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地摊空间发展逻辑与展望...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分析框架_孙甲波.pdf

长江论坛 2023 年第 1 期总第 178 期38市域地摊空间发展逻辑与展望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分析框架孙甲波（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青岛266000）摘要市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治理层级，多元主体价值诉求彰显城市空间治理的多维挑战。地摊空间是城市空间治理的复杂场域，存在与发展凸现城市治理能力与水平。本文基于空间生产理论，框定秩序建构、日常生活、尺度重组分析框架，对地摊空间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资本与权力“联姻”主导空间生产，建构排斥摊贩存在的空间秩序，不断异化日常生活。摊贩群体诉诸多种策略进行权利争夺、寻找空间机会。城市治理者与摊贩的互动与调适，呈现模糊与平衡治理表征。疫情发生后地摊经济的活跃带来空间尺度重组，城市治理者的尺度下推与摊贩的尺度上推相对而行，地摊空间不断彰显城市人本底色。城市空间治理要把空间正义作为重要价值准则，更新城市治理理念，注重摊贩空间权利维护与发展。关键词市域社会；城市摊贩；空间生产；空间正义；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5-3980.2023.01.005文章编号10053980（2023）01003808_一、问题的提出以摊贩为主体要素的空间生产与城市日常生活联系紧密，是脱离城市贫困的底层出路之一，也是城市治理的“顽疾”，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建构出独具特色的地摊空间。地摊空间的存在不仅承载着市民的日常生活和贸易往来，也最容易牵动社会秩序和政治关系。如何实现对地摊空间的有效管控成为现代城市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从空间生产理论看，排斥性空间政治包含城市治理者对于空间生产秩序的追求与摊贩对空间使用权利的诉求构成的对立性。尤其是疫情发生以来，物理性空间阻隔严重影响民众生产与生活，迫使城市治理者不断思考如何更好统筹生产发展和疫情防控，不断寻求新的就业支撑点和经济增长点。2020 年以来，地摊经济迅速从“幕后”走向“前台”，各级地方政府为其发展进行政策松绑，地摊经济一时间成为人间的“烟火气”。地摊经济转向的背后是疫情给市场和就业带来的严重冲击，“六稳”“六保”是确保城市底层人民安稳就业的重要工作，也是社会秩序安定团结的重要保障。城管、公安等部门纷纷为地摊经济保驾护航，一时掀起地摊热潮，但急速升温不到半年的地摊经济又因种种原因被紧急叫停。疫情前的冲突与互动，疫情发生后的迅速升温和降温，体现城市摊贩空间治理_收稿日期：2022-10-12政治与公共管理39的复杂性和更多值得探究的新变化。城市治理者何以放松对摊贩管制，允许其在更大范围公共空间中进行生产，又何以迅速取缔，重新管控其空间生产？一冷一热之间呈现出何种空间治理取向？基于此，本文试图运用空间生产理论，对城市地摊空间发展进行历时性和系统性梳理，以探究市域摊贩治理呈现的新特征和新趋势，思考城市治理如何实现有效公共空间建构。二、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一）城市化进程中的摊贩与城市治理者纵观城市治理历程，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治理者对摊贩的治理曾明显呈现出“以堵为主”的排斥型摊贩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下，城市治理者基于对城市秩序的极致追求，将诸多禁止性行政措施加诸摊贩，为城市治理埋下诸多矛盾。作为重要管理主体的城管往往被称为“垃圾桶”和“火药桶”1，虽掌握着大量的自由裁量权，但也从事着最容易引起纠纷的工作。因其自由裁量行为选择受到执法人员特征、资源条件、场域情境和执法对象等因素的影响2，加之有时作为制度边缘人的城管激励的缺失使得城管和摊贩之间的博弈在城市空间中始终存在3。城管被定义为街头官僚，在与摊贩的互动中被不断研究45。在社会认同感上，对于执法主体的良好印象并没有在社会共识中广泛建立起来，使得其往往成为被指责和批评的对象。而作为被治理主体的摊贩的弱势群体形象不断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共识，采取多种策略与城市治理者周旋，勾勒着冲突与合作67。正确处理好城市管理和摊贩生计，成为摆在城市治理者面前的一道难题。实际上，城管执法冲突问题是由复杂的社会形势、行政体制和街头执法空间等各种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89。一方面是城市规划理性主导的正规化实践，另一方面是由于治理有限性导致的再度非正规化，这使得两者的拉扯不断往复，犹如“猫和老鼠”的游戏。但是，地摊空间中并不全是矛盾与冲突。近年来，城管与摊贩之间日渐形成更多的合作性关系，有学者将之概括为低层次的回避接触、中层次的默契互动以及相互融入的合作等10。