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生存的“社会性自我”...世纪中国城市移民电影的分析_艾志杰.pdf

2023年第2期关于“自我”的思辨自古有之，从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到麦克弗森的“占有性个体主义”，再到笛卡尔的“自我同一性”，哲学家们“大都把自我视为小人式的、单子式的存在，并把它供养抑或禁锢于身体之内，仿佛世俗的烟火气会玷污自我与生俱有的纯洁”。威廉詹姆斯借此提出“社会自我”的概念，并在其著作心理学原理一书中做了详细阐释。伊恩伯基特则进一步丰富了“社会性自我”的概念：“我们无论是通过与他人的关系，还是通过与他人共同进行的活动，在塑造自身时其实都不是向内探察以找到自身，而是向外探察他人和协同活动。”这种“社会性自我”的重塑与中国城市移民群体的身份建构形成一种紧密的互文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代移民人口向城市集聚，推动城市化发展和城乡结构的转变，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后，城市第二代移民也逐渐活跃起来，他们参与这个与他人共在的、由历史和文化塑造而成的城市，并在此过程中显示出强烈的自我意识。中国城市移民电影对这一现象予以艺术化观照。在以往的城市文化研究中，我们往往较多关注城市移民群体的现实困境，却很少审视他们独有的“个体自我”，而中国城市移民电影聚焦的正是城市移民群体在“流动的现代性”城市中的“社会性自我”建构问题。基于此，笔者结合中国城市移民电影的影像叙事，尝试将城市移民群体在城市化生存中的“社会性自我”建构过程，归结为自我身体解构现代危机、自我尊严拒认城市等级以及自我意志抵抗文化隔阂三方面，阐释城市移民群体的“自我展演”及其在城市社会关系中的“祛自然化”状态，审视城市移民群体在当代城市化生存中“自我”探索的方式及其与城市协同发展的路径，从而更好地回应城市化发展的核心议题。城市化生存的“社会性自我”建构基于21世纪中国城市移民电影的分析艾志杰摘要：21世纪中国城市移民电影聚焦城市移民群体的“社会性自我”建构问题，他们在城市化生存中诉诸种种社会活动，“向外”探察他人，揭示隐藏的“自我”。在城市移民电影中，自我身体的出现往往展现其与城市的对抗性特征，城市移民群体以“身体”为对象来反抗既定规则、城市文明以及种种现代性危机。同时，作为内在诉求和价值支撑的自我尊严，以影像方式重塑城市移民群体的精神颜值和人性光辉，修正现代城市文明对移民群体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的误解。此外，中国城市移民电影尤为关注自我意志对文化隔阂的抵抗，显现出作为“主体”的城市移民群体把握本质、主宰命运的特质，他们不断扬弃、合乎人性，呈现一种“自为”状态。关键词：城市移民电影；自我身体；自我尊严；自我意志152DOI:10.19290/ki.51-1076/i.2023.02.009一自我身体解构现代危机身体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也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身体与周遭环境的交流以其对象性为前提，由此展开实践活动；同时，当人的本真的显现需要扩展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时，身体则成为一种有感知、有意识的社会存在物。正如存在主义的理论基点：“本真的自己存在并不依栖于从常人那里解脱出来的那样一种例外情况；常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生存论上的东西，本真的自己存在是常人的一种生存变式。”这里所说的“本真的自己”可以投入到感知世界的生产实践中去，它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人与世界的互动，当然这种“互动”的生存变式兼具正面性和负面性。而在中国城市移民电影中，“身体”的出现往往展现其与城市的负面性对抗特征，即城市移民群体以“身体”为对象来反抗既定规则、城市文明以及种种现代性危机。中国城市是在现代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逐渐繁荣起来的，城市中的个体在共享城市发展果实的同时，也面临贫富差距、阶层矛盾和发展不平衡等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症候。