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的父子伦理书写_田丰.pdf

年第 期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乡土小说与乡村文化变迁的关系启示研究及文献整理”（）的研究成果。作者简介：田丰，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校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国乡土小说研究。文史新论 世纪 年代乡土小说的父子伦理书写田 丰（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摘 要：世纪 年代，在新一轮社会解放思潮的推动下，父亲本位的传统家庭结构受到巨大冲击，在乡土小说中再次形成对父性权威解构和否弃的创作热潮。该时期乡土小说的父子伦理书写可谓是多元并存，既在启蒙视野下将父亲作为封建威权的象征进行解构和否弃，又在政治历史层面中展现出父子之间的权利让渡，还在文化寻根的背景下表达了重建父亲权威形象的焦虑。而 世纪 年代乡土小说中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权利让渡并非单纯由现代商品经济观念所激发的金钱欲望使然，同时还交织着现代平等意识与阶级斗争观念的复杂纠葛；其中的“寻父”与十七年红色经典里热衷于寻找“革命父亲”也有着明显差异，其目的是重新寻找理想信仰、精神支柱以及确认自我价值，从而重建社会秩序和人文信仰以摆脱精神失落。关键词：世纪 年代；乡土小说；父子伦理中图分类号：文章编号：（）文献标志码：早在五四时期，便有不少的乡土小说家对父子之间的伦理冲突展开过浓墨重彩的描绘，然而斗争的结果常常是子辈所崇信的现代伦理屈从于父辈所代表的传统伦理。到 世纪 年代，左翼乡土小说家也对父子间的超常伦理压迫有所揭示，并且还“常常借助父子伦理展开革命叙事，使得父子伦理成为表现革命伦理、进行革命想象的重要载体，与此同时，形态各异的父子伦理表现也彰显出革命艰难曲折的一面”（）。世纪 年代，随着思想观念的解放，乡土小说家的创作主体意识逐渐觉醒，创作自主空间不断扩大，乡土小说的父子伦理书写也呈现出多元并存的复杂形态，既在启蒙视野下将父亲作为封建威权的象征进行解构和否弃，又在政治历史层面中展现出父子之间的权利让渡，还在文化寻根的背景下表达了重建父亲权威形象的焦虑。一、对父性权威的解构和否弃在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始终未能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主题，这是源于“当时的作家的思想还未解放到像 世纪中国作家这样敢于以子辈的代言人的身份攻击父权载体的程度，他们大多只能寄希望于由儿子熬成父亲，而不奢望反叛”（）。直到王纲解纽后的五四时期，随着反封建、反专制的社会解放思潮的涌起，父子伦理问题方才引起人们普遍关注，成为 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在五四启蒙话语对传统孝道话语的强势挤压下，父子关系开始朝着尊重人格平等和注重个体自由的方向转变，其群体性、依附性人格也向着个体性、自主性人格转变。自“五四”之后，每当进入社会转型期都会引发关于父子伦理问题的深入探讨。世纪 年代，伴随着新一轮社会解放思潮的到来，父亲本位的传统家庭结构受到巨大冲击，再次形成对父性权威解构和否弃的热潮，这在乡土小说中有着鲜明的体现。首先，在 世纪 年代，有众多的乡土小说对父辈进行了去势处理或者丧失生育能力的情节设定，以此来进行反向阉割，否定父性权威。拉康在分析弗洛伊德理论的基础上指出，“父亲实际上就是传种者（）。但是，在我们从确定的来源知道这点之前，父亲的姓名（）创立了父亲的功能”（），“就父亲只是一种超我这一点是由神经症所构成而言，就神经症由移情来说明特征而言，父亲只是一种超我，只是一种无需言语的法则”（）。由于父亲拥有菲勒斯（），子辈要想进入父辈所代表的象征化了的法与规则就必须经历象征阉割（），由此使得子辈在成长过程中会面临被阉割的心理焦虑。对于赋予父辈无上权威的中国传统家庭而言，子辈的阉割焦虑尤为严重，对此会形成两种截然相反的应对行为：一种是慑于父性权威的强大主动接受精神阉割，试图以此换取父法秩序的认同；另一种则是寻求反抗，通过反向阉割来获得自立。前者苏童的妻妾成群堪为典型代表，身为陈家长子的陈飞浦和父亲的四姨太颂莲情投意合，但怯于父性权威始终不敢逾越伦理界限。后者以莫言红高粱家族、刘恒伏羲伏羲、苏童罂粟之家等小说为典型代表，通过去势处理来消解父性权威，使得父辈显露出空洞、无力和低能的面相，从而弱化其精神威慑力。莫言红高粱家族中的“我父亲”豆官十余岁时便跟着“我爷爷”上战场打鬼子，经历过生死考验，但在与一群野狗打斗时被咬掉一个睾丸，此种近似于阉割的遭遇隐喻着种的退化和生命力的弱化。