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结合”深层逻辑的三维分析_尚庆飞.pdf

“第二个结合”深层逻辑的三维分析*尚庆飞【内容提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深层逻辑，不能单纯拘泥于文化逻辑层面加以理解，而应当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现实场域，从历史、理论和现实三个维度加以全景式透视。从历史维度而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经历了形式和内容不同层面的融合过程，新时代推动“第二个结合”应努力实现向价值理念层面深度融合的转变。从理论维度而言，“第二个结合”重要论断的提出，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关系问题的认识，实现了从“自在自为”到高度“自觉自信”的转变。从现实维度而言，新时代推进“第二个结合”，不仅要直面“中国之问”的求解，更要在回答“世界之问”中实现“问题域”的转变，以此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个结合”作者简介:尚庆飞(1971)，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通226019)。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这一科学论断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和现实关怀。深入理解和把握“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特别是在新时代背景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深刻意蕴，不能停留在学院式研究上或单纯从文化逻辑层面把握“第二个结合”，而应当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现实场域，从历史、理论和现实三个维度加以全景式透视。一、历史之维:从“形式”“内容”到“价值理念”的深度结合从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历史进程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之所以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其原因不仅在于源自西欧文化语境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之间存在重要的理论“视差”，而且因为中华文化以日用而不自觉的方式深刻影响着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与改造，也必然会影响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和运用。可以说，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不断在中国本土实际经验和悠久文1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项目“两个结合 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机制研究”(22VC009)的阶段性成果。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17 页。化传统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以及运用中国经验、中国文化“化”马克思主义的双向互动过程。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大致经历了“形式内容价值理念”三个不同层次的范式转换过程。第一，以比拟或比附方式推进形式层面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要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要在语言形式上进行转化。基于西欧文化语境的马克思主义，就最外在的表达形式而言，与中华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空间性”差异;同时，立足于西欧发达工业化生产基础上的理论表达，与建立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之上的中华文化之间又存在着巨大的“时间性”差异，亦即常言的“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差异。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从西欧向古老中国的“理论旅行”过程之中，必然首先遭遇中华文化系列差异性所构筑的外在“抵抗”，而首当其冲的便是语言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上存在的差异性，这直接影响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因此，中国人在早期译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常常使用比附或比拟的手法，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类似概念或表达方式，帮助国人以较为便捷的方式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深奥概念。例如，面对社会主义这一最初源自拉丁语的具有共同的、共享的含义的全新概念，中国人在理解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一定意义上的陌生感与距离感。因此，梁启超在介绍社会主义时便选择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概念表达方式进行比附，认为社会主义“吾中国固夙有之”，“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近人多能言之矣，此不缕缕”。1912 年 10 月，孙中山说:“考诸历史，我国固素主张社会主义者。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同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宜其进行之速，有一日千里之势。”如上所述，梁启超和孙中山不约而同地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找寻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形式载体。当然，在比附的同时，另一些知识分子则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格义”，这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知识化和体系化显然起到了促进作用。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找寻与马克思主义相对应的类似概念范畴，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加以比附和解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最初图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不断传播，这种表面的比附和解释显然就不能满足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了。第二，以创造性发展方式推进内容层面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需要进行表达方式上的比附或比拟，这更多的是一种外在形式上的结合问题，是异域文化在他国传播过程中普遍遵循的一般传播学规律。但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将其作为一种救国救民、改造宇宙和社会的真理，这就从根本上超越了以往将马克思主义单纯作为一种西方学说来传播的境界。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除了在一般意义上使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概念来比附、阐释马克思主义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真正开启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即从内容层面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比如毛泽东对古代实事求是学风的改造和转化。“实事求是”这一概念出自班固的 汉书，其本意是称颂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严谨治学之风。1941 年在 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24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 年第 2 期梁启超:中国之社会主义 ，新民丛报1904 年第 4648 期合刊。孙中山全集第 2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 507 页。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毋庸置疑，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批判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的精神，并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使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获得了新的意蕴。这方面的事例还有很多，诸如毛泽东对传统知行观的批判和继承，对中庸概念和大同概念的新解等。毛泽东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为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汲取丰富的理论滋养，其对于当下推进“第二个结合”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意义。一方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首先探寻二者之间进行融通的“同类项”。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从传统文化中找到实事求是概念阐释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关键在于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的传统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契合性，这也是毛泽东之所以将 实践论一文的副标题确定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知和行的关系”的重要考虑所在。有学者在阐释中国人缘何能够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问题时，明确提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朴素辩证法思维特别是 易经中的“通变”思维构成了重要的中介。新时代推进“第二个结合”，必须首先着力发掘二者之间存在但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内在融通性与契合性。另一方面，结合不能单纯从概念范式的学院式研究出发，必须着眼于现实的需要。毛泽东之所以推动“第二个结合”，绝非单纯对文化问题的兴趣使然，也不是意图建构抽象的理论体系，而是直面中国革命的重大现实问题，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改造现实的实践经验和智慧滋养。新时代推动“第二个结合”不能将其规制为单纯的学术研究范畴 这无疑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第二个结合”的原初逻辑起点，而是要在求索中国问题、回答时代之问中推进“第二个结合”，最终落脚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增强“走自己的路”的历史自觉与历史自信。正如习近平所言，“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三，积极推进价值理念层面的深度融合。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阐述中明确指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这意味着新时代推进“第二个结合”不能单纯停留在形式或内容层面，而是既要超越单纯从形式比附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也要超越单纯改造传统文化中相关观点的内容更新，从而上升到更加普遍、更加宽广的价值理念层面进行二者的深度融合。价值理念是超越话语表达形式和内容呈现的更为基础、更为深层的逻辑环节，其决定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方法和路径走向。因此，从价值理念层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有助于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进一步落地生根、进一步融入人民群众的文化心理结构，使之成为新时代新征程上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更加锐利的思想武器。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根本上讲，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相融合，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吸取、融入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同时，又赋予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以新的活力和内容。”进而言之，新时代之所以强调“第二个结合”，绝非单纯回归以往业已完成或推进了的实践 从形式和内容层面进行结合，而是更加强调开启一种结34“第二个结合”深层逻辑的三维分析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801 页。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282 页。参见美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萧延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2 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年，第 315 页。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18 页。许全兴: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经验 ，光明日报2021 年 5 月 18 日。合的全新典范，即通过价值理念层面的融合融通，使马克思主义更加融入日常生活世界，增强其阐释现实问题、引领实践走向的价值功能。如果说“第一个结合”主要侧重于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那么“第二个结合”则主要侧重于直面现实生活世界，塑造新的生活样态，进而在此基础上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漂浮在现实生活世界之上的“无根浮萍”，而是深深扎根现实实践，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断汲取滋养的。增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现实生活中的“有根性”，就必然要在价值理念层面推进“第二个结合”。当然，强调价值层面的结合，并不是否定形式和内容层面的结合，而是在继承上述二者的基础上推进“第二个结合”走向新的高度。二、理论之维:从“自在自为”到高度“自觉自信”的转变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集中凸显了党高度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同时也彰显了从“自在自为”到高度“自觉自信”的转变。之所以能够产生这种转变，是在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基础上，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积累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新阐释。第一，高度的自觉自信源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了光明前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十年来，我们经历了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一是迎来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