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佛典与长安佛学举要_兰天著.pdf

书书书 长安礼学文库(第一辑)长安佛典与长安佛学举要兰 天著陕 西 出 版 集 团陕西人民出版社书书书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长安佛典与长安佛学举要/兰天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长安礼学文库 第 1 辑)ISBN 978 7 224 09597 5 长 兰 长安(历史地名)佛教史 研究 B9492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1540 号长安佛典与长安佛学举要作者兰天出版发行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 147 号邮编:710003)印刷陕西省乾兴印刷厂开本787mm 1092mm16 开14 75 印张2 插页字数240 千字版次2010 年 12 月第 1 版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印数1 1000书号ISBN 978 7 224 09597 5定价20 00 元 长安礼学文库(第一辑)编 辑 委 员 会学术顾问:张岂之赵馥洁主任:方光华萧正洪主编:田文棠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方光华田文棠白靖宇刘学智张新科萧正洪谢阳举黎光书书书编者的话长安文化的内涵与属性问题，一直为人们所普遍关注。本研究课题初步形成如下共识:长安文化既是建立于周公礼学之上的早期原生态“礼乐”文化，又是中国传统华夏文化的“母型”。她肇造兴起于西周，扩充完善于汉唐，嬴秦时期，虽曾遭诋毁，但也时断时续地有所发展。尚书康诰这样说:“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意思是要到中原华夏开展我们的活动地区，与我们的几个友邦共同治理我们西方，构建“以德治国”、“以礼治国”的西土“礼乐”文化。这是周公对其被分封于“河淇商墟”卫国卫君的九弟卫康叔行将赴任时的一段谈话。这个时期，正是西周王朝取得东征胜利，完成平定武庚与“三监”叛乱重任，开始建国立政的关键时刻。面对殷商贵族和殷商遗民及其在文化、人口诸多方面的优势力量，周公和西周统治集团，为了强化中央与地方政权的管控能力，采取“抚辑殷人，以殷治殷”的基本策略。在具体做法上，一方面，着力分封同姓与异姓诸侯，实施姬姜与殷商联盟，以监督其他部族集团，并起用当地俊民，承认其原有的文化信仰，形成姬姜族群与殷商旧族及当地土著族群共同建立的“三结合”政治权力集团，以扩大西周王朝的社会政治基础。另一方面，又积极营建雒邑“成周”，形成政治重心东移中原的战略态势，并将殷商贵族迁徙至陕西长安及殷商王畿之地的“宋”、“卫”、“成周”，施以“明德”教化，使之始“作新民”。与此同时，周公通过“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在超越单个部族范围的“三结合”政治力量之上，又精心抟铸了“一个超越部族性质的至高天神的权威，甚至周王室自己的王权也须在道德性的天命之前俯首”的文化共同体。这就是最早由中国若干不同的部族文化，在周公“德治”、“礼治”的礼学思想基础上相互交集整合起来的所谓传统华夏“礼乐”文化。1尚书康诰。许倬云:西周史，三联书店 1994 年版，第 315、316 页。从本质上来讲，它已完全不同于殷商时期平行分立、互不交集的家族文化，而是一种“随着道德天命而衍生的理性主义”的国族文化体系，即“中国文化的母型”。由此，周人的世界就是一个文化“一统”的“天下”，历史的递嬗，既代表了天命的不断交接，又代表了新的文化秩序的延续。中国历史也由此而成为华夏世界求延续、求扩张的长卷画册，其主体却是以华夏世界为主的华夏“礼乐”文化。对于在周公礼学基础上形成的“礼乐”文化，周易的“临”(卦十九)和“中孚”(卦六十一)，早已作出了真实的描述。临卦的“临”字，即含有从高视下，“以临其民”的意思，该卦的前半段所谓“咸临”说的是感化、诚和、优宽，是指政策而言;后半段所谓“至临”、“知临”、“敦临”说的是躬亲、明智、敦厚，是指统治者的品质而言。前半段说德治，后半段说人治。在周公德治基础上加上“知临”，这是作者的新见解。同时，该卦又反对“甘临”即钳制压迫。“中孚”卦则是一个专讲五礼的礼仪卦，爻辞首先分说“礼乐”文化所包含的五礼，即丧礼(虞礼)、宾礼(燕礼)、嘉礼(婚礼)、军礼、吉礼(祭礼)。在具体行文中，又先简提燕、虞二礼，然后用一首民歌代表婚礼，重点却在讲军、祭二礼，军礼写克敌与狩猎，祭礼写两种祭品 人牲和鸡。事分轻重，写法别致。