不仅如此，“我”越过“我父亲”向着“我爷爷”发起精神认同的做法，实际上也是要借此来消解父性权威。对于祖辈的推崇和赞扬，与“我”对“父亲”的蔑视和亵渎形成鲜明对照。“我父亲”相较于“我爷爷”而言就如同红高粱地里那块属于父亲的无字青石墓碑一样缺乏存在感，对于在他墓碑上怒气冲冲地撒了一泡尿的“我”而言丝毫没有感受到通常子辈都会有的阉割威胁。伏羲伏羲中年过半百的杨金山不惜花费重金迎娶年轻貌美的王菊豆，但终因丧失生育能力，无法完成传宗接代的家族使命。罂粟之家中的刘老侠血气极旺，有着颇为强大的性能力，但是始终无法诞下正常子嗣，接连四个孩子都是畸形儿，第五个儿子演义虽然形体上基本正常，却在智力上有极大缺陷。凡此种种，都对父性权威构成了严峻挑战，也充分彰显出思想解放的时代语境对于当时人们反封建思想观念的影响之深。其次，单就对父性权威构成挑战的强度而言，莫过于乱伦行为，世纪 年代的乡土小说透过此种超越常规的性爱叙事，对传统父权制的既定秩序发起挑战。父子伦理关系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乱伦行为因会导致血缘紊乱而对父权秩序构成极大的威胁。典型意义上的乱伦关系界定主要局限在直系血亲之间所发生的性关系，但通常意义上也会延伸到非血亲之间比如养父母和养子女，以及家庭内部其他亲属之间的性行为。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之后就存 年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期在着乱伦禁忌，乱伦行为在绝大多数社会群体中都被认为是十分严重的不道德行为。人类的乱伦禁忌，既是为了适应生物进化的需要以使得族群能够强盛不衰，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制约。乱伦关系会导致父性权威受到严重挑战，魏世祥的火船、苏童的罂粟之家、刘恒的伏羲伏羲等作品，便是将笔墨集中于对血亲之间乱伦关系的呈现，并以此来解构和否弃父性权威。魏世祥的火船对老丁拐和水仙父女间的乱伦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惨剧进行了描绘，揭示出传统孝道观念扭曲变异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此种直系血亲之间的乱伦关系因过于惊世骇俗，即便是勇猛挑战封建威权的五四作家也很少在作品中加以呈现。苏童的罂粟之家展现了翠花花与刘氏父子三人聚麀的不堪性史，她起先是被刘老信玩弄的妓女，后被当作寿礼送给刘老信的父亲刘老太爷成为姨太太。刘老太爷尚在世时，刘老信的哥哥刘老侠不仅与翠花花在野地媾和，还生下了白痴儿子演义。为了长相厮守，刘老侠害死了父亲和原配妻子，之后迎娶翠花花为妻。刘老侠为满足个人情欲而乱伦和弑父的做法彻底践踏了父性权威，他沉浸在本能欲望的旋涡中难以自拔，这也注定了其家族必然走向覆灭的命运。刘恒伏羲伏羲中的杨天青被叔父杨金山收养，两人的关系类同父子，只是由于杨天青因父母和兄弟之死对杨金山心怀怨恨，因此并未正式确立父子关系。杨金山将杨天青视作赚钱工具，不肯帮他成家立业，导致杨天青无法通过正常途径满足情欲，转而偷窥如厕时婶子王菊豆的裸体，最终与之野合。小说中对杨天青硕大“本儿”的细节描绘，与其叔父性能力退化和丧失生育能力的叙述形成鲜明对照。杨天青与婶子的乱伦行为无疑违背了传统伦理道德，对父性权威构成了挑战，因而无法得到族中长辈的同情和原宥。无论古今中外，乱伦叙事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叙事母题，世纪 年代乡土小说家之所以对乱伦禁忌投注相当注意自然并非为了炫人耳目或者以此来满足读者的畸形欲望，而是有意赋予其强烈的时代色彩，借此来对传统父权制的既定秩序发起挑战。最后，由于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教化传统和严厉的惩处制度，真正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乱伦或者弑父者终究是极个别现象，子辈一般都不会以消灭肉身的决绝方式来反抗父权，但父子之间的矛盾依旧难解难分。世纪 至 年代的文学作品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下，缺乏像五四时期那样明确的弑父意识，除了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之外，父子矛盾冲突也很少上升到“弑父”的激烈程度，最终往往会达成和解，认同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一方。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梁生宝，山乡巨变中的盛佑亭、盛学文，以及艳阳天里的萧老大、萧长春等都存在着尖锐的父子矛盾冲突，但最终父辈都在事实教育下转变了思想观念。