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团联合”到“党团博弈...生成(1927—1928)_梁晨晖.pdf

从“党团联合”到“党团博弈”：中共陕西暴动局面的生成（）梁晨晖 黄文治摘 要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陕西中共党团组织和地方革命精英在中共中央反“机会主义”和暴动指示以及团中央“先锋主义”倾向影响下，策动领导了诸如清涧暴动、旬邑暴动、渭华暴动等一系列暴动实践，充分体现出外部政策与在地既存因素结合下的陕西革命面相。此外，党团关系的调适是贯穿陕西暴动期间的一条核心脉络，陕西暴动中党团关系的演变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从陕西党团初创时期的相对稳定，到革命转型时期的党团“博弈”，再到暴动政略调整后党团一元化领导的正式确立，其间一直处于不断探索与“试错”状态。中共陕西暴动局面正是在这一党团关系调试过程中生成，为日后中共开启武装斗争和武装割据道路积累了宝贵经验，深刻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历史重要节点上所具备的自我纠错能力与“自我革命”精神。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陕西；暴动政略；党团关系；在地性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作者简介 梁晨晖，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黄文治，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安徽大学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双聘研究员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在苏俄工农群众革命理论影响下，开始奉行以工农群众武装暴动为核心的革命政略。陕西虽非暴动中心区域，但在中共中央“工农暴动”路线指引下，陕西党团组织策动领导了诸如清涧暴动、旬邑暴动和渭华暴动等数十起影响较大的武装暴动，掀开了中共在西北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实行土地革命的序幕。关于中共革命暴动，既有研究多集中探析暴动决策的生成过程，侧重剖析暴动的具体实践情形、结果与影响。虽然近年来随着典范历史叙述模式的不断突破，对区域性暴动的研究多有拓展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年 月 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年版，第 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冀晋绥地区 陕甘地区，解放军出版社 年版，第 页。相关研究可见黄琨：从暴动到乡村割据：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年版；王明前：政治认同与斗争手法 作为社会运动的 年中国革命暴动，党史研究与教学 年第 期；张永：一九二七年中共在武装暴动中的组织转型，党史研究与教学 年第 期；于化民：苏维埃革命：从宣传口号到行动纲领 以中共早期武装暴动和政权建设为中心的解析，近代史研究 年第 期；李里：中共武装暴动初期的枪械问题探析，近代史研究 年第 期等。与深化，呈现出中共暴动在地方社会的复杂面向。但鲜有学者聚焦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陕西暴动的具体情况，尤其是对陕西暴动生成过程中所凸显的党团关系更未触及。而关于中共党团关系的研究，学界已论及中共党团早期的分化过程，探讨了党团从“协定”到“服从”的历史进程。在此基础上，部分学者探究了分化过程中制约党团发展的因素与党团矛盾激化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学界以地方视角开展的党团关系研究也已取得了一定成果。年中共陕西党团组织对中央暴动路线在陕西的执行，经历了从党团联合动员争取农民，到是否立即暴动的党团争论，再到党被动选择激进暴动策略的演变过程，不仅彰显了陕西党团组织在认识和主张上的分歧与张力，也体现出中共“工农暴动”革命政略的探索与“试错”。本文依托相关历史文献、未刊档案、口述访谈、地方文史、县志等资料，揭示 年中共陕西暴动的生成过程，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中共陕西党团组织在暴动中由联合到“博弈”的多面性与繁复性，希冀深化对中共革命历史实践中地域特征的认识，以期丰富对中共革命历史图景的认知。一“党团联合”：“清党”前陕西党团组织发展与暴动背景中共陕西暴动开展形式与早期陕西党团组织发展媒介紧密相关。在很多方面，陕西中共党团组织的兴起与其他省份未有明显差别：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熏陶的归乡知识分子通过自身人际网络宣传新思想，出版进步刊物，进而组织革命团体，发展党团组织。