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战略下促进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对策_张在冉.pdf

摘要：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同步发展，要实现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增加非农转移就业人员的收入，合理缩短工时避免过劳，提升转移人员的人力资本积累率，提升社保覆盖率保障他们的城镇权益，做好乡村振兴工作的基建工作。关键词：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中图分类号：F832.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1808（2023）02-0063-05第 40 卷第 2 期2023 年 4 月晋中学院学报JournalofJinzhong University一个国家工业化、城镇化的核心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改革开放后，19781991 年间我国农业劳动力主要转向乡镇集体企业，1992 年开始城乡转移。然而，2003 年底到 2004 年初出现了“民工荒”，在 2008 年、2009 年、2013 年、2015年、2017 年五个年份，“民工荒”与“返乡潮”交替出现。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为何出现上述情况，究竟哪些因素影响着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追溯到以刘易斯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理论。195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 阿瑟 刘易斯发表了 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试图通过非农部门超过农业部门30%不变工资水平吸纳农业劳动力完成二元结构转化（Lewis，W.Arthur，1954）1。随后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敏锐而深刻地指出，农业部门生产能力的提高是产生农业剩余的前提，农业剩余产生之后才会出现农业劳动力剩余，但仍坚持认为非农部门高于农业部门 30%不变工资水平就可以完成二元结构转化（Ranis，G 和 Fei，J.C.H，1961）2。刘易斯之后的经济学家致力于解释农业劳动力转移不畅的原因，代表性的学者哈里斯和托达罗于 1970 年提出，随着人口流入城市，城市的失业率会上升，从而减少了移民找到高薪工作的机会，最终扼杀了移民（Harris，J.R 和 Todaro，M.P，1970）3。该理论提出后，在学界引起重视，成为城镇化与逆城镇化最有力的理论依据，因此有必要对该理论进一步学习，从而更好地指导我国迈向现代城镇化。一、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简介哈里斯与托达罗分别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因为研究东非国家的城市失业问题而发表多篇论文，并最终将其核心思想抽象化为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理论界一般将该模型简称为 HT-Model。托达罗早期在其博士论文中就提出了农民转移到城市部门是对转移之后的城市预期收益的响应，其个人思想更注重做出转移决策的个体因素。随后 1968 年哈里斯、托达罗二人在对东非的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三国城市失业问题，以及肯尼亚政府的缓解失业的政策进行了考查后，论文终稿 Migration，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A Two-Sector Analysis最终于 1970 年发表在 美国经济评论 上。哈里斯、托达罗二人在考查东非三国期间发现，与传统经济学分析（农业边际产量为零且城市没有城镇化战略下促进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对策张在冉（晋中学院 经济管理系，山西 晋中 030619）收稿日期2023-1-13基金项目山西省社会经济统计科研课题“山西省城乡一体化建设指标体系研究”（KYTJ 2021）。作者简介张在冉（1981-），女，山西乡宁人，晋中学院经济管理系，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就业、人力资本投资与薪酬管理。Vol.40 No.2Apr.202363张在冉城镇化战略下促进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对策失业）不同的是，东非国家出现了农村部门边际产量为正且城市部门失业严重的情况下，存在着持续转移的农民工。刘易斯、刘费拉模型都不足以解释这种现象的存在，并且新古典经济学里通过适当的工资与价格调整可以实现充分就业的理论也解决不了东非的困境，因为东非既不像亚洲国家那样面临着过剩的人口压力，也没有像拉丁美洲一样现代城市部门周围布满了贫民窟。以下是东非三国实施的诸多政策中其中的一些代表性政策3：（1）创造就业岗位解决城市失业问题，比如政府颁布的法令或者政府与企业签订三方协议来迫使企业自愿牺牲部分利益而增加雇佣量。（2）通过增加工业投资或者工业增长来创造就业岗位。（3）避免城市部门工资的快速增长，当工资不足够灵活变化应对时。（4）增加农村部门有关服务于居住项目投资的吸引力。（5）道德上督促（比如肯尼亚）城市失业人员返回土地。（6）坦桑尼亚实施“返乡计划”。哈里斯、托达罗二人对以上政策评估分析之前，认为分析清楚东非困局这种现象背后的机制至关重要。因此他们构建了带有失业的两部门移民模型，利用该模型可以得出基本结论：以上政策非但不能阻止城市失业，反而会加重城市失业问题4。他们二人将两部门定义为城市部门与农村部门，并且假设城市部门专业化生产工业产品用于消费，因此将工业产品定义为消费品，并将这些消费品销往农村部门以此交换到农产品。而农村部门有两个选择，要么使用全部农村部门的劳动力来生产并且只生产农产品（不生产工业品或消费品）并销往城市部门；要么仅使用农村部门的部分劳动力生产一小部分农产品，剩下的一部分劳动力则进入城市部门赚取工资并用工资交换到城市部门的工业产品。因此，他们二人并不认为农业部门的特点是劳动力过剩，即可以在不牺牲总产出的情况下减少劳动力投入。然而，他们二人的假设是典型的迁徙者仍然与农村部门保持联系，即有些迁徙者虽然离开了农村部门去往城市部门寻找工作赚取收益，但是仍旧会雇佣那些无地农民帮助他们耕种土地。因此，从部门福利的观点来看，迁徙者作为城市工人所赚取的收入将被认为是属于农村部门的。在城市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要证明人口流动的合理性根本没有必要做出农村部门劳动力过剩这一假设（Harris，J.R 和 Todaro，M.P，1968）4。HT 模型本身暗含假设：农村部门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在以上背景下，HT 理论模型的基本假设如下：（1）城市部门存在一个最低支付工资，该最低工资是由非经济力量事先确定的，最低工资水平远高于农村部门的收入水平。（2）城市部门真实预期收益尽管很低，这一真实的边际预期收益只要大于农村部门真实边际收入，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就不会停止，因为潜在的迁移者追求迁移后预期效用最大化。