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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史流转与人心迁变:城市发展史视域下的邱华栋小说_王辰龙.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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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转 人心 城市 发展史 视域 邱华栋 小说 王辰龙
1930年代是现代汉语小说的成熟期。其中一个重要表现便是作家们在处理城市经验时奠定了日后书写城市生活的一些机制。值得注意的是,1930年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对应着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前、大致十年间的城市发展史状况。比如,老舍骆驼祥子中的北平,其城市景观笼罩着怀旧而典雅的气氛,这恰好与彼时定都南京后“老北京”的城市身份由政治中心向文教中心与传统文化之城转型的史实相应;小说中北平劳工阶层的来源和命运也涵盖着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乡关系。再比如,茅盾子夜中投向上海的“政治经济学”目光,使人们看到城市生活的运转中“每个细小角度都刻上了利益的痕迹,表达了阶层的纷争,巨大而无形的政治经济力量充塞在规模并不大的城市中,使城市内部的枝枝节节缠绕不休,整个城市因而显得饱满、动荡、喧嚣不已”,这种方式切中了上海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复杂状况和中心城市开始激化的阶级矛盾。同期的“新感觉派”小说描绘的摩登男女、西化的娱乐场所以及文本中类似蒙太奇的语言速率,则从文本形态上生动地模拟着上海的半殖民地性质与大都市的快节奏。以 1930 年代为轴点,前前后后的现代汉语文学中城市人的体验、城市空间的营造与城市故事的建构,都有相应时代中国城市发展史的主潮和特征留下的深刻印记。城史流转与人心迁变:城市发展史视域下的邱华栋小说王辰龙摘要:邱华栋的城市小说将笔触深入到都市各个角落,向来以题材内容多样、情节故事丰富、人物谱系纷繁等特征为人所称道。他的作品对应着19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发展史的诸多特征,例如消费社会的生成、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盛行、泛娱乐化对公共空间的入侵、城乡发展差异的深化,等等。邱华栋以符号化的人物、实践异行的人物与中产阶层等形象谱系为焦点与线索,触及了新世纪前后城市空间和城市生活的重要层面。邱华栋的城市小说记录了城市空间层次的流转,同时也洞察了城市生活的流动下城市人隐秘心思的变迁。关键词:邱华栋小说;符号化;异行;中产阶层城史流转与人心迁变:城市发展史视域下的邱华栋小说109DOI:10.19290/ki.51-1076/i.2023.02.0032023年第2期以上述文学书写与城市发展史的有机关系为参照与启示,作为当代中国城市经验的重要讲述者,邱华栋以小说的形式对 19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的城市发展史进行着持续性的聚焦与见证。本文以小说家笔下新鲜而繁复的城市人形象谱系为切入点,重审邱华栋的城市小说与城市化进程的内在关联。一消费社会与作为符号的城市人“大约是在几个月前,我突然发现了城市里出现了时装人。”这是邱华栋时装人的开端。小说家笔下的“时装人”,其原型来自曾一度流行的商家宣传方式:配合新店开张或新商品上市,搭建舞台进行演出,出演者多是青春靓丽的女子。值得注意的是,邱华栋没有将“时装人”塑造成富于性格深度与心理纵深的圆形人物,他刻意为之地略去了对肖像等细节的特写,使他们成为了面目模糊的群体,人物被塑造成符号。类似的符号化人物,在邱华栋的公关人 直销人 化学人等小说中已构成谱系,他们的出现往往伴随着超现实的荒诞感,这使相关作品整体上近乎寓言,指涉了 19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城市发展史的重要层面:市场经济取代集体经济的过程中,在城市中逐渐形成一种追求利益最大化、严格遵循商品逻辑的消费社会。