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潜结构的审美再生：当代...性文学母女冲突的模式与构型_李延佳.pdf

2023年第2期近年来，当代文学“传统潜结构”命题得到学界重视，并被一些学者进行了深度阐释，比如张清华教授对“潜结构”“潜叙事”“传统潜结构”问题的深入分析。关于“传统潜结构”的含义，他主要强调了以下三点：“一是从原型或母题的意义上说，古老的故事就像某种幽灵或基因，会不断转世赋形，卷土重来，并且获得新的生命，类似古希腊、希伯来两大神话系统在西方各国文学中的不断重写就是最好的例证；二是从叙事功能与类型的意义上说，类似曹雪芹从明清小说中所总结的诸种弊病与特质，三是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看，作为一种文化的集体记忆、叙事的集体无意识或者作为集体无意识的美感嗜好，它们都具有牢固的潜伏性与存在的合理性。”这种“传统潜结构”既指向叙事结构、又与“母题”“原型”等密切关联的解说，扩展了以往“潜结构”的艺术内涵，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学术阐释空间。基于此，笔者发现当代女性文学中的母女冲突叙事及其艺术构型，同样包孕着丰富的“传统潜结构”，能够拓展和深化我们对当代女性文学更为全面和立体的认知与评判。一作为艺术构型的母女冲突叙事母亲崇拜在很多文化系统中，是一个具有原初性特质的文化符号与精神象征。古今中外大量文学作品中，也蕴含着多种样式的母亲原型及其诸多变体，比如大地、月亮，以及带有承载功能的容器等。对女性生殖力量和养育恩情的尊崇，使母亲形象成为伟大、包容、慈爱等情感的象征。然而，对母爱的认知和解读从来都不是单一维度的。荣格在分析母亲原型时，就明确指出了它的双重性，除上述的积极面向外，母亲原型同样存在着消极面向，比如“意指任何秘密的、隐藏的、阴暗的东西，意指深渊，意指死亡世间，意指任何贪吃、诱惑、放毒的东西，任何像命运一样恐怖和不可逃避的东西”。关于母亲原型的消极面向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就有记载，在 列女传 中就写有“弃母姜者嫄，传统潜结构的审美再生：当代女性文学母女冲突的模式与构型李延佳摘要：近年来有学者对当代文学“传统潜结构”问题展开系统研究。在这样一个充满张力和增长点的视域中，当代女性文学“母女冲突”叙事模式与艺术构型，也是一个重要传统潜结构类型。它不但包孕着厄勒克特拉情结这一文学母题，隐藏着女性欲望本能的冲动与变形；而且表现出较为鲜明的“疯女人”结局建构特点，既暗含诸多女作家潜意识中认同女性过度敏感乃至神经质等诸种传统偏见，也预示着女性言说自身的困局、挑战男权制的艰难。关键词：传统潜结构；母女冲突；女性文学060DOI:10.19290/ki.51-1076/i.2023.02.048终生子。以为不详，而弃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践。乃送之平林之中，后伐平林者咸荐之覆之。乃取置寒冰之上，飞鸟伛翼之。”说的是姜嫄生下后稷，最初认为他寓意不祥，于是将他丢弃的故事。国语中则记载了褒姒被母亲丢弃的故事：“未既龀而遭之，既笄而孕，当宣王时而生。不夫而育，故惧而弃之。”是说因为没有丈夫而怀孕生子，褒姒的母亲非常害怕并抛弃了她。因孩子相貌丑陋或是受到传统礼教禁锢等原因，有些女性在厌恶或是恐惧情绪的支配下狠心丢弃了自己的孩子，这种行为颠覆了我们对母亲温柔、体贴、善良的认知，但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杀害自己孩子的母亲在古书中也有记载。宋代夷坚志中记载了蔡待制之子某，他的妻子为报复他偷情而杀死两个孩子的故事。清末公案小说杀子报中，因为自己的奸情被儿子王有仁撞见，王徐氏一刀将儿子杀死，并残忍地“分七块装入油坛，藏在床下”。王有仁死后怨念难除，于是化作冤魂求他的老师替他伸冤。上述故事展现的母亲形象或冷漠无情，或凶狠毒辣，使恶母成为导致母女或母子冲突的决定性因素。同时，恶母的言行有时意在渲染一种传奇色彩，比如姜嫄弃子的故事，重在强调后稷备受神明保佑；有些则可以从道德层面予以解释和评判，悲剧结局中多掺杂着世人的同情与无奈，但这些故事中却忽略了母亲作为人先天就存在的恐惧、自私、厌恶心理等人性恶属性。比如，女性的确存在的生育恐惧，波伏瓦就曾指出：“即使女人很想要孩子，怀孕的时候，她的身体首先会反抗”等。