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地方史探略果天数乎抑人事乎_96187482.pdf

2003年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成立20周年，曾要求时任研究员各出版一部著作，并将历年已经出版和发表的论文编为索引，以便查阅。当时笔者出版了明清晋商及民风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前书中附录有论著索引21部，论文索引80篇（包括译文5篇、书评言天报道等14篇)，当时觉得此书也是对多年来学术研究的一次小结了。批时光很快，不觉至今又是14年。笔者从2007年已经调离山西省社为会科学院，并于2009年6月办理了退休手续，现已是进入耄耋之年的人了。人生苦短，乃自然规律，心态可可。为此，又整理出版了近年的一些研究文章，书名为果天数乎，抑人事乎？，这八个字，原为清末民初晋商李宏龄先生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一书中之呼吁，兹借来作为拙著书名，是想沾点古人文字之光也。拙著共收入论文50篇，其中包括历史人物、晋商研究、山西古民居寺庙建筑史、山西美术史、山西民间音乐舞蹈史、山西戏曲文明史、清代山西的土地买卖、清朝与琉球国贸易等。书中有个别文章在内容的引文上有重复之处，这是因为有几篇文章原为按照某个会议要求的讲话稿，若抽掉其中的这些引文内容，会不成文，只好保留原样，谨在此向读者说明。这次拙著也在附录中收入了笔者历年论著、论文索引，计各类著作45部（包括专著、编著、点校、译著、工具书)，论文调研报告、译文、书评报道、序言356篇，以便查阅。书中单列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辛勤耕耘者一悼恩师著名学者秦佩珩先生一文，是笔者对恩师秦佩珩先生的一篇纪念文章。笔者走上明清经济史研究道路，秦先生是我的导师，是我的引路人，是我最尊敬的人，是我的贵人，是我的大恩人。这篇纪念文章单列同拙著一起出版，是学生对老师的怀念，对老师的敬意。出版拙著果天数乎，抑人事乎？一山西地方史探略，也是学生学习和研究历史学向先生的汇报，我想先生在天上会看到的。1989年6月29日，秦佩珩教授因心脏病突中国纪念文章发不幸与世长辞了。前几天我还收到秦师的来信，中说他准备参加8月在太原召开的明史国际学术讨经经论会，并准备会后到忻州瞻仰元遗山墓，没想到济竟发生了如此让人万分心痛的变故。秦佩珩先生史是中国古代经济史领域里较早进行开拓和收获丰研史研究硕的一位著名学者。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领他曾奋力著写近百万字的明代经济史（上、下域卷)，得到郭绍虞、齐思和、邓之诚等史学家的赞的赏。齐思和教授为之所写的序发表在天津工商学辛勤域院工教学生杂志上，可惜这部书稿不幸在抗耕天战南下时失落，造成了先生终生的遗憾。先生在耘数的大学教课余暇，四十多年来先后发表明清经济史者辛方面学术论文70多篇，出版有明代经济史述论方史勤丛初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明清社果天数乎耕会经济史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等专著，并撰写完成了中国经济史研究概论中耘者国国民经济史讲义初稿中国经济史讲义边疆民族经济史研究中国古代货币物价研究中国经济评论中国史部目录学论要清代经济史稿订存南明史稿南诏史渊源论稿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剩稿保险学大纲货币学教程资本论研究讲义等书稿。先生在史学领域辛勤耕耘，不断开拓，特别是在明清经济史研究方面成果丰硕，在国内外学术界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先生还十分重视对后辈的培养，他以“化作春泥更护花”的精神，关爱学生、支持学生。先001态度，积多年之功，刻苦钻研而得出的。”四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先生对这一问题又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他在论中国资本主义的开端（载晋阳学刊中1985年第5期)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明清时期，经营地主经济和佃富农经济的国经登上历史舞台，致使农业中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种新生产关济系的萌芽，从隆万到乾嘉，形成一个马鞍形。这是当时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是社史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应该说这一观点是很有见地的。研究边疆史是近年来国内史学家日益重视研究的领域，先生在这方面可谓识见很领早，用功很勤。例如对东北经济史，他认为，无论从生产、边防、文化遗产、国域际技术交流以及现实性等方面看，都具有重要意义。先生曾三次到东北进行实地的调查，在此基础上撰写了黑龙江外纪所反映的清代黑龙江社会经济（载殷辛勤都学刊1985年第1期)、清初黑龙江社会经济的初步考察（载东北经济耕史论文集1984年)等多篇论文。先生对云南边疆经济也很有研究，在明代云耘南人口、土地问题及封建经济的发展（载求是学刊1980年第3期)一文中，者先生对明代向云南移民和军民屯田问题做了深刻的分析。他就明代云南的移民分果天数平为留戍、仕宦落籍、移民与滴戍、政治变动与逃亡、工商业者流寓、文人流寓西抑宗至藩封等七个方面，指出：人烟稀少的云南因移民而人口大幅度增加，促进了边疆经济的发展。先生撰写的明代滇贝巴小录则填补了关于滇贝巴研究的空白，先生认为贝巴即贝的使用，贝巴在云南滞留很长时期，直到明清之际才予以废除。先生指出，这一变化是云南商品生产及交换的逐渐发展和明代后期货币经济取得重要地位的反映。先生还十分重视对民族史的研究，试论南诏史的研究(沈阳师院学报1979年第3期)、有关南诏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吉林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南诏史中语言和宗教问题的探索(郑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契丹货币问题及探源(郑州州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明代蒙汉两族贸易关系考略（中国史论集1981年)等，都是这方面的力作。特别是先生关于南诏语言、宗教的研究，认为南诏虽然通用汉文，但由于系出羌族，文化上受氏族影响，所以在南诏语中外来语因素颇多。他还认为：南诏信道教，崇信三官，但不排斥佛教，并受到摩尼教影响。上述这些研究成果，在语言学界和宗教界反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