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理论视域下《喜福会》的家庭记忆书写研究_袁丹.pdf

第 卷第 期 年 月东 莞 理 工 学 院 学 报 收稿日期：作者简介：袁丹（），女，广东梅州人，硕士生，主要从事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弗洛伊德认为：“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到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详见 奥地利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年版，第 页。哈特曼认为，如今兴盛的创伤研究“是对一些诸如强奸，以及妇女与儿童的虐待等 常见的 暴力的关注。尤其是，它并没有忽视情感与日常伤害的爆炸性质。显而易见事故 即那些明显简单的日常事件也揭示，或被卷入到一种创伤的氛围中去。”详见 ，“”，代表性论文有：程爱民、张瑞华 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 喜福会 的文化解读，从华裔作家的双重文化身份谈起并探讨中美文化差异；顾悦 论 喜福会 中的创伤记忆与家庭模式，从中国“家族本位”文化探讨华裔母女创伤。创伤理论视域下 喜福会 的家庭记忆书写研究袁丹（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温州）摘要：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代表作 喜福会 的研究早已被后殖民话语统摄，忽略了文本书写个人家庭记忆、对以往家庭创伤进行回忆与复原的事实。喜福会 中，亲属群体的伦理失序与个人情感的物化寄托是创伤表征；由表征溯源创伤，可知失范家庭的双重操控与对伤痛事件的回顾辨认形成了创伤记忆；而受创者自述与后记忆书写则是小说内蕴的创伤疗愈方式。立足文本的家庭叙事特征，从创伤表征、记忆形成与创伤治疗三方面解读 喜福会，以期阐明家庭创伤记忆的文学书写意义及其对现代家庭文化的启示价值。关键词：喜福会；创伤理论；家庭记忆；谭恩美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精神心理层面的创伤理论是当代文化记忆理论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反犹大屠杀、战争等集体暴力的研究，还是如今的婚姻失范、代际隔阂等个体创伤研究，始终伴随着对人类精神状态的关注，这一特性可溯至 世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研究。二战后，杰弗里 亚历山大等西方学者将创伤理论用于解释战争、种族屠杀等民族事件给精神文化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到了 世纪 年代，耶鲁大学学者杰弗里哈特曼对于创伤研究日常化的表述，进一步发展了创伤理论并将其用于文学批评。他强调创伤事件的界定不应局限于战争、大屠杀一类的民族暴力行为，还应注意到创伤的日常性。文学研究的创伤视域则是从言语叙事中揭示创伤的存在并“读懂”创伤。当代学者米歇尔巴勒夫的著作 论美国小说中的创伤本质 揭示了文学中的创伤实质，即“主人公的个性特点、家族史、文化背景、地理位置、个人所处的时代等因素影响并决定了主人公在面对伤害事件时在其意识中留下的记忆。”喜福会 是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的代表作，通过讲述两代华裔群体的生活状况展现了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因而自新世纪以来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目前学界从文化研究、记忆理论对 喜福会 进行思想主题探讨的研究不在少数。但以往研究多立足宏大话语，往往以后殖民理论解析文本。事实上，与其说 喜福会 是后殖民时代的产物，不如说它是现代家庭的个人创伤记忆，尤其是对失范家庭以往创伤的回忆与复原。基于此，本文将立足细小叙事，探讨文本中家庭创伤记忆的形成、表征与治疗，以期阐明家庭创伤记忆的文学书写意义及其对现代家庭伦理文化的启示价值。一、表征：伦理失序与情感物化现代家庭基于社会文明公约，暴力不再是权威的象征，家庭创伤也由肉体更多转为精神心理层面。