对于日渐庞大的城市移民群体来说，这种差异和矛盾尤为明显。“城市与乡村两个空间像两面镜子一般互照着彼此的繁华与宁静、堕落与颓败。”城市的妩媚和热烈激发着城市移民群体的欲望，他们缱绻于消费主义主导的城市生活之中。那些眼花缭乱的城市体验快速解构乡土社会固有的生存伦理，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试图用“身体”打破城市的话语藩篱，跨越城市的阶层鸿沟，积累足够的原始资本，无不呈现强烈的反抗意识。李睿珺执导的影片路过未来即是最为典型的文本之一，该片的创新之处在于其强调主体的反抗意识，彰显城市移民群体的主观色彩。耀婷、新民、李倩等“外来者”在深圳努力赚钱的目的只有一个：获得城市的主体身份，实现自我的精神超越，在这一行动元的有效推动下，促成一系列“向城而生”的行为。因此，电影通过几个主要人物与城市之间纠葛和矛盾的复杂关系，反映城市移民群体上位的道德代价：第一，耀婷试图通过“试药”来买房，获得城市的永久居住权，最终却遭遇不可逆转的现代性危机。传统的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是基于地缘和血缘所形成的封闭性网络，并有一套严格的“信誉监督机制”，其运作所遵循的是舆论效应和伦理秩序。而现代社会则解构了这种原始结构，用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取代从一而终的血缘关系，交换思维和商品逻辑取代伦理逻辑。当城市移民群体从稳定的“乡土社会”进入城市的“陌生人社会”时，他们便不可避免地遭遇一系列现代性危机。第二，耀婷的好友李倩则希望通过“整容”来上位，以身体资本来寻觅“金龟婿”，最终却付出了生命。与耀婷“一切靠自己”的理念不同，反复整形的李倩把所有的城市梦想都寄托在一个虚幻的“香港富商”身上，她牺牲自己的健康来垫高鼻梁，最终因医生的操作不当而丧命。身体改造的背后实则是对层跨越不切实际的幻想，她所信奉的物质主义和爱情理念，不仅印证城市移民群体虚无的内心以及无处宣泄的焦虑情绪，而且也从侧面呈现当代社会人类信仰的无处安放。有一个情节颇有意味：李倩的父亲从家乡来到深圳认领尸体，但是看到手术台上的女儿之后却说不认识女儿了，医生的忍俊不禁触怒了李倩父亲，于是双方便在太平间里大动干戈。这场戏充满黑色幽默的论调，传统农民与现代医生的对立，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冲撞，共同在李倩这具香消玉殒的尸体上形成讽刺意味，借此对传统消弭、道德堕落以及人性危机等社会病态予以视觉性批判。显而易见，在充满象征交换的现代社会中，身体是城市移民群体反抗现实困境最后的武器，城市移民电影以城市移民身体的“受难”和“回归”，来批判现代工具理性，寻找拯救废墟和传统的可能性路径。有关城市移民群体在反抗城市危机过程中身体“受难”的叙述多有着墨，比如 泥鳅也是鱼中男泥鳅拖着病重的身体投入城市基建的战场中，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中高宝镜想用怀孕的身体拴住男人却最终因流产而被情人抛弃，世界中“二姑娘”在城市的漩涡中失去生命这些反抗故事的“受难”叙事让一种“悲剧感”油然而生，主人公在这种悲剧中饱受肉体损伤和精神折城市化生存的“社会性自我”建构1532023年第2期磨。而受难和痛苦的根源无非就是现代城市社会的工具理性精神，为了实现城市发展效益的最大化，忽略个体尤其是城市移民的切身利益，他们的身体非但面临无处安放的危机，而且更可能招致各种悲剧性的灾难。进一步看，城市的畸形，表现在“受难”的身体上，就是原始身份和自我认同的割裂，有效的解决方式或许就是拖着“受难”的身体回到起点，以拯救废墟、寻找传统。至此，城市移民电影的自我身体图景完整地呈现了出来，不管是身体的改造、利用，还是身体的受难、回归，我们都可以将其称之为城市实践中的“身体剥削”，正如黑格尔所说：“每一个单独的个体仅仅在排除了他者的意义上才自为存在，这就相应地反过来限制了它，因此它自己就是有限的”。如何消解这种身体剥削和个体的有限性呢？创作者似乎并未在影像中提供解决之道，或许只有当城市移民群体不再为身体的归属问题疲于奔命，重新掌握身体的自主权，他们的身体才能成为自然和文化的统一体，才能解构城市的种种现代性危机。二伦理道德捍卫自我尊严对于个体来说，“尊严”不仅是一种深藏于潜意识状态的渴求与祈望，而且也是独立于社会的人格魅力与精神支撑，这种让人获得存在感的内在诉求和价值支撑贯穿于每个人生命的始终。倘若个体能够维护自我尊严，就能获得体面的生活和完整的生命，反之则有可能遭受欺凌、歧视和压迫。