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养老研究——以Y安置小区为例_陶贞瑛.pdf

75 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养老研究 以 Y 安置小区为例 陶贞瑛16（山西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原 237016）摘 要：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展，农村土地的不断征收，使得失地农民数量不断增加，年长的农民在土地征收后，生活方式和养老问题成为了城镇化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本文旨在通过研究进一步完善Y安置小区失地农民养老问题提供决策依据。鉴于此，以Y安置小区为例，首先采用文献研究法对现阶段失地农民养老问题进行分析，其次采用参与式访谈对该地区失地农民土地征收情况、衣食住行以及养老诉求等方面的情况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提高征地补偿、加强社区归属感建设，健全和完善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体系，为提升失地农民养老能力和丰富晚年生活提供借鉴。关键词：城镇化；失地农民；养老保障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1047（2023）02-0075-04 DOI:10.3969/j.issn.1672-1047.2023.02.17 收稿日期：2023-03-16 作者简介：陶贞瑛，女，山西榆次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工作。2017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泰民安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阵线战略1。从1953年到2020年的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城镇化比例不断提高。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城镇人口为90199万人，乡村人口为50979万人，城镇人口比过半，高达63.89%2。可见，农民身份的转换和“村落的终结”，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3。但城乡二元分割的障碍，农民大多数外出务工，由于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限制了务工者在城市定居的想法。而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城镇化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由此也必然会产生大量的失地农民。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问题是必须直面的问题，特别是其养老保障问题，更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山西省政府为带动本地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加速推进农村地区城镇化进程，投入资金新建山西大学创新园区，坐落于晋中市榆次区城北。一期项目总共面积9900亩，入驻太原理工大学等十多所院校。自2011年4月15日开始奠基施工，至2013年1月19日第一所高校太原理工大学正式进驻，两年的时间里，在位于山西省晋中市城北，太榆同城化中心地带的近万亩土地上，山西高校新城拔地而起，蔚然成型。山西高校新城的建设，造成大批失地农民，他们在失去土地、融入城镇化的过程中，生存状况如何？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通过调查走访，发现失地农民当前生活成本显著提高，生活质量在慢慢降低，补偿金的长期保障能力有限，养老保障问题成为了失地农民最关心的问题。一、现阶段失地农民养老保障面临问题的调查分析 榆次小南庄村作为“消失的村庄”于2011年征地，2012年整村搬迁，2014年底分房，2015年开春回迁小南庄安置小区。Y安置小区内，村委会位于小区进门左手边，有专门的物业公司管理安置小区，为村民提供服务。基础设施配套完善，文艺室，健身器材，象棋馆，乒乓球和篮球场等应有尽有。小区内有地下停车场，共500个车位，每户免费可分得一个车位。同时设置非机动车停车棚，内设插头，电动车可免费充电。调查显示，在此阶段，失地农民养老问题出现的新特点，包括：（一）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丧失 贺雪峰在书中提出“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农村是缺少进城能力和进城失败农民的退路”4。