由此可见，长安“礼乐”文化，作为中国传统华夏文化的“母型”，不但在 尚书周书中有着翔实的思想表达，而且在 周易一书中，也有着全面描述和深刻揭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孔子所推崇赞美的也正是这一西周“礼乐”文明和“礼乐”文化，但他却在称颂上古虞舜“大韶”乐舞“尽美矣，尽善也”的同时，批评周武王战胜殷纣王的一组用于祭祀的“大武”乐舞为“尽美矣，未尽善也”。这里，孔子认为武王伐纣是顺应天意民心，但毕竟经过征战，故说“未尽善也”。这种重文轻武的看法，实际上反映了孔子礼学思想与周公礼学思想的一些不同之处。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却正好相反，恰恰由于过度地看重“武力”才导致短命而亡。秦人作为一个擅长养马的游牧族群，是在无文字、无典籍、无“记史”、无“化民”的情况下，于周平王东迁雒邑之时赐封给予的“丰岐之地”开始建国建都的。对于西周遗存的“礼乐”文化，秦人只能采取2许倬云:西周史，三联书店 1994 年版，第 317 页。许倬云:西周史，三联书店 1994 年版，第 32 页。学习和全盘接受的态度，以便尽快重组重建自己的嬴秦文化。事实上春秋时期的秦人，一方面将大批“周余民”接收过来，向他们学习吸取先进的农耕生产技术，以发展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又请那些曾经作策的祝宗卜史等诸多方面的文人，为改变秦国文化落后状况而出力献策。因而，到“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秦穆公时代，作为奴隶主贵族的秦穆公，竟以精通“诗书礼乐”自居，并常以赴宴赋诗来显示自己的高雅。当秦穆公约请晋国逃亡至秦的公子重耳赴宴时，重耳的陪臣狐偃深知其讲究礼仪，又喜欢赋诗，便说我在文的方面不如赵衰，还是让赵衰陪你去吧。秦晋之间的一场政治交易(帮助重耳夺取晋国君位)，就是在文质彬彬、堂而皇之的赋诗礼乐声中完成的。对于西周宗法制中的“嫡长子继承王位”，秦国并非全部照搬，多以“择勇者立之”，但总体来看，从秦襄公建国至秦穆公之前的九代国君，计兄终弟继者三人，立次子者一人，以孙立者两人，不明嫡庶者一人，以长子身份继王位者仅有两人。这也基本符合 礼记礼运所说“大人世及以为礼”(子继父为世、弟继兄为及)的宗法原则。而且，在秦都雍城、咸阳一带，秦人也遵用天子七庙制度以修建宗庙，秦始皇死后，胡亥同样尊之为帝者祖庙。从宗庙祭祀来看，秦人对天地山川和祖宗神庙的祭祀，也甚为繁琐多样。秦始皇第二次巡行之时，曾到泰山举行过天地祭祀的“封禅”之礼，路过名山大川，又燎祭、望祭先代帝王，如虞舜、大禹，还让千人下泗水以求象征天子权力的周鼎，开了历代帝王出巡祭祀的先河。但“秦人的传统里并没有先王之道的严密规模”，所以，秦人对西周“礼乐”文化的继承，总是时断时续，时好时坏。战国时的商鞅变法改革，固然对秦国富国强兵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但其以残暴手法推行变法，将“诗 、书、礼、乐”统统列为“必削的十者”，甚至“燔诗 、书而明法令”，如此恶劣地诋毁“礼 、乐”文化，实为秦国的最后灭亡埋下种子。但时来运转，就在秦始皇行将统一六国的时代，由于秦始皇年幼，执掌大权的吕不韦相国，在其摄政当国的十多年间，一方面主持编纂 吕氏春秋，为秦国统一六国提供有关“德治”与“义战”相结合的政治思想路3韩非子和氏。韩非子和氏。线，另一方面也亲自践行“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及“以爱民为心”的“德政”主张。但秦始皇加冕亲政之后，不但抛弃了吕氏提出的政治路线，而且在刚刚统一全国之后，又因是否废除分封制之争，竟不惜以极其残暴的手段“焚书坑儒”而反制于争论的对方。但从历史前进的角度来看，废除分封制，实施中央集权制下的郡县制，实为后世“礼乐”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重要保证，问题在于秦始皇专断独裁、残忍暴虐的“虎狼之心”，却由此而更加恶性膨胀。“汉承秦制”，两汉时期的文化建设，正是在中央集权制下的“一统天下”肇始的。汉王刘邦虽是一位“不读书”且“谩而无礼”的粗野武夫，但却知人善用，“好谋能听”，对大中大夫陆贾喜欢称说“诗书”，赞美周武王长于“逆取顺守”，以文治功夫治理国家的 新语之说甚为推崇，从而兴起西汉王朝复兴“诗书礼乐”文化的热潮。