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学与明治文学关系研究“人情”与“女性”_李艳丽著.pdf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晚清文学与明治文学关系研究：“人情”与“女性”/李艳丽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 0 1 9 I S B N 9 7 8-7-5 5 2 0-2 9 6 8-0 .晚.李.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清后期日本文学文学研究明治时代.I 2 0 6.5 I 3 1 3.0 6 4 中国版本图书馆C I P数据核字(2 0 1 9)第2 5 6 9 5 1号晚清文学与明治文学关系研究 “人情”与“女性”著 者：李艳丽责任编辑：霍 覃封面设计：周清华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6 2 2号 邮编2 0 0 0 2 5 电话总机0 2 1-6 3 3 1 5 9 4 7 销售热线0 2 1-5 3 0 6 3 7 3 5 h t t p：/w w w.s a s s p.c n E-m a i l：s a s s p s a s s.c n照 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 刷：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开 本：7 1 0毫米1 0 1 0毫米 1/1 6印 张：2 0.7 5字 数：3 1 6千字版 次：2 0 1 9年1 2月第1版 2 0 1 9年1 2月第1次印刷I S B N 9 7 8-7-5 5 2 0-2 9 6 8-0/I3 6 4 定价：8 8.0 0元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自 序自 序一1 9 0 1年，光绪皇帝颁布了新政改革上谕。无独有偶，1 8 6 8年，日本明治天皇颁布了“五条御誓文”。这清楚地表明，两国政府均以一改陋习、寻求外国知识、巩固皇基作为新政的方针。其中提及的“向世界寻求知识”口号，传递着两国向外部世界开放的信号，具有重要的意义。晚清政府实施了思想与制度的新政改革，从传统迈向近代；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一举成为亚洲强国。在这激荡的维新时期，出现了两个西方文化的传播者，林纾和假名垣鲁文。不通外语的林纾(1 8 5 21 9 2 4)，依靠他人的口述，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凭借2 0 0余种单行本译著及卓越的文采被称为“介绍近世西方文学的第一人”。他加入过维新的行列，写过白话诗集 闽中新乐府，这本书具有鲜明的时事性。另一方面，林纾作为桐城派的大家名噪一时。晚年的他被批评为与新文学相对抗的封建文人、晚清遗老。假名垣鲁文(1 8 2 91 8 9 4)活跃于明治初期，正值江户戏作文学与崭新的外来文明交葛缠绕之际。他创作了很多西洋开化物，如 安愚楽鍋 万国航海 西洋道中膝栗毛 等喜闻乐见的滑稽小说，为跨入明治时代的日本人提供了很多西方的知识。鲁文不通外语、未曾留过洋，他的西方知识很多都来源于大教育家福泽谕吉，他将其一本本启蒙书改写成滑稽小说。他甚至还是日本第一个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人。这样的他，本质里却是游戏文艺的江户遗民，最终他告白说：“归根到底，还是难以理解外国文学。”1“明治”是日本明治天皇在位时的年号，时期为1 8 6 8年9月8日1 9 1 2年7月3 0日。晚清文学与明治文学关系研究在全然不同的中日文化背景下培育起来的文人，却拥有着相似的文化活动轨迹与矛盾的文人心理，体现出近代初期东亚两国在面对西方文明时发生的冲突与融合。然而，其“文化保守主义”亦有区别：林纾立足中国语言文化的基础，批判性地吸收西方的优点，用中国的文学尺度去衡量西方文学，较多呈现西方文明的优点。他以文言文翻译“小说”，亦提供了雅俗折中的模式。鲁文以“日本人”为对象，嘲讽文明开化中的日本的乱象，却缺乏对西方文明甄别、批判的意识。他以妇女儿童为读者对象，延续了江户戏作“虚为主、实为客”的本质。