（3）总城市劳动力供给量包含与农村无任何关联的城市无产者以及来自农村部门的迁移者。（4）无论城市部门空缺岗位数量是否超过找工作的人数，都存在周期性的岗位筛选过程。（5）城市部门真实预期收益就是城市部门固定的外生变量确定最低工资，该最低工资也折算成消费品数量。（6）两个部门的生产者的竞争行为的决定因素是农产品的价格直接由所生产的两种商品的相对数量决定，其中农产品价格折算为消费品数量。哈里斯与托达罗在文章中假设 Na 是用于农产品产出的农村劳动力；Nm 是在工业部门就业的总劳动力（包含城市中工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与转移到城市中工业部门就业的农村劳动力）。Nu 是城市劳动力总人数，且就业率 Nm/N1，存在一个最低工资 Wm（高于农村工资）来调节 Nm/N。只有当城市实现充分就业的时候，Nm N，农村迁移到城市的预期工资等于城市部门最低工资 Wm，迁移将达到均衡，此时就不会再存在大规模迁移。线段 NmN的距离是衡量城市失业严重程度的指标，NmN符合文章的写作背景，说明城市存在大量失业人员，此时只要还存在城市预期工资与农村实际工资之间的差异，则城乡移民就会源源不断增加，而移民来到城市还存在找工作的时间及概率问题，这就导致城市失业问题加剧。以上是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的本质思想，其实质是因为城市部门最低工资尽管很低但也超过了农村部门的工资，从而导致了大量农村迁移人员，这样必然会加剧城市的失业问题，失业率达到某一上限时，减少了移民找到高薪工作的机会，必然会遏制其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Harris 和 Todaro 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了关于农64村向城市移民的开创性工作。他们的框架偏离了充分就业和灵活工资的标准模式，Todaro 模型进一步考虑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时，对城市预期获得高收入的概率和迁移成本的权衡（钱陈和史晋川，2007）5。HT 模型通过引入政治决定的最低城市工资，超过农业工资并产生城市失业。尽管存在城市失业的可能性，但两部门经济模型证明了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合理性。该模型产生了一个潜在的悖论，即一个额外的最低工资的岗位可能导致一个以上的农业工人迁移到城市地区，从而增加失业率。根据这一证据，托达罗（1976）6得出结论：“城市失业问题似乎没有严格的城市解决方案，农村发展至关重要。其政策含义非常明显，应该限制农村人员流动到城市以免造成城市的失业和引发的悲剧等现象，并且要大力发展农村建设，开发农村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村人员的收入，加大农村的基础设施，加强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Todaro，M，P，1969）7。这些模型隐含的假设是城市企业采用现代生产技术，工人生产率和工资大大增加，从而在城乡生活标准之间造成巨大差距，促使人们向城市迁移。这就必然导致城市人口越来越多而农村人口越来越少的问题。要实现移民均衡，必须缩小城乡生活标准差距，并且模型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实现这种停止流动的力量的描绘。如上所述，哈里斯和托达罗（1970）3开创性假设失业率是城乡劳动力人口迁移的开关。随着人口流入城市，城市失业率上升，减少了移民找到高薪工作的机会，最终遏制了移民。哈里斯-托达罗模型中没有考虑到的另一个因素是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因为移民流量增加了城市的人口。这种生活成本的增加主要来自住房市场租金上涨，这是布鲁克南模型中的一种力量（Brueckner，J.K 和 Zenoub，Y，1999）8。一旦生活成本上升到足以抵消城市高收入的好处，就可以消除对移民的激励。由 Brueckner，J.K 和 Zenou，Y（1999）8以及 Brueckner，J.K 和 Kim，H.A（2001）4开发的混合模型将这些方法结合起来，假设城市生活成本和失业率的增长共同起到了掣肘迁移过程的作用（Brueckner，2013b，2013a）9 10。二、哈里斯托达罗模型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匹配分析哈里斯-托达罗模型说明了城市部门工资偏低依旧能引致大量农村劳动力前来就业，会加剧城市的失业问题。如果此时农村大力发展经济，并能为农民提供合适的工作机会，则可以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农村部门的劳动力与城市部门中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的情况都会有所改善，最终农村与城镇实现了更高效用的发展。而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是，随着国家工作重点从城市转移到城乡一体化，农业农村部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洁说，打赢脱贫攻坚战后，我国已经具备了在全国范围内更大力度、更加系统谋划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条件，因此我们有实力也有能力为农村与农民打造更适宜居住的美好环境。哈里斯-托达罗模型中提出的发展城镇化过程中要增加工资，同时也要做好农村发展的基础设施，与我国目前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发展高度吻合。本文在借鉴该理论思想的基础上，主张在大力发展城镇化提升农民工待遇的同时还要加大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本地转移与返乡创业。（一）重视农民工的待遇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为实现健康、有价值、高质量的城镇生活，需求也在不断向多样化、高层次发展。相应地，在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同步发展的过程中，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需要提高收入与提升生活质量“双高”转移模式，确保“双高”转移模式落地。未来也需要动态调整转移农业劳动力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工资待遇、福利水平问题。（二）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农村地区散布着成千上万的小型工业企业，其中大多数服务于有限的本地市场。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换是城乡联系的基本要素，市场互动是农村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尤其是随着互联网对生活与生产的高度渗透，出现了不少新的职业（直播带货、直播种地、直播盖房子以及新型劳动者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城市管理网格员、信息安全测试员等）。因此政府对与生产有关的基础设施（电力、水利、运输，尤其是网络设施）的投资可以为农村的一二三产业融合搭建平台，激发农村人口的消费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