董仲舒在其 举贤良对策中认为:“礼乐教化之功”，就是“子孙长久安宁”之路，所以，他提出“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但真正将董仲舒的“德教”思想具体化，第一个提出创办太学，确立西汉官方经学教育者则是“布衣入相”的公孙弘，正是他创办的太学及后来的今古文经学之辩，为礼乐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有利条件，也扩充了礼乐文化的新的发展领域，从而也使礼乐文化更加人文化和人性化。特别需要提出的是，东汉章帝之时，一位名叫曹褒的博士请求撰著汉礼，在得到 汉书撰著者、著名史学家班固的支持和汉章帝批准之后，他“依准旧典，杂以五经”，撰写了由天子至庶人之冠、婚、吉、凶等礼仪制度，共一百五十多篇。由此可见汉代礼乐文化之发展盛况。大唐以降，贤明的贞观君臣李世民与魏征等人，即以 尚书酒诰中有关“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即“人不要只在水中察看自己，应当在民情上察看自己”的古训箴言，来规劝自己以增强忧患意识和“以史为鉴”的鉴戒意识。为此，李世民曾与众多侍臣专门就“周秦修(长)短”即得失的问题进行过讨论。得出的结论是:“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此修短所以殊，盖取或可以逆得，而守不可以不顺也”(李贽史纲评要)。意思是可以用武力去逆取天下，但在夺取天下之后却要以文4吕氏春秋离俗览上德。吕氏春秋季秋纪精通。治的功夫，即系统广泛的“诗书礼乐”活动去顺守和治理天下。所以，李唐王朝不但在朝廷的三省六部中设立了掌管全国礼仪、祭祀、科举和学校教育的“礼部”专职部门，而且切实推行虞世南所提出的“五绝”即“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等诸多教育。唐太宗还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多次到国子监去设坛讲论，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高丽、新罗、吐蕃诸酋长也先后遣送子弟请入国学，一时升讲筵者达八千余人。太宗恐师出多门，章句繁杂，又令孔颖达与诸儒撰写 五经正义，并令学者习之。另一方面，贞观君臣又广开言路，广行交往，提倡学术争辩，开展文化交流，为“礼乐”文化的发展完善提供了新的领域和新的支点。于是，儒家与道家之间的学术互动，佛教与道教之间的教理互动，礼学与胡学(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化互动，都相继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形成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文化功能圈，共同促进并不断提升着唐文化的繁荣发展和灿烂辉煌，一个由官民共同参与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诗歌、书法、音乐、舞蹈、国学、宗教等美学艺术活动，将大唐“礼乐文明”和“礼乐文化”更加突出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从而也使长安“礼乐”文化这一中国传统华夏文化的“母型”，达到“尽美尽善”的程度。基于上述认识，在著名史学家张岂之先生的指导下，围绕周公礼学、长安礼乐文化及长安佛教、道教与长安经学等有关问题，我们邀请多位学有专长的专家教授，撰著专论，以飨读者，并热切期望学界同人参与这一讨论，以深化共识，积累共识，为西部文化建设出一份力量。5 尚书有关周公礼学治国理政的十大思想范畴田文棠尚书最早叫 书，汉代称之为 尚书，即“上古之书”。尚书自成为儒家的经典之后，又叫做 书经。其内容大都与政事有关，所以，荀子劝学篇曰:“书者，政事之纪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也说:“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尚书实际上是我国最早的政事史料汇编，是古代君王的文告和君臣之间的谈话记录。应该说，它的作者就是历代的史官。据文献记载，我国古代官府均设有专门记载君王言行的史官，礼记玉藻称君王“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班固 汉书艺文志也这样写道:“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 春秋，言为 尚书，帝王靡不同也。”礼记与 汉书虽然在“言”与“事”的分记上相互抵牾，但都认为 尚书是古代史官记言的结果，或者说史官即是 尚书的作者，这确毋庸置疑，因为 尚书中的绝大部分篇章就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