在全球老龄化形势逼近的时代，我国农村的老龄化问题尤其突出，农村养老保障的满足关系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构与完善。我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即便是城镇的快速建设，农村人口仍然占全Vol.25 No.2Apr.2023第 25 卷第 2 期 2023 年 4 月 黄 冈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学 报Journal of Huanggang Polytechnic 76 国人口的36%以上，土地不作为养老保障的最后一道保护伞是不行的。随着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消失的村庄”已经成为常态化趋势，失地农民成为一个新兴的群体。老一辈农民俨然没有动力与能力出去务工，对于土地的征收意味着断了老一辈农民的生计。土地补偿款仅仅能够从短期内使农民手中有钱，同时，农民的理财观念使得农民有闲钱时大多数是选择存放于银行，增值保障功能有限。即使政府针对失地农民生计颁布了一系列的社会保障措施，但也无法从根本上解除失地农民对于瞬息万变的未来生活的担忧。（二）生活成本提高 山西大学新城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了农民的非农业收入。由于地理位置的便捷优势，与他人相比，失地农民会优先知道和拥有校内工作岗位。但是由于这些农民从记事开始均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无专业技能的提升，只能从事一些无技术含量的生产项目。报酬相对较少，但可替代性强，因此工资不固定成为此类情况的代名词。同时，大多数的用工单位不会给临时工缴纳保险费用。上世纪90年代与现阶段的生活成本相比，生活成本呈现出指数级的增长，进而失地农民的生活质量在一定程度上普遍下降。（三）社会地位边缘化 城镇化后，失去耕地后的农民原有经营模式和生活模式都发生了改变，进而，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居家养老逐渐淡化。从户籍来看，农民依然享有农村户口，但是居住环境趋向于城镇化，失地农民很难迅速满足作为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条件。由于失地农民大多没有一技之长，缺少固定的经济来源以及稳定的工作环境，从而不能享受到较为稳定的社会保险福利。（四）参保养老保险意识低 农民在政府征地后的生活，除了可以得到一笔较为丰厚的征地补偿金外，大多缺乏再就业的专业技能，生活保障能力较弱。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大多的农民习惯于将现金攥在自己的手中或存到银行，风险意识和投资观念薄弱，很少主动购买养老保险。同时，农民的主要信息来源于村委会，有的村委会对于养老保险的宣传服务不到位，导致农民对于养老保险缺乏一定的了解和认识，这也是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参保率低的原因之一。二、现阶段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存在的困境 通过此次的调研发现，失地农民面临的突出养老问题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经济上的压力；二是地缘、血缘情感关系的危机；三是文化的断层。在城镇化进程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考虑到现阶段失地农民在养老方面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一）收入不稳定，抗风险能力差 案例1：CFS，72岁（1951年出生），读过几年书，已婚，育有两儿三女，年轻时在村里担任村干部。俩儿子均在南方城市发展，大女儿和自己居住在同一单元楼，其余俩女儿均住在邻近的村里。与自己的亲兄弟们均住在小南庄安置小区内，同时将自己的征地补偿款贴补给了子女们。有时候，大女儿送大孙子去幼儿园，经常老两口也需要帮着照看重孙。老两口身体健康，无慢性疾病，每月均可享有300元失地农民补助金。在个案访谈中，被访者这样向调查者描述他的生活：“孩子的教育水平越高，孩子越不想呆在小地方。孩子生得多，不如政府的政策好。小区一出门就是社区医院，村里负责新农合医疗保险的部分缴纳，乡镇医院两病一补，对于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病的报销，还会定期组织免费的体检，没啥小毛病，大毛病就怕自己看不起啦。”案例2：FJQ，57岁（1966年出生），小学四年级学历，已婚，家中老人均去世。育有一儿，31岁，已婚。两代人共同居住农村八十平方米自建房中，主要以务农为生，粮食收入仅够维持基本生计，无多余存款。小南庄搬迁后，分的经济补偿款和两套楼房，和妻子单独居住90平方米，儿子一家居住150平方米。