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里赵智书画集_王里赵智著.pdf

王里赵智书画集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王里 赵智 著前 言王里同志是北京印刷学院离休干部，学院首任主要领导，原院临时党委书记、院长。王里同志因病于2010年2月26日去世，永远离开了我们。王里同志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作风正派，坚持原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工作兢兢业业，学习孜孜不倦，为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奋斗了一生。王里同志离休后，仍然坚持学习，关心国家大事，关注学院的进步和发展。在离休后的25年间，王里同志在大是大非面前，头脑清醒、意志坚强、方向明确、立场坚定、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保持了共产党员高风亮节的风范。王里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永远激励着我们！王里和夫人赵智，离休后，参加老年大学学习，学习书法、山水、花鸟等绘画艺术。有很多作品参加过不同层面的展览，并获得奖励。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我们整理出版王里赵智书画集，作为对王里同志最好的纪念。北京印刷学院党委副书记 刘超美2011年5月28日于北京作者近照赠王里兄瞿富中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六日相识虽晚遇知己，山水依依翰墨亲。一息尚存思大业，何时电话再传情？自 序 王里,于1921年出生，原籍河北省安新县，中共党员，1981年受中共中央宣传部指派，到新建立的北京印刷学院任临时党委书记、并兼任院长；不幸罹病，于2010年2月26日逝世，终年88岁。赵智，于1926年出生，原籍河北省深泽县，中共党员，北京市天文馆离休干部。从前，夫妇俩人从未学过绘画，但倾心思慕国画丹青良久。双双离休后趁身体健好，我俩决心学画，且料一发而不可收，竟然坚持十年之久。那时他七十我六十五，我们来到北京市老年大学九二班成了老年学员，报名学习写意花鸟和山水，也遇到许多年长的学员，感谢他们给了我们许多勉励。一年后我从美国探亲回来，由于学校座位少，要求学员最好只学一门课程，我就改为单学花鸟，而老王仍学山水，直到老年大学专修班结业。此刻正是1997年的教师节，我们双双转入新闻出版总署老年书画联谊会研修班学习，老王增修书法，先学欧楷，再学圣教序、兰亭序，他的热情虽然不减，终因年事已高，力不从心，行动不便，逐渐少去上课并减少作业练习了。老王坚持练习绘画和书法，作品也受到诸多佳评，大多被有关领导和同事、同学、亲友、儿女们要走。我们的作品曾在如下单位展出和出版，得到了好评和奖励。如新闻出版总署书画展、中直机关纪念建党活动、迎接港澳回归展、迎奥运书画展，还参加了中科院、北京自然博物馆、国务院九大部委东片区、市直老干部、市科研院，及市抗大光荣传统研究会等单位组织的作品展览。我在2008年国际华人百杰评选活动中获得国际华人书画百杰奖；并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中华当代书画博览中荣获一等奖；我的若干作品被收录在中华老人诗文书画优秀作品集、纪念老年法颁布十周年诗书画优秀作品集、二十世纪宝典、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五周年当代艺术精品博览大型历史画册中。我还被聘为中国画艺术促进会理事。参展作品和出版作品曾多次获得一、二、三等奖和优秀佳作奖。有的作品被单位和个人收藏。我现在八十有五，通过多年学习，深深体会到中国水墨画的文化底蕴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含蓄丰富、淡浓兼宜，学习效仿继承者络绎不绝，然而突破传统，有所创新则是很难很难的事情。我们在学习作画的实践中精神心灵得到净化，生活情趣操守受到了陶冶，“受益匪浅”是具有丰富内涵的真情表白。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今年也是王里同志九十诞辰，北京印刷学院的老领导决定在今年付梓出版我们的画册，这是老王生前遗愿，也是我们向建党90周年的献礼。