出身关中兴平县的魏野畴和陕北绥德县的李子洲是陕西归乡知识分子的代表，二人在北京求学时曾经历五四运动，深受五四精神感召，后在李大钊引导下，接触了解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魏野畴和李子洲返乡后，由于受进步思想影响，不愿到贪污腐化的政界谋职，选择至新式学校任教。魏野畴先后任教榆林中学、西安成德中学等学校，李子洲也曾在榆林中学任教，后任绥德省立四师校长，二人通过教职身份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并择机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年 月至 年 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绥德、榆林、西安、三原、华县等地成立支部，团支部的建立也反映出魏、李二人的工作成绩。此外，早期陕西各地党团组织的负责人大部分都是魏、李的学生，如西安的张性初、旬邑的许史林如应星等以江西万安暴动所反映的革命张力剖析了中共民主集中制的调适过程；黎志辉的研究侧重地方精英论的视角，通过探讨江西弋横暴动的组织网络问题，发现党员个人权威及社会关系在中共革命根据地初创过程中的特殊作用；王才友通过探究江西暴动与浙江暴动的演进过程，揭示了暴动从中央到各省委及地方干部之间的传递环节，并对其背后所反映的中共革命动员方式的变化进行了深入研析。参见应星、李夏：中共早期地方领袖、组织形态与乡村社会：以曾天宇及其领导的江西万安暴动为中心，社会 年第 期。黎志辉：弋横暴动的组织网络和革命叙事 兼论“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的组织发展史，中共党史研究 年第 期。王才友：被动与主动之间：江西暴动的策动与终止（），开放时代 年第 期；从军事动员到日常斗争：中共浙江暴动的演进（），中共党史研究 年第 期等。王连弟：早期党团关系的建立及其状况，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年第 期；侯宜岭：建国以前青年团与党的关系初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年第 期；刘进喜：论党团关系的确立，中共党史研究 年第 期等。如胡献忠认为党团边界不明、团员信仰各异等问题是分化过程中制约党团发展的主要因素；黄金凤则提出党与团实际效能与法理地位的不相称是中共党团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参见胡献忠：从早期青年团的创建及活动看党团关系的雏形，青年探索 年第 期；黄金凤：从“第二党”到后备军：共产党与青年团早期关系的演变，近代史研究 年第 期。相关研究可见何丹丹：建党初期上海党团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年；曹强：年北京青年团组织发展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年；肖淑娥：陈独秀与广州地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发展 兼论早期党团关系的处理，硕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年等。魏野畴，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李子洲，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杨明轩：共进社与西北革命，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共进社和共进杂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田伯荫：陕北建党及活动情况，陕西党史资料通讯 年第 期；何寓礎：绥德四师党的活动简况，陕西党史资料通讯 年第 期。孙启蒙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陕西地区的早期组织及其主要活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在陕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才升、绥德的赵通儒、神木的贾拓夫、清涧的白作宾等，以及日后成为陕甘游击运动领导人的刘志丹和谢子长。早期陕西地区的党团组织就是通过魏、李等知识分子网络向外传播，且这些早期党团组织的负责人也是后期各地暴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早期陕西党团组织除通过知识分子网络发展外，一个迥异于他省的媒介是军事网络的构建。中共陕西党团组织军事网络的构建方式有三种，其一是通过与当地军事人物的特殊关系建构。如李子洲与陕北镇守使井岳秀关系匪浅，尽管井岳秀之后成为一名反共分子，但在 年代初，井对国民党的支持以及在当地教育、工业和军事现代化方面的种种努力，都使得他成为早期进步人士事实上的盟友，李子洲便是在井岳秀支持下担任了绥德省立四师校长的。魏野畴则与陕西军阀杨虎城往来密切，杨虎城在陕西军阀中对于中共革命理念最有共鸣，杨还为魏野畴在西安创办的进步刊物西安评论提供了经费。其二是中共革命者本身即为军队等武装团体成员，谢子长就是典型个例。他在榆林中学就读期间，受校长杜斌丞影响较深，弃学回乡，立志以教育救国。