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寅读钱微言_夏中义.pdf

随笔体今日中国学刊，注释越来越规范，但八股气日浓。说不好听，除了编辑与作者，以及个别刚好对这个题目感兴趣的，其他人一概不读。传统中国谈文论艺，很少正襟危坐，大都采用劄记、序跋、书评、随感、对话等体裁。晚清以降，受西方学术影响，我们方才开始撰写三五万字的长篇论文。对此趋势，我们是认可的。但回过头来，认定只有四十个注以上的万字文章才叫学问，抹杀一切短论杂说，实在有点遗憾。放长视野，学问不一定非高头讲章不可。在我们心目中，编杂志最好是长短搭配，庄谐混杂，那才好看、耐读。我们明白，困难在于学术评鉴这样有趣味但无注释的杂说，能计入学者的工作量表吗？好在今天能写且愿写此类短文的，大都已经摆脱了这样的数字游戏。真希望我们设立的随笔体栏目，在精深且厚重的专业论文之外，发表若干虽不计入成果但有学识、有性情、有趣味的杂说。一、钱锺书的“错版诗”“错版诗”作为关键词，未免突兀，因为确系笔者所拈，然又未必杜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年版 槐聚诗存 第 121 页，白纸黑字简体横排钱锺书（19101998 年）七律一首：龙榆生寄示端午漫成绝句 即追和其去年秋夕见怀韵 知有伤心写不成，小诗凄切作秋声。晚晴尽许怜幽草，末契应难托后生。且借馀明邻壁凿，敢违流俗别蹊行。高歌青眼休相戏，随分齑盐意已平。此诗写作年份标注为：“1959 年”。龙榆生（19021966 年）子女暨门人遵照诗人遗嘱，由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年推出繁体横排 忍寒诗词歌词集（“忍寒”系诗人号），此集第 161 页也白纸黑字地附了如上七律。对照三联版，疑点有三。1.三联版标题 22 字（无标点），复旦版标题 37 字（不算 3 个标点）：“忍寒先生寄示端午漫成绝句，读之感叹，即追和前年秋夕见怀诗韵奉报，聊解幽忧并酬雅意”，多了 15 字。2.复旦版颈联“且借馀明邻壁凿”与“敢违流俗别蹊行”之间，嵌注“谓吸取苏联先进经验也”10 字，细若蚊足。三联版不曾见。3.创作年份，复旦版“1954 年”，比三联版“1959年”，早了 5 年。皆知钱作为 20 世纪学界的“文化昆仑”之沉雄，也略知钱堪称经典（从 1958 年版 宋诗选注 到 1979年版 管锥编）的著述动机大多隐晦，怕只有潜伏到其壬寅读钱微言夏中义随笔体121旧诗的缝隙里才可能被烛照，于是，围绕此诗的“版本学”争议也就难免。凭朴实的阅读经验，不难判断复旦版系“正版”（原貌），而钱、杨 1994 年联袂编定的三联版则有删减之斧痕，系“错版”无疑。然症结恐又在于，钱诗 1954 年的那个微妙嵌注，难道真的是在私相吐露钱对“苏联先进经验”的思维臣服，视苏联经验为“先进”来膜拜，真的不“敢违流俗别蹊行”吗？若有人作如是观，大致可测此人要么稍逊思想史视野，要么尚待用功去深读 1958 年版 宋诗选注绪论暨正文及其 1988 年香港版 宋诗选注 前言。也正是从这意义上，可谓钱 1959 年那首“错版诗”，恐比 1954 年那首“正版诗”，更能蕴藉诗人当年撰宋诗选注 时为何“自作聪明”、如何“别出心裁”的不朽动机。“自作聪明”“别出心裁”典出香港版 宋诗选注 前言。二、钱锺书释“断章取义”及另例钱是大学问家，又精于辨析。这就导致其学问不仅能做得极大，大得让时贤敬畏或忌讳；且也将学问做得极巧，巧得令后学咋舌，由衷感佩唯有其慧眼，方能从坊间已烂熟到无味可嚼的常用词上，也嚼出不少深意。比如“断章取义”四字，历来用作贬义，迹近“强词夺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之流氓语法。但钱另辟蹊径，管锥编 对此说了两条，都确凿得无可辩驳。首先，钱说“断章取义”并非一概见不得人，反倒是古人惯为之事，经籍中习见，皆假借古之“章句”以道今之“情物”。只需明白这一举动不具“考证性”只具“修辞性”，则援引各有取义，而不必尽符于本旨，亦自有正当性。不仅如此，钱还说故国文史中若有将“断章取义”用得很妙的，亦得列于笔舌妙品，善运不亚善创，初无须词尽己出也。钱举王国维为范例，述其 文学小言 论说一切成大事业、大学问者须经人生三境时，依次用晏殊、柳永、辛弃疾词就玩了“断章取义”，玩得比原作还幽邃丰饶，这就极珍贵，值得珍惜。