借此，我们向学校领导致以诚挚的感谢！也向学校里老同事、老朋友们表示衷心的谢意。同时，向所有教学和指点过我们绘画的老师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激。热忱欢迎批评指正。特别感谢万铸同志对拙文的修改和润色。赵智 2011年五一前夕于北京1追思我的丈夫王里同志赵 智王里同志和我从相识到结婚，生活六十载。一晃过去，他已经离我而去一年有余。在这一年多的时光里，我每天度日如年，深切地怀念着我可敬可爱的老伴。他的音容笑貌，总在我的眼前浮现。我总想再有机会和他聊天，和他互相搀着到院子外面散步。可惜，这些都不可能了。我虽然现在不能再为老王的生活再做什么了，但有一件事，我还是要做。那就是为他写这篇文章，为他出这本画册。我深深知道，老王生前一直盼望着有一天我和他的字画能被整理出书。我知道这是我为我的老伴做的最后一件事了。能完成这件事对我来说的确很难。我每写一行字，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流过脸颊，浸湿了稿纸。但是为了我们携手相伴共同生活走过的六十年历程，为相伴一生的老王，我强忍痛苦，将它写完。如老王在天之灵得知，一定会欣慰的。为此，我失去老伴的悲伤心境也就得到了安慰。我所认识的王里同志，一生立场坚定，头脑清楚，方向明确，意志坚定，坚持原则，严于律己，对我党的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始终一直孜孜不倦地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并用于分析现实，指导行动。同党中央从思想、政治、方针、政策一直保持一致。无论国际国内出现什么风浪，他从来未受到干扰和影响，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他是个好同志，是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老王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那时的环境很残酷。他几次面临生命危险，都是老百姓挺身而出，帮助他化险为夷。这也造成他在以后的工作中，时刻以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对党和人民的利益无限忠诚。他说最危险的一次，是和另一位同志去一个村子开会，那天天还没有亮，结果村子被日本鬼子包围了。当时这家老乡就说，“我这里有个夹壁墙，没人知道，你们藏里边，外面无论有啥情况，你们都不能出来。”把他们藏好后，敌人就进村了。日本鬼子在这个院子的地道里搜出了油印机和印刷品，就把这个老乡揪到院子里，拷打他。老乡只说这些东西是八路放的，自己不敢不让放。老王他们在夹壁墙里啥都能听到，无论敌人怎样拷打，这个老乡始终没供出老王他们，天快黑了，敌人在别家院子里又挖到了地道口，见这里问不出什么，就跑到那里去了，老王他们才得以脱险。解放以后，他多方打听，才又找到救他的这个人，他随儿子去了新疆。老王为了表示感谢救命之恩，寄钱给他表示感谢。但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就失去了联系，不知他搬到何处去了。在我们的生活中，他时常提起这件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王里在中宣部工作时，1960年中宣部要他带队伍去安徽来安县总结农民学哲学经验，一同下去的二十几名队员中有当时就是八、九级的领导干部，老王当时只是个十二级的普通干部，我相信他一定感到有压力。但他勇于挑重担，服从党的安排，不辜负领导的信任，带队下去了。到地方后，他对大家提出严格要求，不许侵犯农民利益。他首先以身作则，生活上和老百姓一样。那时可吃的东西和数量都很少，根本吃不饱。但他们遵守纪律没有违纪侵犯老百姓的事情出现。正因为如此，在他们要离开返回的时候，得到了当地干部和群众的称赞。地方干部要送给他们农产品，他和大家一道婉言谢绝了。下放的所有干部分布在县、公社、生产大队，时间不长他们就发现农民连啥叫哲学全不懂，还总结什么经验，实质就是浮夸。随之，他们又发现当地由于“浮夸风”，粮食征收过头，造成农民没有粮食吃，发现饿死人的现象很严重。有一次，他亲眼看见一个小女孩在“扒树皮”，他问她“你扒树皮干嘛？”她说：“吃”，他说：“这能吃吗？”她说：“能吃，就是拉不出屎来。”他又问：“你的家里人呢？”小女孩说：“家里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全都饿死了。”