从2011年到某安置小区当保安，工作时间从中午12:30到下午6:30，工作任务主要是引导地下停车场出入口行走人员注意安全，同时对进出车辆刷卡出入，早上将孙子送到小区门口，坐校车上学。下班回家吃完饭后到小区内台球室打台球。妻子为家庭主妇，主要接送孙子上下学。上述案例比较直观反映出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后，由于年龄、身体状况及技能的缺失无法参与到现在的生产过程中，即使有收入，也具有不稳定性、无保障和收入微薄的特点，经济主要来源于子女们的补贴和失地农民补偿金，并没有很好的弥补失地农民日常开销所带来的缺口。同时，相比于之前的农村生活，也增加了物业费、水费和垃圾处理费等其他开支。而第 2 期 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养老研究 第 25 卷 77 且，子女们不在身边，没办法依靠子女的及时照料，作为天然的养老单位在此家庭中呈现失效的状态。（二）地缘、血缘情感关系淡化，孤单感增强 案例3：WCY，62岁（1961年出生），文盲，育有一儿一女。女儿31岁，现在太原市某小学担任小学老师；儿子25岁，现为个体户。小南庄拆迁前，村里自建房90平方米，同子女共同居住，和丈夫两人种10多亩玉米为生，仅够维持生计，无需交水费，冬天时需要自己烧暖气。小南庄拆迁后，家中分得经济补偿金和三套楼房，面积分别为110平方米，130平方米和150平方米，自搬迁后和丈夫单独居住110平方米楼房，需自己交物业费，供暖费和水费。从2013年开始，自己到与小南庄村相近的村开小卖部，主要售卖各种农作物种子、化肥和农药等产品。在与被访者交流时，对于此生活状态她感慨道：“现在一出门就有各种商铺，从日常饮食到吃穿用度应有尽有，购物非常便利，而且小区内绿化率高，不是之前一出门就是红砖路。但是对于自己农转非的转变还不是很适应，没有之前到自家院子的热闹，更多的是不曾谋面的邻居。相比于现在的生活环境，还是更喜欢之前的生活状态，邻里之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从与被访者的交流来看，失地农民进入到社区后，虽然原有的邻里仍然居住在同一小区内，但出门就碰面的概率明显下降。生活环境的改变，使得失地农民在入住新房后也会保持市民进门换鞋、穿拖鞋的习惯，保持住房的安静卫生，进而导致很多邻里之间不会像之前主动而频繁地“串门”。而且相比于之前经过一天的农忙之后，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在自家大门口搬凳子吃饭，邻居们也会形成一定的默契，在一起吃饭，唠家常，形成紧密的地缘关系，这种落差感也使得失地农民在进入社区后变得不适应。同时，“孝”文化的影响和住房的紧张，以前已婚子女也均会选择和父母共同居住，而现在子女大多数会选择入住安置房中，生活重心更多地放在自己的小家庭里去。（三）风俗习惯改变，担心出现断层 案例4：SYH，82岁（1941年出生），文盲，未婚，无儿无女，身体健康，无任何慢性疾病。左眼有眼疾，十六岁骑自行车摔倒致伤，因无钱医治导致左眼失明，从十多岁开始以放羊为生，六十多岁驾驶电动三轮车时不小心翻车导致右小腿微瘸，接着到邻村水泥厂看门56年。本村庄搬迁前，居住10平米窑洞一间，晚上一般放羊回来就早早睡觉，基本无娱乐活动。小南庄搬迁后，单独一人居住在90平米的搬迁楼中，基本生活用品齐全，早中晚饭均由隔壁单元侄儿送到家中（侄儿48岁），每天下午两点多，拎着小马扎出来聊聊天，到小区周边听听唱戏、讲座。在与被访者交流时，对于此生活状态他说：“我这一辈子无妻无子女，羊是我最忠实的伙伴，放羊回家我直接就洗漱睡觉了。现在老了老了，身边全是热热闹闹的，对于我这个孤寡老人来说是最大的安慰了。但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百年之后的事情。”在中国，最为典型的文化习俗就是“婚丧嫁娶”。农村的婚礼大多数会选择在村里的马路上搭建临时的红棚，大摆筵席。邻里亲朋欢聚一堂，周围的邻居多为义务帮忙，共同为新婚的人给予最真挚的祝福和帮助。入住到安置小区后，地理位置的局限，噪音过高和物业公司的管理都无一不影响摆宴席的场面。在农村流传着“死者为大，入土为安”的一种习俗，或者说是一种文化，在之前，农村家庭都会选择土葬方式，在自己所有的土地中，挑选一块地理位置最优的土地安置自己家的祖坟，但目前土地不断减少，土葬很有可能会在未来逐渐消失。三、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对策 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弱势群体，失地农民作为城镇化建设中必然出现的群体，社会保障制度还处于萌芽与探索阶段，推动失地农民生活保障体系的完善，需要政府、村委会和失地农民三方的共同努力，使农民相信政府有能力让他们即使失去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仍然可以保障他们的生活与收益。（一）进一步提高征地补偿 农民的日常生计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