王国维明白，他不是在“本义”、而只在“引申义”下功夫，也就无甚不当。无须说他还颇明智，说晏、柳、辛若九泉有知，未必会认同他“断章取义”。但也不排除另种可能，这三位宋贤未必全投反对票。至此，钱实是触到了“断章取义”正当性之边界何谓。钱一语中的，强调“断章取义”仅适合于“修辞学”，绝不适用于“考据学”，若致力于发明 诗经本旨，故曰“证”曰“考”，绝非“断章”以“取所求”，不得混为一谈。钱释“断章取义”释得精辟，惜其举例囿于国故文史，某些当世语境所衍生的另例“断章取义”现象也就进不了钱的视野。例如笔者新近获悉有一学者被邀为某公众号的即将问世而“拟发刊词”，因需投合电子阅读之便，被指令撰千字文。只许千把字，却又须将“诗界百年”之宗旨、缘起、诗品标准暨各栏目分工及其特点交代清晰且生动，本已苛刻得像上脚镣跳舞。然始料不及的是，最后整合各栏文字上网之前夕，却又因纯技术因素，千把字的“拟发刊词”只许截取 120 字上网。也有人美言那学者专业过硬，尽管只取寥寥 120字，“诗界革命”公众号的宗旨仍抵字字珠玑之境，以致想多添或再减一字，皆恐惊扰全局，颇含宋玉 好色赋：“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之古意。然当事人很清醒，这诚属宽心话，善后语耳。三、钱锺书“谈章学诚”有两个版本章学诚是清代学术史上钻石级的思想家。其道德文章的每一棱面所闪烁的异样光泽，会像镜面一般，衍射出一个研读者在不同时段的心灵演化。人从其聚焦的对应性镜像中，最终看到的皆是他自己。钱锺书从青年到晚年谈章学诚有两个版本，也对应其学思历程的两个驿站。钱脱稿于 1942 年的 谈艺录（时 32 岁）“谈章学诚”要点有两。一是注意到章（号实斋）生前以“识力”著称于世，其 史德 文德 二文已直指学人伦理命门，谓“才学识三长，未足尽史；有公心，有直笔”才关键。然钱未追究“有公心，有直笔”对文史研究来说，为何比“才学识”更令人肃然起敬。二是钱不惮直言“实斋知博学不能与东原、容甫辈比，遂沾沾焉以识力自命，或有怵人先我，掩蔽隐饰”，甚至“窃谓实斋记诵简陋，李爱伯、萧敬孚、李审言、章太炎等皆曾纠其疏阙;然世人每有甘居寡学，以博精识创见之名者，阳为与古人梦中闇合，实则古人之白昼现形，此亦仲长统 学士第二奸之变相也”。不难判断 谈艺录 品鉴实斋的尺度拟在“重学轻思”四字。可见青年钱锺书品诗论学，将博学看得比识力（思想力）更重。1222022.12钱脱稿于 1975 年的 管锥编（时 65 岁）“谈章学诚”却翻个儿了，即对其 史德，尤对其 文德 极为心仪，与年轻时的“重学轻思”大相径庭。择要而追问两点其一，管锥编全书四卷页码计 1558 页，逾 110万字，卷四页码为第12151558页，其释章学诚“文德”是在第 15021507 页，可推断这已近全书尾声。管锥编 大体是按所涉古籍之编年而撰写，卷四写到“全北齐文卷二”中的杨谙 文德论，那是公元 6 世纪的事，与学诚遥隔 1200 年多，为何钱偏邀章掺和到 管锥编中，让他登上杨谙的“文德”舞台，去唱一支不同调的“文德”曲子呢？其二，学诚 文德（撰于 1796 年）之原旨，实谓文史研究之思维准则，倡言若从文献层面深读研究对象，则须在心灵层面能体恤对象之“双处”，即宏观“处世”暨微观“身处”。这不无方法论启示的“文德”，在学诚那儿，尚属“工具理性”式的“狭义”文德，并非指涉“价值理性”的“广义”文德，即大凡纯正学人皆宜秉持的学术德性。但 管锥编 就有本事打通 文德 与史德（撰于 1783 年）之间的灵犀暗道，用“互文广义”的创意研读，将 文德 工具性“狭义文德”升格为价值性“广义文德”。当晚年钱锺书这般从学诚身上钩沉出他最珍视的、极具当世意义的学人伦理遗产时，其年轻时臧否历史人物时的“重学轻思”也就隐遁。有识者会问：青年版 谈艺录 谈“才学识”俯拾皆是，几乎不提“德”字，为何晚年版 管锥编 却重“才学识”，尚须有“德”呢？从 19421975 年，钱究竟体味了何等国史跌宕，才生此天启般幽邃的人格洞察呢？四、钱锺书：何谓“文化昆仑”纵览 20 世纪中国学术，没有比“文化神州”“文化昆仑”这对桂冠分量更重了。王国维是在身后才享此“文化神州”之哀荣。