年入山西太原陆军学兵团，其间结识同为陕西人的李象九。年谢子长从太原陆军学兵团毕业回乡创办民团并担任团总，李象九则投靠刀客出身的安定驻军头目石谦，之后石谦通过李象九关系收编了谢的民团。年谢子长在赴北平求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陕后即在军队中组建中共支部。安定最早的中共组织即是石谦部的军事特支，除李象九与谢子长外，史唯然、阎红彦等中共党员也在该部工作，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耿炳光曾称其为“陕西军队中之最好者，可为我们在陕军事运动之中心”。正是由于前期石谦部军事特支的组建与革命思想的宣传，年清涧起义才能够以该部为主体发起。谢子长的早年经历表明，陕西归乡知识分子网络往往与军事网络重叠，原因在于陕西尤其是陕甘地区特有的复杂社会环境，与其他省份相比，同时期的陕西社会更为动荡，这一地区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社会军事化”过程，暴力成为日常，有枪便是草头王。因此，陕西归乡的知识分子为更好地开展革命活动，除涉足教育界外，投身地方军阀、民团等地方军事化系统，均是知识分子的有效出路。其三是利用国共合作期间，中共陕西党团组织所掌握的军事资源培育革命军事力量，以发展军队支部。此一时期，中山军事学校在西安成立，该校是西北军事干部主要训练中心，由莫斯科归来的中共党员史可轩任校长，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政治指导员包括李子洲、刘志丹等，军校学员有高岗、习仲勋、黄子文等人，他们后来都在陕西暴动与游击运动中声名显赫。军校培养的干部大部分进入冯玉祥的国民军内部，据陕西省委统计，这一时期国民军中 的政治指导员是中共党员。中共陕西党团组织的发展，无论是通过知识分子网络，抑或军事网络，都带有较为鲜明的在地性。陕西党团组织从发展之初就是以在地出身的成员为主，如团西安第一支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从“党团联合”到“党团博弈”：中共陕西暴动局面的生成（）榆林地区地方志指导小组编榆林地区志，西北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张始峰：民国枭雄井岳秀，兰台世界 年第 期。张秉仁、吴华梓关于西安青年学生、民校、工人等情况给团中央的报告（年 月 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页。张化民：谢子长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年版，第 页；阎揆要同志谈清涧起义，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清涧旬邑等地的武装起义，陕西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李象九：清涧起义前后，清涧旬邑等地的武装起义，第 页。耿炳光关于陕北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给宗礼、柏桂的报告（年 月 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甲，第 页；李瑞阳：在宜川石谦军队的建党活动，清涧旬邑等地的武装起义，第 页。有关“社会军事化”概念的阐释可参见梁晨晖：“社会军事化”组织与红二十九军的建立及影响，苏区研究 年第 期。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党史研究室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陕西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陕西省委关于组织问题给绥德地委的指示信（年 月 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甲，第 页。出，支部成员大部分为西安本地人。陕西本身闭塞的地理条件和文化上的保守倾向既无法吸引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又不易引起中共中央的强烈关注。正因如此，陕西党团组织的活动主要是由在地成员通过自身社会关系，如知识分子所执教的学校，拥有军人身份或军队背景的成员所在的部队、民团等地方武装开展，组织发展较早扎根地方。这些组织发展特征在之后的一系列暴动中体现鲜明，党团成员通过之前既存的关系网络成功动员农民与军队举行暴动，这也说明了在地既存的关系网络是陕西暴动得以迅速开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中共陕西党团组织虽通过知识分子或军事网络发展起来，但党团建立初期，特殊历史条件下造成党团关系较为模糊与复杂，为后期围绕是否立即开展暴动产生的党团分歧埋下隐患。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前，陕西地区中共党员人数较少，且分布面有限，始终未能组建正式的省级党组织。这一时期，领导陕西的党组织机构历经豫陕区委、陕西党团联席会议，再到中共陕甘区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