资本在利益的驱动下持续推陈出新,宣扬“新”等同于“好”的观念。商品从未降速的新陈代谢中,被制造出来的时尚成为品味的代名词,购买最新的商品就意味着实现幸福生活。围绕商品建立起来的“物体系”,试图介入、重塑城市人的价值秩序,以商品外在的形式特征取代个体用以标识自我的性格特征和心灵世界;财富的多少,购买力的强弱,这一金钱逻辑成为衡量城市人价值的新准则。邱华栋对消费社会的体验和思考被表述为焦虑与恐惧并存的生存图景,以及符号化人物所陷入的囹圄和险境。时装人中从动物园脱逃的大猩猩在城市里四处追踪、虐杀“时装人”。大猩猩出逃的原因是“时装人”在它们面前进行了搔首弄姿的表演。这一情节的设计,意味着由大猩猩表征的未被规训的原始力量和不可量化的自然,对“时装人”代表的人造时尚体系和可量化的商品原则进行了激烈反击。这一情节也蕴含着对消费社会中个体与自由关系的思考。大猩猩的愤怒、觉醒,是由于自身不自由的处境遭到戏弄。本是自由身的“时装人”甘愿抹去个体的性格特征,将自我献祭为消费社会的图腾;众人驻足凝视“时装人”,就像贪婪地凝视着最新的商品,众人内心由此激起的欲望正是商品社会得以坚挺的内在驱动力。面对“时装人”主动的“自我物化”,大猩猩意识到自己的“被观看”和“被消费”是被动失去自由后的结果。对时尚、个性与自由之关系的思考在时装人的结尾凝结成颇有意味的场景:“我站在人群当中,突然觉得,就在今天,我也成了一个时装人,一件时装,所有的人都在注视我,在内心之中模仿我,到明天,他们依旧会忘记我,就像忘记一件过时的时装。”符号化的人物形象,本质上与符号化的城市空间和城市生活相应。邱华栋的城市小说有个醒目的特色,那便是作者在写到一些空间和物品时,会不厌其烦地罗列品牌,如:夏利出租车、凯宾斯基饭店、欧罗巴牌大雪茄、塞特购物中心、“欧宝”车、画王电视、格兰仕微波炉,等等。邱华栋在写到城市空间中的地标性景观和城市生活中的商品时,习惯性地采用“品牌+名词”的构词法。这或许出于小说家试图穷尽物质生活全景的意图,或是缘自近乎自然主义的写作观念,但最终达成的效果便是准确洞察了消费社会以“商品-品牌-标签”为符号的特征。在勾勒城市面貌时,邱华栋常以作为巨型景观出现的地标建筑为焦点,这恰好也是对消费社会颇为形象的一种概括。文本中的景观是“已经物化了的世界观”,试图介入并竭力重塑出入其间的城市人的心灵空间。福柯(Michel Foucault)则对消费社会对人的吞噬和改造做了颇为惊悚的分析,他写道:“商业自由使人的思想永远不能接近真理,使人的本性必然陷于矛盾,使人的时间脱离四季的变化,使人的欲望屈从于利益的法则。”任何一种空间都具有意识形态性,会潜移默化地重塑身处其中者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有关消费社会如何改造城市人,邱华栋曾多次予以直接的描述,如在110化学人中他写道:“这座城市新开的购物中心、大型商厦已经越来越多,江枫,她从一个职业艺术家(只会花钱的)变成了一个商场与购物中心的忠实的顾客(同样是只花钱的)。”若是持续沉浸于消费社会的物欲之中,城市人将变成以商品代替个性和姓名的符号。在公关人中,邱华栋为了更直观地书写“没有个性的人”,直接用字母“W”代替了主人公的姓名。作为“公关人”,用小说中的原话来说,W“遇见什么样的人他就成为什么样的人”。W的人性已让位于商品属性。他所面对的客户都是潜在的消费者,他针对不同消费者的需求而“变身”,打造出不同的面貌,这恰恰是销量上佳的商品的必备属性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欲望。直销人一篇,“直销人”不顾主人公意愿,强行闯入室内,强行地替换上一些最新的商品,这将商品逻辑对于私人生活的渗透叙述得更为赤裸,也更为令人恐惧。在人物符号化的小说中,化学人将1990年代以来不时爆出大新闻的食品安全领域直接拿来作为潜文本,令人联想到早先的瘦肉精、苏丹红,前些年引发民众普遍恐慌和公愤的毒奶粉事件,以及近期常抢占舆论风口的食品添加剂问题。化学人还揭示了当代中国城市发展史的一个重要层面,即:随着工业性城市向消费性城市转型,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并延续多年的传统社会关系开始瓦解,后工业时代的城市生态进一步远离了“熟人社会”而趋近于“陌生人社会”。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曾对“熟人社会”做出过朴素而经典的定义:“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还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与之相对,以城市化为中心的现代社会则由陌生人组成。