在这人命关天的时候，老王马上同深入到公社和生产队的同志商量，决定返回北京汇报这些重要情况。为了不惊动当地有关方面，尤其是那些欺上瞒下的当地领导，他借口由于来的匆忙，没有带换洗衣裳，需要回去取。在得到当地领导的批准后，老王带了另一个同志马上返回北京，向中宣部领导做了直接汇报。部领导得知这一情况，也感到事情重大，马上向主管中宣部工作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作了汇报。老王他们仅呆了两三天就返回安徽去了，只怕时间长了引起地方的怀疑。回到安徽后不久，发现情况就有了变化。据说国家从国库拨粮食给地方，使得饿死人的现象得到扭转和解决。老王的所作所为，大义凛然，实事求是，置个人生命安危于不顾，为成千上万老百姓做了一件扭转乾坤的天大的好事！这么事关重大的一件事，老王后来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到2009年的上半年，我们接到将这件事写成文章发表的同志从安徽打来的电话，说因为他写的文章，当年受到处理的当地的一个领导的儿子，现在成为一个局级干部，要到北京找王里的麻烦。他让我们千万小心。还说万一找到你们就装糊涂，都八十多岁了，也许怎么不了你们。为此，我很紧张，我俩老了真是招架不住了。那时想找个保姆帮忙都不敢了，为了保护老王的生命安全，整天生活在忧心忡忡之中。老王从来就是个淡泊名利的人，物质生活上更是简朴。文化大革命中他被下放到干校，后来分配到河北大学。那时他动员我和他一起转到河北，我不同意。后来他有机会调回到北京，在社科院的世界经济研究所工作。当时出版署领导王益同志多次到我2家和他谈要他去创办印刷学院。出版署的另一位领导石玉才同志也希望他去印刷学院。在他们的多次劝说下，老王表示可以考虑。没多久，中宣部人事处领导郝一民同志找到他说文化部有位领导病重，急需有人替换，问他愿不愿意去那儿工作。应该说如果去了文化部，工作条件也十分优越，他上班都不用出我们居住的机关大院。而印刷学院是白手起家，条件艰苦，上班很远。可他讲是革命工作，再艰苦也总要有人来做，郝一民问他怕不怕苦？他说不怕，最终他选择了去印刷学院。为此，我对他还很有意见，说他傻，他却不以为然。到印刷学院后，他团结全院教职员工共同努力，投入到艰苦紧张的筹建学校的工作中。在这期间，新闻出版署为下属单位领导干部们盖了一批房子。盖好后说有王里同志一套，但要学校出四十万买。老王说：“我宁可不要这房子，也不让学校出四十万。”在生活上他从没有向组织上提过任何要求。那时我们一家四口住在三间各九平米的筒子楼里。我不得不去出版署反映实际困难，署里见我们实在困难，1983年时分给我们一套建筑面积60平米的房子。我们在那套房子里住了二十三年。后来女儿见我们年岁大了，上下楼不方便了，由她出钱买了套带电梯的房子让我们住，解决了上下楼的问题。平常，老王很少看病，有点小病，就去药店买点小药对付。他很少去医院，也很少报销药费。就在这次离世前住院，他还说：“老赵，住院的药费能报就报，不能报就自己出，不要给学院增加麻烦。”学院领导到家里来看望，总说：“不要怕花钱，报销不了的学院给报。”老王走后我没有让学院报，我是按他说的去做了。在他患病期间，一直还总是关心他人，得知陆院长住院，吃不下东西，他催女儿给他打电话，讲讲应如何注意。得知病房的吸氧装置不够病人用了，他主动提出自己不用的要求，将有限的吸氧装置让给别的病人。面对死亡的恐惧，我想谁都会有，但是老王直到死，都在勇敢地与死神抗争，没有惧怕过，在他临去世前一小时，还在坚持吃药，这一切让子女们都对他感到敬佩。在住院期间，老王就和普通病人共住6人的大房间，为的就是不脱离群众。但是每当听到屋内的人议论社会上的徇私舞弊，跑官买官，贪污腐化的社会现象，以及群众反映出的那种气愤情绪，应该说他的内心是受到煎熬的。因为他没有这样，应该说也不是所有的当领导的干部都像人们所议论的，坚持党性原则的还是大多数。我曾经劝过他，但我也知道，这些都没有用。他为此至死耿耿于怀。人总有一死，这是常情，可我对老王的离去很痛苦。六十年的风雨同舟，对我是刻骨铭心的。虽然我们有时也有争吵，但我始终认为，我这辈子有老王这个相伴一生的老伴，我很荣幸！我要像他那样对待自己的余生。今后我要振作起来，勇敢积极地面对生活和今后面临的各种困难，像他那样坚强地走完自己的人生之路。2011年4月5日写于北京3追思父亲王海琳2010年2月26日，爸爸带着对亲人和世间的无限眷恋离开了我们。尽管知道这一刻迟早要来，仍然心痛。爸爸为人宽厚，他的慈祥与关爱早已植入我们心中，我们是多么不舍得从此与他阴阳两隔！墙上挂着爸爸十年前为我书写的一幅字，如今却成为遗物！遥想数十年前我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