因此，获得社会和他人的承认、尊重和认可，是每个人享有尊严的必经之路，也是他们追求生命意义、把握基本权利的重要前提。城市移民电影形塑了一群身份卑微、无名无姓，但依旧坚定地恪守“泥鳅也是鱼”般朴实生存哲学的城市移民群体。他们奉行着传统农业社会所沿袭下来的“信誉体系”，表现出感性至上、理性次之的人性常态，坚守着熟人社会所沉淀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在消费主义盛行和唯利益所不让的城市迷宫里，在单向度思维和经济关系复杂的后工业社会中，他们依然捍卫个体的尊严，坚守道德的准则，用单薄的身躯承载起厚重的精神世界。以杨亚洲导演的影片泥鳅也是鱼为例，该片主要围绕一位离异单身母亲女泥鳅展开叙事，讲述其带着两个女儿到城市打工赚钱的故事，探讨城市移民群体的自我尊严问题。杨亚洲以“泥鳅”作喻，直面城市移民群体的现实困境，影片中的女泥鳅坚定地维护自己的尊严，用“一张脸”争一口气。她经常愤愤不平地骂别人“不要个脸”，并以“最要紧的咱得要个脸”来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因此，为了奉行“要脸”的处事原则，一贫如洗的她帮助民工兄弟购买车票，用攒了多年的积蓄帮助男泥鳅偿还债务等，这深刻地体现朴实无华的传统乡村伦理道德，即以“情感”维系主要的社会关系，而非冰冷的“利益”关系。即便是被民工兄弟调戏，她也仍然希望警察不要为难他；即便是被耄耋老人轻薄，她也还是怀着一颗恻隐之心拥抱他；即便总是被现实困境践踏得体无完肤，她也还是对现实怀有善念、不负内心。她没有在最困顿的时以依靠男泥鳅走捷径，反而在男泥鳅陷入债务纠纷时投入他的怀抱，不仅解男泥鳅燃眉之急，而且给予他爱情的温暖。正因如此，当女泥鳅来到城里人谢林林家做护工时，面对谢林林毫无人情味的“交易法则”和“明码标价”，女泥鳅显得若有所思、局促不安。实际上，作为城市移民群体代表的女泥鳅与作为城市中产阶级代表的谢林林，两人的初次相遇便暗示了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之间价值观念的迥然不同。在谢林林看来，一切都是可以用金钱来等价交换的，女泥鳅的按时洗澡、勤换内裤、扫地做饭等都可以明码标价，而女泥鳅在合同规定内必须严格遵守。尽管女泥鳅对这一切都极其不适应，但她仍然奉行那套以情感为基础的乡村伦理传统。在谢父的葬礼上，她表现出对逝者的悲痛之情，用真情实感打动谢林林，用至情至性捍卫她仅有的尊严。“女泥鳅”们为了实现个体价值、获得精神自由所彰显的“自我尊严”，给人以振奋人心的审美愉悦感，而有些城市移民群体为了守住“尊严”却不得不背离基本的情感与道德标准，以一种相对委婉、温和的方式反抗城市的等级制度，由此陷入严154重的精神危机之中。于向远导演的电影爸爸的三轮车讲述了李振业为了让女儿倩倩考上好大学，从农村来到城市让倩倩上市重点中学的故事。影片中倩倩的同学非富即贵，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不让同学知道她父亲是三轮车夫，她谎称父亲是某企业的经理，甚至还拒绝父亲每天用三轮车接送她。可见，严密的城市等级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下一代，像倩倩这样的城市移民二代都深谙“尊严”在这个城市的重要性，从而做出了伤害亲情的选择。这种艰难的“尊严维护”到了刘苗苗导演的影片小田进城则有所升级，影片中的吴国庆夫妇为了保护女儿吴小田的尊严不被侵犯，和老师一起隐瞒吴小田的“乡下人”身份，却因此让小田承受巨大的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不管倩倩还是吴国庆夫妇，他们对身份的隐瞒都是为了维护尊严，因为他们深知一旦身份揭开，仅有的尊严便会在城市化生存中荡然无存。令人欣慰的是，两部影片都使用了一种“改善叙事”，让倩倩和小田以乡下人的本我身份获得城市的认同，暗示城市移民二代的被善待、其内在价值被尊重以及他们终将在城市中享有自我实现的权利。进一步而言，自我尊严也指向自我价值。在城市移民电影中，大多数主人公并未因生存或情感困境而自怨自艾，而是努力寻找存在感和精神归属，实现自我价值。这种无形的价值恰恰通过故事与人物转化成一种现实的指涉物，正如安德烈巴赞所认为的那样：“银幕世界不能与我们的现实世界对立，银幕世界必然是现实世界的替代，因为宇宙概念本身就表明它在空间上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主人公的自我价值也亦即是当下社会语境中所需要或者缺乏的东西，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