到 世纪 年代，随着中国现代化探索的不断深入，中国知识界掀起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热潮，精神弑父由于有着颠覆话语权威和传统秩序的双重内涵而在作品中大量出现。作家们在非理性主义哲学影响下，颠覆传统父权所营造的伦理图景，将丑陋、猥琐和自私的父亲面相展示给世人，从而推翻带有神性色彩的父亲形象，使得绵延数千年的父系神话呈现出全面崩塌的趋势。比如，余华作品中的父子往往互相敌对，父辈以剥夺、侵害子辈的权益为乐，传统的父慈子孝消弭得无影无踪。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父亲将毫无社会经验的“我”推向危险四伏而又不可理喻的现实世界去经受磨难；现实一种中的皮皮之所以表现出暴力倾向，与父辈的熏染不无关系，虽然他摔死堂弟是意外所致，但在此之前对襁褓中的堂弟打耳光、掐喉管等恶劣举动，已然暴露出他因受到家庭影响而具有强烈的暴力倾向。残雪山上的小屋中的父亲每天夜里都会显出狼形，在“我”的房子周围不停地 年田 丰：世纪 年代乡土小说的父子伦理书写第 期嚎叫。张炜秋天的愤怒中的肖万昌是李芒的岳父，却以“父的名”和“父的法”实施菲勒斯雄性惩戒，从身体和精神上对李芒进行双重压榨，最终激起李芒的反抗。张承志阿勒克足球黑骏马北方的河等作品中的儿子对于父亲缺乏情感认同，经常出于蔑视和仇恨心理公然挑战父亲的权威，甚而潜意识中还有着弑父的冲动。阿勒克足球中的儿子为毫无英雄气概的父亲感到羞耻；黑骏马中的儿子和父亲始终若即若离，甚而故意违逆父亲；北方的河中的儿子对背叛母亲和抛弃家庭的父亲充满仇恨，从小就立誓长大后要教训父亲。世纪 年代，乡土小说中精神弑父意识的萌生，不仅是以现代价值理念反思和批判封建蒙昧意识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得到主流意识形态一定限度内的容许和支持，这是因为“冲决传统文化藩篱的个人意识的觉醒与国家进步之间不仅没有必然的冲突，而且正是符合民族与国家利益的”（）。二、现代观念引发的父子权利让渡 世纪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实施，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接连不断地涌入，中国乡土社会迅即迈向“后喻文化时代”。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技能和生产资料等主要通过“父子相传”的形式来进行传递，此种子承父业的生产经营方式使得子辈不得不依附于父辈来谋取生计，并以相继传承为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乡村充满生机活力，子辈拥有了选择多样化人生道路的可能，不必再承续父业也能够生活下去且活得更好。父辈积累的生活经验对于他们而言不再像以往那样重要，由此使得长者为尊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失去了根基，父辈逐渐丧失家长权威。子辈则因着受教育程度较高和接受新事物的领悟力较强，逐渐取代父辈成为新的话语权威，开始进入文化反哺阶段。然而，在传统家庭中惯于发号施令的父辈们的余威尚在，他们并不愿意轻易放弃旧有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从而导致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时常发生。子辈在获取财富的同时也逐渐聚合起向父辈权威发起挑战的资本，从而突破尊卑有序的父子伦理囿限。贾平凹腊月正月中的韩玄子和王才并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冲突，双方之间主要因观念不同展开了势同水火的较量，原本处于弱势地位的王才由于符合社会的发展趋向而逐渐占据上风。在这一过程中，二贝始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他碍于父子情分并未和父亲韩玄子发生正面冲突，但他正是王才背后不可或缺的谋划人和支持者，而且也正是在他的指引下王才得以创办起食品加工厂，并最终取代他的父亲韩玄子成为当地的头面人物。木丽春山外的声音中的纳西族汉子蛮子与父辈有着明显的观念分歧，他不仅违背父亲的意愿没有遵照纳西族的传统风俗将猎获的熊肉均分给全寨人，而且对于未来岳丈乌伯因其败坏风俗而提出的退婚也不以为意。他对未婚妻石花说：“阿爸他们要的是古老的情义，他们做梦也怕富，不怕穷哩，我们同他们恰恰相反，怕穷不怕富。”（）蛮大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