谭恩美小说中的华裔主人公多出身知识分DOI:10.16002/ki.10090312.2023.02.003第 期袁丹：创伤理论视域下 喜福会 的家庭记忆书写研究 子家庭，文明和礼仪的规训，使他们惯于内化家庭创伤的痛楚。家庭成员遭受的肉体物理损害和精神应激反应皆可归为家庭创伤，后者更难被直接、及时地察觉和重视，但不可能完全内隐，而是表现为对平衡关系、稳定状态的破坏。喜福会 作为创伤叙事家庭化的文本，其中充斥着表征现代家庭创伤的叙事文字。从人际关系和自我关系两个层面逐一解析创伤表征形式，是进一步“读懂”创伤、合理且有针对性地探讨创伤疗愈方式与家庭伦理模式的前提。在人际关系上，喜福会 家庭创伤的最突出表征便是亲属群体的伦理失序。首先，表现在母女关系的冲突裂隙。小说中的四对母女关系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互不了解、互不理解。吴精美在母亲吴素云去世后，多次感到她和母亲从未真正了解彼此，“只是以自己的理解来彼此揣摩对方的意思”。又如龚琳达与薇弗莱这对母女，薇弗莱深感母亲在用沉默折磨自己，而龚琳达悲痛于女儿将自己想得这样恶毒。龚琳达曾被父母抛弃、被夫家抛弃，因而一直希求薇弗莱能有完美无缺的一生，处处为其规划指导。薇弗莱却觉得有这么个母亲令她无比痛苦，甚至用战争中敌我双方的敌对状态比拟自己与母亲的关系。小说中母亲对女儿过分殷切的期盼和片面苛求，很大程度是由于母亲仍遭受着年少时家庭创伤的折磨。“心理创伤会导致受创者产生损伤认同，造成主体价值观混乱等负面影响，最终可能以自虐倾向或伤害他人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失序的母女关系是家庭创伤的表征，也会引发家庭创伤的代际传递。其次，表现为夫妻关系的隔阂疏离。顾映映与圣克莱尔，尽管互相包容着生活多年，但因语言障碍，二人不仅实质上无法进行流畅自由的言语交流，心灵沟通更是若即若离。顾映映拒绝将第一次婚姻中遭受的家庭创伤告知圣克莱尔，圣克莱尔便自顾自地沉浸在“解救了”妻子的骄傲中。当顾映映因怀孕而遭受精神错乱时，圣克莱尔也就不可能理解妻子的反常举动，无助地转而询问年幼的女儿。这种夫妻关系的失序就是哈布瓦赫所说的“道德真空”，即“因为夫妻双方都有着不同的记忆，如果他们在婚后还都继续沉浸在以前的家庭记忆里，他们就不可能彼此体谅，共担甘苦。”家庭创伤记忆可能有个人特异性，但其影响力必然具有群体性。创伤治愈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在家庭关系中拒绝谈论创伤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创伤隐患与伦理危机。正是家庭成员对创伤事件的不当处理，导致伤害的发生，进而破坏了亲属关系的和谐有序模式。在自我关系上，家庭创伤往往会引发受创者的情感表达障碍，比起与人交流接触，受创者更愿意转向物的依赖。“投射是规避创伤的一种巧妙方式，在创伤叙事中较为常见。”物品不会追问创伤的来龙去脉，对于不愿直面创伤的人来说，情感的物化能获得更多的安全感和自主能动性。喜福会 中，龚琳达对金器的执着便是一例。幼年的龚琳达被家人当作可交换的物品，卖给洪家做童养媳；而洪家仗着财大气粗，对龚琳达肆意轻视侮辱。洪太太的大金牙及其用金首饰牵制龚琳达人身自由的做法，成为后者刻骨的创伤记忆。这一创伤扭曲了龚琳达的物欲，使她对有价值的物品产生了强烈的渴求与依赖。“当我积了些钱，我就去买上一点金器。它们全是 的，货真价实的纯金，有如我对自身的价值估量一样。”通过不断拥有金器，龚琳达产生一种自我保护的安全感和获得感。金器拥有越多，对以往家庭创伤的否定就越强烈，最终达到暂时性的自我辩护和自我肯定的心理慰藉效果。然而，情感的物化寄托是无法治愈创伤的，反而成为创伤存在的表征。晚年的龚琳达依旧害怕外孙女在领受了自己赠予的金手镯后，转眼又将自己遗忘。与之相似的是许安梅事事求助于老皇历本的行为。幼年的家庭生活经历给予她太多恐慌，外婆那数不清的鬼故事、母亲吞鸦片自戕的报复意图隐含太多的迷信意识，成为她一生的阴影。“她总觉得每天都有灾祸的隐患存在。”因此，许安梅将老皇历本当作行事指南，由它指导自己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在这种寄托中，她才能缓解自己无法摆脱的恐慌和焦虑。再如许安梅对圣经的态度。幼子许平溺水而亡的意外事件给许安梅留下永远的创伤。在求告基督信仰失败后，许安梅将 圣经 压在了桌脚下。然而，女儿露丝注意到，多年来母亲从未让桌脚下的 圣经积过灰尘，还在 灭亡 那一篇的页面上写有“四对母女”分别指吴素云（母）与吴精美（女）、许安梅（母）与许露丝（女）、顾映映（母）与丽娜圣克莱尔（女）、龚琳达（母）与薇弗莱龚（女）。东 莞 理 工 学 院 学 报 年“许平”二字。