的主角，是英国传教士和其他来华人员。特别是19世纪英国来华人员的翻译和出版活动，体现并促进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全面认知和细致观察，客观上在中英翻译出版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这对于当下我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也具有借鉴意义。一、早期中英翻译出版活动的背景（一）贸易拓展与语言翻译需求中英两国相隔两万里，山高水远，重洋阻绝，历史上的直接交往起步较晚。中国对外交往史上著名的张骞通西域、郑和下西洋，虽尽力西行，皆未抵达英国。英国作为欧洲海上竞争的后起之秀，其航海探索虽远至美洲、澳洲，亦未直接到达中国。在中国清代以前，中英两国语言上的交涉缺乏基础，尚没有翻译出版的相关活动。随着地理大发现和东方贸易的拓展，西方列强的船队陆续抵达东方，中英两国逐步有了物品和人员的交流，文化和语言亦随之而产生交涉。“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必然要在语言上体现出来，在今天世界的各种语言中普遍存在的外来词就是这种体现。”16世纪晚期，汉语借词开始出现在英国牛津词典之中。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设立和不断扩张，中英交流日渐频繁、范围日益广泛、层次逐步深入。英国人最初与中国打交道，尚不能直接用语言沟通。1637年，第一次来到中国的英国人，只能通过一位懂中葡语言的“通事”与中国人打交道；直到18世纪初，中英交往一直依赖会说一些葡萄牙语和地方方言的中国“通事”；其间有在澳门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参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翻译，多以拉丁文————————————————作者简介：冯学锋（1958—），男，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刘晓婧（1984—），女，湖北十堰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语言学与对外汉语研究。基金项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分会“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研究”重点课题“新形势下汉语国际教育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21ZSYZZD04）。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7页。19世纪英国来华人员的翻译出版活动与汉语海外传播冯学锋刘晓婧（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摘要：19世纪西方传教士和其他来华人员不断增加，贸易、传教和博物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