需要指出的是,1949年后社会主义中国的城市在推进现代化的同时,并非完全意义上的“陌生人社会”。由于工业、行政等因素,在城市中会因人为的规划而形成“工人村”“大院”等相对集中和封闭的小社区群落。仅就其中单独某个小社区而言,可能的情形是:父母一辈在同个单位工作、子女一辈在同个学校学习,依此往复留传,逐渐发展出人际关系较为稳定的“熟人社会”。当下某些人会怀念日日的邻里气息,也是基于对社会主义城市小社区的记忆。19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重构了社会的经济关系,在土地财政的助力下,此前的社区生态逐渐被商品小区构成的新生态所取代。趋近于“陌生人社会”的当代城市,人们的饮食起居、生老病死都紧密地依靠着无数匿名的、陌生的他者。人们难以追溯每件衣服后的掌温,无法知晓每份菜肴出餐前面对的面孔,更不能深入每班公交车司机的内心因此,“陌生人社会”才须严格地制定、执行法律法规,以遏止人性的晦暗时刻;否则,“陌生人社会”极有可能成为人人互害而不必付出即时代价的炼狱。对此,敬文东曾分析道:“宛如卖地沟油的受害于卖毒酸奶的,卖毒酸奶的受害于卖假知识的,而佛光笼罩下卖假知识的,则受害于看不见的雾霾制造者在当下中国,谁隐藏得最深,谁就是或谁才更有可能是真正的带头大哥。至少从表面上看,陷入互害模式中的大伙儿(即杂耍者或我们),相互依赖、勾连,结成彼此互不自知团伙,似乎都活得愉快、结实、且歌且舞。”化学人将对于“陌生人社会”的不信任与隐忧,具化为靠人造添加剂续命的化学妻子和化学婴儿。这种象征性的写法是符号化人物谱系的共性,它们分别喻指着邱华栋对 19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生态不同侧面的观察、忧虑和恐惧。二公式化的生活与异行之人邱华栋小说中还可以构成一种谱系的形象是主动做出特殊行为的人,他们的选择和举动或是在世俗眼光下显得过于出格、过于冥顽不化,或是在常识范畴之内极具冒犯性。抛物线电话人乐器推销员等作品中的异行者可分为两类:一类通过身体力行的方式去抵抗愈发标准化的城市生活的烦和闷,通过乖张的、前卫的甚或危险的行动来制城史流转与人心迁变:城市发展史视域下的邱华栋小说1112023年第2期造即时的刺激和欢愉,以驱散他们作为城市人所感到日常的无聊;另一类则在城市人情感模式快餐化、亲密关系轻易化的现实境况下,通过坚守或找寻的方式去期待持久的爱与稳固的意义。先说第一类。在抛物线一篇中,正在窗前写字台求解有关抛物线数学题的“我”目击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子跳楼。之后,陌生女子坠亡的街道上,又有个四十多岁的男子也打算跳楼轻生。这一次“我”挺身而出,爬上楼,用交谈暂时稳住轻生者;待下面安置好充气垫后,文中写道:“我拉着这个悲哀的为生活的猛兽所逼的四十岁男人的手,我紧紧地拉住了他的手,飞跃而出。我确信我形成了一条抛物线,他也形成了一条抛物线”。“我”的行为果然未能得到世人的理解:被搭救的男子断定“我”要杀他,围观群众认为“我”是英雄。“我”没有领受路人的赞美和评判,推开人群独自回家,这说明“我”想与绝大多数盲从的、围观的城市人划清界限。执着于数学题这一高度理性的设定与看似冲动的跳楼之间,似乎有所矛盾,但实际上二者都是“我”反抗绝望的方式:用理性来厘清自身的处境,用冲动来使死亡的镜像逼真地令轻生之人觉悟。抛物线中的“我”不让自己成为可被肆意曲解与贩卖的热点,保持孤独的神秘性是对媒体宣称的全知视角的反抗。媒体总在宣称会快速、全面、深刻地向观众、读者或听众展示整个世界;但媒体从不贸然公开筛选机制,去告知世人他们衡量事件重要性的准则。于是,不免有更切要的事件被遮蔽。正被媒体讲述着的一切也可能被消费社会的逻辑所影响,严肃的分析与持久的聚焦逐渐让位于娱乐化的口吻与轻率偏狭的结论。这也是 19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开始出现的新状态:娱乐精神的膨胀和泛化,使包括媒体在内的公共空间难以容纳充分且必要的严肃的论争。对此,邱华栋在袋装婴儿中予以了反思。小说故事由城市里出现的死婴讲起,牵连出了拐卖儿童等悲惨事件。在小说结尾,作者写道:“生活仍在继续,孩子们在像向日葵一样成长,坐台小姐在缴纳个人所得税,婴儿用品销量见长,一种叫袋装婴儿的玩具和同名游戏软件(警察抓罪犯)也上市了。生活仍在继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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