许安梅不再与家人诉说丧子之痛，看似放下了丧子之痛，实则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幼子。她将情感转移到了 圣经 这一物品上，通过将其压在桌脚来控诉上帝的袖手旁观，但又通过努力保持 圣经 的清洁，希求被“写在圣经上”的溺亡幼子也能受到护佑。“心理创伤的核心经历是自主权的丧失和与他人感情联系的中断。”为了重新获得自主权，受创者将情感寄托转移到更具可控性的物品上，实则是无效的努力，反而愈加凸显了家庭创伤的存在。诚然，家庭成员在伤害事件中遭受的冲击，破坏了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和谐稳定，动摇了家庭的互相信赖与依赖的关系模式。但回避创伤和情感物化都无法消除创伤的影响，只有共同直面创伤，才能削减乃至消除创伤对家庭的危害。二、溯源：失范操控与伤害辨认创伤表征只是问题的症候，溯源表征背后的创伤根源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谭恩美小说具有华裔家庭史的纵深感，书写对象跨越两至三代人。其中，以记忆溯源沉重往事、突显亟需重视与解决的家庭创伤是小说的主要表达方式。创伤记忆的形成既需要主体参与冲突性事件，又需要主体在事后对事件进行回顾辨认，确证创伤的存在。记忆不是一种无意识的存在，而是具有意义的内容。阿莱达阿斯曼曾说：“记忆内容在媒介和头脑之间不断的 旅行，不断的解释和更新，以及不同群体之间对之不断的争论，才 造就了记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媒介和头脑之间的动态活动，既指个体内部，也指个体之间。个体自我对创伤事件的不断回顾辨认是创伤的个人化时期，而个体之间的互动则将创伤影响延续和扩大。喜福会 中的四位母亲是家庭创伤的直接受害者，其创伤记忆源自于失范家庭的身体伤害、精神施压，形成于对伤害事件的反思辨认。家庭创伤的人为因素根源于不当的家庭关系与相处模式，直接因素则是失范家庭对个体实施的肉体与精神压迫。许安梅的家庭创伤形成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家庭。由于父亲早逝，许安梅母亲的再嫁及其四姨太身份引起了整个家族的痛斥。身处如此复杂的家庭关系，许安梅四岁时便成为大人们争夺的牺牲品。沸腾汤水的泼烫不仅将伤疤留在了许安梅颈脖上，也将创伤永远烙在了她心中。外婆在幼年许安梅面前肆意讲鬼故事、贬低母亲，连带着数落许安梅。这些话“令我受的伤痛，更甚于我皮肉所受的”。为了减轻精神痛苦，许安梅有选择地剔除记忆，导致母亲“在我的记忆中日渐淡薄了。”血肉相融的母亲被其他亲属反复指认为家族耻辱，这无疑对伦理道德思想未成熟的幼童产生了巨大冲击，以至后者被迫将关于母亲的记忆剔除脑海。如此一来，许安梅从思想层面将自己归属于大家庭。然而，这种刻意的自我矫正是对创伤的回避，潜藏着更大的伤害性。正如另一位主人公顾映映，回避旧家庭的创伤，不仅无法自愈，反而成为新家庭失范及家庭成员创伤的始作俑者。顾映映被第一任丈夫抛弃时，选择从天津市区逃往上海郊区，而非直面破裂的婚姻关系。在新家庭中，她也没有摆脱旧婚姻的阴影，“一直将真正的自己严严实实地罩住，竭力将自己卷缩成一个小小的黑影”。第一次婚姻的痛苦是顾映映永远的家庭创伤，但回避伤痛事件使她在新的家庭关系中无法重新敞开自己，造成了新家庭的“失范”，并给新家庭成员带来了伤害。女儿丽娜圣克莱尔目睹着母亲顾映映的惊恐不安，也变得十分敏感。“还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房子四周，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恐怖。”年幼的丽娜被迫成为家庭危险的预警者。外出时，被母亲用力攥紧手掌，同时要留意着母亲的一举一动；在家时，注视着母亲的反常表现，以便回应父亲到家后的询问。伴随着母亲精神崩溃，父亲也逐日心衰意丧、憔悴不堪。种种家庭事件给丽娜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阴影，甚至企图通过窥探别人更糟糕的家庭状况来达到心理平衡。“我常常暗自估摸着，我们家和墙头的那一家，哪一家更晦气更倒霉？”不幸的家庭生活给丽娜留下了深刻的创伤记忆，甚至影响了她的生育意愿。不可否认的是，主动处理创伤，能给受创者以能动感；而逃避处理，将会让创伤永远成为受创者失败的标志，甚至危及身边人。顾映映不当的家庭养育方式和不和谐的家庭关系是导致家庭创伤的要因，消极应对已存在的家庭创伤，只会在下一代身上延续创伤。创伤形成是伤害事件对主体作用的结果，而创伤记忆则是一种内在活动，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