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的这些记载，如果放置在母亲原型的消极层面观照，那么它对正统文化价值体系的解构力量，就显而易见了。这些母亲形象，在传统文化文学价值体系中仅仅是作为个案、特例出现，被传统价值体系尤其正统观念所漠视，充其量是作为一般的教寓进行道德说教，缺乏人性的、性别的和文化的全面展现。与这些带有说教意味的文本截然不同的是，新时期以来，随着女性意识的突出和强化，不少女作家将创作热情投入到母亲与女儿之间的矛盾、隔阂、冲突的艺术表现中，比如铁凝的 午后悬崖，徐小斌的 若木雪霁，陈染的 无处告别，残雪的 山上的小屋鱼人 等。女作家们用细腻的笔触讲述了或悲喜交织、或令人惊愕的亲情故事，小说在接续了恶母形象塑造的同时，弥补了古典文学中对受伤、受虐女儿形象模糊刻画的这一不足，让愈加丰富的母女关系形态呈现在读者面前，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的独特景观。需要辨明的是，男性视域和女性视域中的母亲情结，存在着明显差异。一如荣格在论述中强调的，“根据它是显影在儿子还是女儿身上，母亲情结的影响会有所不同。在女儿身上，母亲情结要么过度刺激，要么栖身于女性本能之中；在儿子身上，它通过一种异常的性别化损害男性本能”。埃利希诺依曼也表达过类似观点，因此，在文学作品中，无论是母子冲突还是母女冲突，都是一个相较复杂的艺术构型和叙事模式，它交织着神话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诸种复杂内涵，连同作者本人意图强烈的情感宣泄，或是无意识的任性虚构，为展现不同时代环境中人的情感结构，以及家庭关系的畸变提供了不可小觑的参考作用。从这种复杂的多维母亲情结及其艺术构型来看，当代女性文学中的母女冲突叙事模式和艺术构型，就更加显得意味深长。提及母女冲突叙事的原型厄勒克特拉情结，显然不如意指弑父恋母的俄狄浦斯情结为人所熟知。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曾详细分析了亲缘关系中存在的敌视、仇恨情绪：“我们知道，同性的如女儿对于母亲，儿子对于父亲，每易有互相疏远的倾向。女孩子怨恨母亲限制她的意志，因为做母亲的常由社会的见地来限制女儿的性的自由；”并将这种潜在的情感倾向均归为“俄狄浦斯情结”。之后为了便于区分，精神分析学界将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厄勒克特拉视为恋父弑母情结的典型代表人物，厄勒克特拉情结也因此与俄狄浦斯情结齐名，成为潜藏在文学叙事中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后来，拉康发展了弗洛伊德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概念和认知，他认为，在俄狄浦斯情结中起关键作用的是父亲的功能，“正是作为第三项的父亲，把母亲与孩子之间的二元关系转化成了一个三元结传统潜结构的审美再生：当代女性文学母女冲突的模式与构型0612023年第2期构”I1。伊基弗洛伊德则进一步丰富了厄勒克特拉情结的内蕴，她将厄勒克特拉的命运斗争作为母女冲突的原型，并指出：“相比她崇拜父亲而言，传奇人物厄勒克特拉受她仇恨的母亲的影响更甚”，I2“经过艺术作品的简单描述和放大，神话人物厄勒克特拉展现了问题女性不断斗争的很多无意识现象。”I3拉康与伊基弗洛伊德的这些观点，深化并拓展了有关厄勒克特拉情结的理解，这也为我们解读当代女性文学中母女冲突叙事模式和艺术构型作为一种“传统潜结构”，提供了来自西方文化传统的知识资源和观照场所。二母女冲突叙事与构型的当代艺术呈现提及代际冲突或是血亲隔阂，父子冲突往往比母女冲突更容易成为一个研究话题，人们倾向于认为父子冲突中蕴含着推动社会演进的变革力量，它关乎宏大叙事，关乎权力运作，而母女冲突则通常是家务琐事的一种细微表现。比较明显的例子是，在红楼梦中，相比贾政、贾宝玉两人的关系早已成为父子冲突的典型模式，探春与赵姨娘之间的矛盾即便也承载了一定的文化内涵，却基本上处于被遮蔽、被忽略的状态。中国传统文化文学中母女冲突叙事与构型，不仅仅是遮蔽，更是匮乏。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不仅大胆暴露了女性自身的欲望冲动和生命体验，而且有关母女冲突的叙事建构也大量出现。