近代以后，中日两国在西方经济、文化、军事的外部压力下，打开国门并通过改革转型成为近代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林纾、鲁文作为帮助社会大众理解西方文化、形成近代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媒介者”，发挥了重要作用。林纾虽然是一介在野文士，但其桐城诗文在新旧文人之间获得了广泛且较高的评价；“林译小说”提高了小说的地位，对后来成为新文学家的众多文学家产生了重要的引导作用。鲁文是明治文坛最出色的也是最后一位戏作小说家，对新文学的创新发挥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鲁文创办的 仮名読新聞 魯文珍報 成为明治初期与政论性大报相抗衡的“小报”，开创了报刊连载小说的模式，培育了后来成为近代文学的“国民”读者群。近代文学写实主义的倡导者及实践者坪内逍遥就是 魯文珍報 的爱读者。鲁文弟子众多，创作丰厚，可以说，讽刺小说、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的雏形就形成于鲁文影响圈。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虽然林纾与鲁文本身的文学活动并没有交集，但在中日文学史上却有所交汇，提供了比较文学的有趣案例。例如，两者都是本国早期译介莎士比亚的作家，对英国文学的引进传播起到了先头作用；鲁文创作的“毒妇物语”高橋阿伝夜叉譚 是王韬 纪日本女子阿传事 的蓝本；鲁文编辑出版的 現今支那事情 令其身陷版权案之中，体现出对清朝的蔑视情绪；林译小说中只有一部日本作品，正是德富芦花的名著 不如帰，这部作品在晚清引起了较大反响。二对于一个外语专业出身的人来说，随着自我的学术兴趣的不断定型，常2自 序常会有种力不从心的感觉。因为这不仅需要母语的能力、中国文学的背景知识，还需要其他语种的助力。在2 1世纪全球化的今天，即便对于一般大众来说，文化交流也是寻常的事情。而在此一两百年前，国家之间的交流也不是封闭的。每一个国家都会与别国发生文化交流关系，即便像日本在江户锁国的2 0 0多年中也依旧保留了长崎港口，选择性地吸纳了中国及荷兰的文化。这就是我们现在做研究的时候常常会不经意地遇到“比较文学”的缘故。在我求学的经历中，特别要感谢在复旦读研究生的那段时期。有一位周召孝 先 生 开 了 江 户 文 学 的 特 别 讲 义，我 莫 名 地 对 井 原 西 鹤(1 6 4 21 6 9 3)产生了浓厚兴趣，这大概是我后来在日本留学时直奔“江户时代”而去的最重要的原动力。于是，我在异彩纷呈的江户文学中发现了诸多宝藏，而在这些宝藏之中，我又捡起了为永春水(1 7 9 01 8 4 3)。为永春水是江户后期的戏作小说家、人情本小说的元祖。“人情本”是一种小说体裁，在江户后期迎来了繁荣。其以写实性的会话体，以描写庶民社会的恋爱与人情为特征，通常也被称为“泣本”。人情本最成功的作品是 春色梅児誉美，在女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我对这本书的最初的兴趣，是出于一些文学评论称其因“猥琐”而被取缔，春水为此还受了刑罚。身为女性，天生对“人情”一词有着较强的敏感。“人情本”描绘的是庶民的爱情故事，所以这个“人情”与“爱情”是什么样的关联?春水成功地塑造了江户时代“意气”的女性形象。所谓“意气”，包含了一种对于命运适从的恬淡理念，融合了日本文化特色的审美意识，被誉为东洋文化的精髓。在压抑的封建时代，春色梅児誉美 刻画出的勇敢追求爱情、忠贞不渝的女性，无疑成为普通女性所向往的奔放爱情的最佳代言人。即便在现代，人情本的元祖为永春水也没有获得很高的评价，甚至有可能被认为研究价值低而处于被忽略的地位。然而，春水开创的通俗易懂的会话体及倡导的“人情”理念，对近代文学的成立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塑造的勇敢追求爱情的“意气”的女性形象，也对近代文学的女性命题具有深刻的意义。毫无疑问，在小说的主要因素 “人情”与“世态风俗”这两点上，应该对春水及江户末期的人情本给予适当的评价。3晚清文学与明治文学关系研究明治十八年(1 8 8 5)，坪内逍遥发表 小説神髄，提出了“小说的首脑在于人情，世态风俗次之”的重要观点。坪内的文学论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其“写实人情论”明显体现出本居宣长(1 7 3 01 8 0 1)“物哀”的风貌。这也表明了外来的“写实”与内在的“人情”相融合。可是，逍遥自己没有真正地去实践“写实”。