“文化神州”四字，典出陈寅恪1927 年 6 月写的七律 挽王静安先生：“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意谓诗人岂敢去灵堂哭诉自己与逝者的风义平生之私谊，诗人比谁都悲恸逝者之远去，未来很难再崛起如此高峰，因为逝者本就是标志故国文史高度的“文化神州”。然陈或许没想过，嗣后颇有人（如吴宓）竟数十年如一日地崇敬陈是继王国维后的“文化神州”第二。也未见陈公开婉拒。陈既然有勇气称“天赋迂儒 自圣狂”（1929 年）乃至“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看夕阳”（1945 年），他也未必当不起“文化神州”第二之殊荣。但同时，陈比任何人都明白王作为昔日“文化神州”恐属双肩挑：当他一肩扛起“学术神州”重任时，另肩又撑起了“纲纪神州”重担。从某种意义上说，王身为“学术神州”最后自沉昆明湖，未必就不是被他所扮饰的“纲纪神州”角色推下水的。故陈作为“文化神州”之传人，他只从王那儿接过了“学术神州”这一半，至于对“纲纪神州”这另一半则作罢。本文着意于“文化神州”名号的内涵剖析，旨在为试窥“文化昆仑”何谓呈一参照。钱锺书也是在身后始享“文化昆仑”之哀荣。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年推出纪念文集 文化昆仑钱锺书其人其文，遂使“文化昆仑”蔚然而成后世忆念先哲时的尊称。但“尊称”本身尚未构成学术史凝视的“对象”，宛若对珠峰的实地测绘，不能拿景观艺术摄影来说事儿一般。余英时为此书撰文说：“默存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在 20 世纪最高的结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20世纪同时终结”。有否为“文化昆仑”定义之意？难说。若将此读作“定义”，恐仍是糊涂账。首先，如何界定“中国古典文化”就颇费周折。学界颇流行将“中国古典文化”等同于“儒、道、释”。且不说“儒、道、释”三顶帽子能否真正盖住“中国古典文化”之脑袋，重要的是 管锥编 五卷（钱的顶尖代表作）全书百万余字，几无一字说“儒”的好话。业界有位自视甚高者长着大嘴巴，夸 管锥编 是传承“十三经”。这不免将不明底细者一下镇住。因为从学府到坊间读白话文已经百年（从 新青年 杂志倡言迄今），绝大多数人目击繁体竖排“五经四书”便头晕，岂敢再碰密接“十三经”的文言 管锥编 呢？但读过 管锥编 的人就不易被唬住。自汉儒“五经”说至宋儒形成“十三经”说，是在 周易 尚书 诗经 礼记 诸经之后，补上 周礼 仪礼 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 春秋谷梁传 论语 孝经 尔雅 孟子 诸书。经逐一比对，确凿进入 管锥编 视域的典籍，除 周易正义 毛诗正义 左传正义 焦氏易林 老子王弼注 有涉十三经外，其他 史记会注考证 列子张湛注 楚辞洪兴祖注 太平广记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恐不宜说有密接“十三经”之嫌。若借一组数据，更能考辨 管锥编 与“十三经”关联究竟几何。据统计，管锥编 言及易、诗、春秋（左传）123随笔体壬寅读钱微言之条目 204 则，篇幅 356 页；相对照，管锥编 言及史记、列子、楚辞、太平广记、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之条目 577 则，篇幅 1397 页。可鉴所谓 管锥编 传承“十三经”为学思谱系之说辞，很不靠谱。管锥编 论及孔儒时的诸多实质性见解，其实，皆距儒学甚远。儒学强调“君臣之义”，管锥编 极在乎个体生命存在之“贵身尚誉”。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管锥编 偏对神怪鬼魅有异趣，此书涉 太平广记 条目 215 则，比涉易、诗、春秋条目 204 则还多 11 则，颇多条目说神弄鬼（诸如“鸡犬升天而猫不肯去”“仙人试弟子”“神仙恶作剧”“先唐鬼神作近体诗”“女仙行径”“文人入地狱”“发石走妖”“照妖镜”“李冰斗江神”“鬼神之身份与势力”“死者闻生人哭声鬼能死”“唾鬼鬼狐”“勾魂使”“妾换马鬼诗”“水神以人血为酒”等）。“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