这种叙事模式和艺术构型，一方面尝试还原女性真实的生存状态、心理痼疾以及精神诉求，另一方面也显见出一种突破禁忌式的审美追求，恰如有学者指出的：“应该意识到禁忌虽然具有破坏性，但往往又是被赋予了创造力，审美领域尤其如此，正是对某些既有禁忌和规则的不断挑战和突破，才可能推动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或者文学本份的审美开疆拓土。”I4这在铁凝、徐小斌、陈染、残雪等女作家的相关作品中，都有所体现。铁凝的午后悬崖是一篇具有悬疑风格的小说，主人公韩桂心和母亲张美芳之间的关系也因此略带诡异色彩。韩桂心曾是母亲忠实的支持者，她从不质疑母亲对父亲的嘲讽和咒骂，直到身为幼儿园教师的母亲目睹了她把一个小朋友推下滑梯并致死，母女两人的关系日渐疏离。表面上看，韩桂心对母亲的冷漠和排斥的确辜负了母亲长期以来对她罪行的包庇，但其实，正是因为韩桂心自幼缺乏爱的教育，整日生活在母亲的抱怨中，才让她对亲密关系产生了曲解，认定母亲的包庇不过是一种威胁式的爱，她要拒绝这份爱，更要用日常的沉默让母亲备受煎熬。小说最后，偏执的韩桂心选择以一种荒谬的方式挽回丈夫的心，或许，她失掉自我的妥协中也暗含一种畏惧，她害怕离婚，害怕自己也成为单亲家庭的制造者。父亲角色的缺席很多时候不仅意味着母女两人物质生活的匮乏，而且极易引发母女两人心理层面的病变，陈染的作品对此也有重墨浓彩的艺术表现。陈染着重刻画的黛二小姐，也是在父亲去世后，与母亲的矛盾愈加尖锐。在 无处告别 和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母亲以爱的名义将黛二的言行控制在自己视线范围内，这种过度监视不仅让黛二饱受精神折磨，也让母女之间的裂隙越发难以弥合。有别于黛二以逃离故土的方式回击母亲病态的爱，徐小斌笔下中的主人公若木则选择用邪恶的面目反抗母亲严厉过甚的管教。自从母亲毁掉自己的初恋，若木便开始了以折磨别人为乐的扭曲人生，她不再善良温柔，不再明艳动人。为了获取报复的快感，她甚至不惜以自己的婚姻为代价，插足好友的恋情，嫁给一个她并不在乎的男人，如同行尸走肉一般，虚度光阴。新时期以来，启蒙文学思潮对反叛精神的提倡，推动着女作家们开始以一种更为理性的方式思考母女之间的相处模式。对自身成长经验和情感经历的深刻体会，使她们发现母亲这一角色并没有随着时代发展而实现跨越式的更新，仍旧是父权制在女性世界权力扩张的镜像。母亲教导、约束孩子的出发点，更多地在于责任，在于对既定社会规范和伦理道德的遵从，而不是本能的爱。比如，黛二的母亲作为知识分子显然对自由、独立品格的重要价值深有体会，但她依然选择违背黛二的成长意愿，处处用自己的标准框定女儿的言行举止。062在精神分析学领域，母亲形象本就是一个意蕴丰厚的研究对象。孩子尤其女儿对母亲的依恋关系，更是成为许多学者尤为关注的领域。在拉康的著述中，他以慧眼卓识让“吞噬的”母亲（或者饕餮母亲）成为一个不能忽略的研究主题，正如他的研究者迪伦埃文斯所概括的，“拉康认为，孩子必须使自己从母亲的想象性关系中分离出来，以便进入社会世界；未能做到这一点便可能会导致其范围从恐怖症延伸至性倒错的各种怪癖中的任何一种”I5。另外，伊基弗洛伊德提出的“共生幻想”的观点，揭示了不健康的依赖导致的主体残缺：“当母亲一直依赖于孩子的认可时，就会产生问题。我把这种不健康的互相依赖称之为共生幻想，这是一种妨碍正常成熟过程的障碍。如果母女之间的这种联结不被打破，那么女孩就没有足够的空间独立并发展其他关系。”I6埃利希诺依曼提出的“母权阶段”的观点认为：与母亲之间的原初关系是孩子人生中的第一段关系，在这段原初关系中，婴儿完全依赖于母亲，母亲对孩子来说，是内在和外在，自性和世界的合一，这正是典型的母权阶段。然而，随着孩子自我意识的萌芽，“孩子自身中的某些东西会驱策他前进，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会以无情的力量完成这一过程”，“不离开母亲，孩子就不会长大成人”。I7而波伏瓦则犀利且形象地道出了“母女冲突”的实质：母女关系“具有远远更多的戏剧性。母亲不是把女儿看做优越等级的成员致意的：她在女儿身上寻找自己的分身。她把自我关系的一切暧昧之处投射到女儿身上；当这个他我的他性确立时，她感到自己被出卖了”I8。可以说，母亲角色本就具有管束、控制甚至压制的意味，而反抗母亲、母权实际是潜伏在女儿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