紧随其后，明治二十年，二叶亭四迷出版了一部 浮雲，这部作品与逍遥的 小説神髄 共同被视为日本近代文学的奠基。可惜的是，二叶亭也很早中止了文学创作。于是，近代文学的实践便落到了一帮搞文学的大学生的身上。明治十八年，尾崎红叶、山田美妙、石桥思案发起了砚友社。这个社团组成之初并没有什么特定的宗旨，不过是一帮2 0岁的大学生的练笔，并且自嘲为“犄角旮旯”的文学。不过，他们还是有一种共同的风格的，那就是辞藻流利，擅写诉说人情的小说，继承了坪内逍遥写实主义人情论中的“人情”。砚友社的成员诸多且各有风范，仅红叶门下就诞生了四大天王：小栗风云、广津柳浪、泉镜花、德田秋声，其所擅长的深刻小说、社会小说、悲惨小说开自然主义文学之先河。领军人物尾崎红叶几乎垄断了整整1 0年的明治文坛。红叶作品无一不描写女性，而被称为“女性物语”。他的第一部出世之作 二人比丘尼 自称“一字一泪的大著作”，果然，他写的各式各样的女性物语大都是悲剧性的结局，罕见大团圆的欢喜。红叶(砚友社)小说常常被批评为社会意义不深刻，但其细致地描绘出人情世态，而成为一大流行。本来，砚友社成立之初就有一种对抗江户以来的儒学劝善惩恶及欧化主义的性质，也就是日本本民族的文学与外来(中国、西方)的对抗。这与社会政治层面上的思潮发生了呼应。日本文学一般给人柔美平和的感觉。这大约可以追溯至古代的“”(“真”)论，是一种平淡美、朴素美的文学论。到了近世，儒学成为武士统治阶级的官学，宣扬实利主义的儒教人生观，小说中多充斥着劝善惩恶的道德观念。与这种露骨的教化式小说相比，上岛鬼贯“”真情论，将人4“物哀”是本居宣长提出的平安时代的文艺理念、审美意识，“豪邁俊傑心境女心堺”。它将表示对象客观的作为“物”，将表示感动主观的作为“哀”，两者协调为一种优美而细腻的情趣理念，其最高成就者为 源氏物語。本居宣长的“物哀”当初也是对于用儒学阐释 源氏物語 的突破。上岛鬼贯(1 6 6 11 7 3 8)，江户中期的俳谐家，崇尚无造作的朴素自然之风。自 序的自然本性与道德性微妙地结合在一起；本居宣长提出的“物哀”说中包含了优美哀婉的审美与阴柔的人性两个方面，这两者其实统一于“真心”，也就是一种“真”。其实，劝善惩恶式小说虽然是出于对儒教主义下的幕府统治的迎合，但它也是符合人性、符合人们情感评判标准的。所以，井原西鹤的“好色物”、为永春水的“人情本”能够成为流行小说。到了明治时期，红叶小说是公认的“女性小说”，这与他所继承的西鹤风格、爱读江户小说具有很大的关联。所谓“写实”的人情小说，与“真”也是相通的。三1 9 0 2年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论之后，中国近代小说揭开了帷幕。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小说理论及实验作品、政治小说的宣扬，在中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最直接的就是促发了谴责小说的兴盛。然而，政治救国的受挫、过分注重小说的政治功利性而抹杀文学性毕竟不能违背小说自身的特性，在短暂的低潮之后，以创作 二十年来目睹之怪现状 而闻名的谴责小说家吴趼人竟高举“写情小说”的旗帜，1 9 0 6年由广智书局印行 恨海。这距离“小说界革命”论的提出只有短短的4年。写情小说的热潮无疑是对政治功利论的突破，可是，中国的写情小说，被称为“无情的情场”。然而，在租界开放的城市里，外来文化的冲击与政治革命的退潮，都促进了写情小说的“情”的增加，甚至在辛亥革命之后，演变为炽烈的鸳鸯蝴蝶派。可是，此时期的写情小说并非单纯的男女之间的恋爱故事，而是附加了种种“正名”与“道德”。尽管如此，它饱含了作者真挚而深切的情感。写情小说虽然漫溢着“无情”的泪水，却依然执着地追求“有情”。无独有偶，日本近代小说的出发始于坪内逍遥的 小説神髄 及其理论的完成者二叶亭四迷 小説総論。出于对江户时代以来的儒学劝善惩恶的批判、对于欧化主义的抵抗而提出的“人情”，由于过分注重写实人的心理，反而缺乏探求社会的意识。逍遥受自身的文学限制和西方理论的影响(主要受1 8世纪英国的常识主义、应用文学理论)，仅仅4年便停止了创作，贯5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第七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 9 9 7年版。晚清文学与明治文学关系研究彻其精神的二叶亭四迷也很快转向俄国文学翻译。事实上，明治二三十年代，文坛完全被另外一种风格所垄断，那就是以尾崎红叶为主将的砚友社。流利的辞藻，奔放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