国内诸多城市不断完善执法体制，通过人员下沉、事权下移、就近管理，实现了城管与摊贩之间的良性互动11。实际上，受制于种种因素的限制，执法者与摊贩之间正日益达成诸多默契，这种默契有学者称之为一种“平衡”治理机制12，或者是一种“模糊性”治理13(第 162 页)。平衡抑或模糊性，在空间治理过程中，其关键性因素在于执法主体或者说公权力的改变，依法行政、执法体制的完善是合作得以建立的代名词1415。因城市治理者在城市空间治理中掌握主导性，创建了有利于合作的情境。进而带来了双边合作的可能性。尤其是疫情发生以来，发展“地摊经济”既契合了中央提出的“六稳”“六保”要求，也为城市低收入群体拓宽了谋生空间，双方之间的合作与互动远甚以往。不管是执法者与摊贩的冲突，还是两者的合作，学界都呈现出精彩的研究范式。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是既有研究更多立足于就摊贩存在的事实去研究，或是研究主体间的矛盾与冲突，或是研究如何实现良好治理。缺乏的是，在城市空间整体发展的视野下深入探究地摊空间的产生与发展逻辑，城市需要秩序，但却喜欢混沌。疫情前的类似于“猫和老鼠”的关系，疫情后的地摊经济的火热，都有其空间建构的合理性和存在理由。二是缺乏联结冲突和合作、疫情开始前后的对比分析视角，这将不利于整合既有研究，更系统和整体地看待地摊空间的治理逻辑。因此，城市摊贩研究需要一个更为广阔和系统的分析框架，从城市规划和城市空间生产的视野进行探讨。（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空间生产理论的产生，源自以往对空间的漠视。长期以来，空间一直被当做“时间历史”维度的客观存在，被社会科学研究所忽视。空间被自然地看作是人类实践和生活的客观场所，是一个“被填充的容器”。但逐渐地，因城市发展等在城市中形成一个个独特的区域并带来诸多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对城市空间的研究尤其是其中的社会关系、权力关系的研究逐渐受到关注。马克思最早涉及关于空间形态的研究，将其放在资本主义生产下探讨空间生产、权力关系。随后，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提出了“空间的社会生产”。在列斐伏尔的视野中，空间不是抽象的自然物质或者是外在于人类活动的静止的“平台”，它产生于有目的的社会实长江论坛 2023 年第 1 期总第 178 期40践，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体系的重要一环。“生产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社会存在，或者说是一种空间存在。它们将自身投射到空间里，在其中打上烙印，与此同时它们本身又生产着空间。”16(第 129 页)随后，从空间生产理论出发，研究资本生产中空间的重要性，并对资本发展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进行了扩充是哈维的重要贡献17。在城市规划和设计领域，爱德华苏贾系统论述了关于空间的理论观点，继续批判注重历史维度而忽视空间维度的研究思路，其主要思想体现在空间本体论、社会历史空间辩证法、空间正义论三个方面18。以及由空间生产理论出发，尺度政治研究逐渐成为重要面向19（第303-316 页）。从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哈维对资本逻辑的空间批判到苏贾关于空间正义的思想、尺度政治研究，空间生产理论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知识系统，为本文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1.空间生产：秩序建构与日常生活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中，空间的表征、表征的空间和空间实践共同构成了空间三元辩证的核心内容，这一框架把各种类型空间统一到一种理论中，展现了空间生产的过程20。空间三元论中，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是互动与博弈的二元对立，双方借由空间实践实现空间改造的目的。空间的表征，也称之为空间的再现，是一种对空间的概念化和抽象化，由权力阶层建构的空间符号构成，它是“科学家、规划者、城市学家、各种类型的专家政客的空间”。16(第 38 页)政治家、城市规划专家以及资本力量等一系列权威主体掌握着城市空间的话语权，对空间进行设计和改造，生产相应的秩序对空间主体行为进行约束。因此，谁掌握了空间的表征，谁就拥有了空间的权力。这种对于空间的表征主要用来维持相应的资本生产关系，打造一个和谐、共融的空间状态，正如一些标志性的建筑、符号，代表着特定的生产关系以及维护着空间的秩序。空间的表征，由资本和权力主导，服务于资本空间生产。在列斐伏尔看来，城市化便是对空间的战略性规划，从而使资本生产得以延续。这种战略追求产生空间管制和空间生产秩序维护的要求，以保证空间战略规划的实现。表征的空间，也称之为具象的空间，是“使用者”和“居住者”的空间，具有空间的物理形态，如城市的交通网络、文化娱乐场所等等，生活在其中的居民和受支配者在权力主体制定的空间秩序下行动，进行空间实践。表征的空间展现活生生的空间生活，体现居住者的意愿和诉求。该空间是一个“被统治的空间”，受制于空间表征的约束，“日常生活”成为被宰治的对象从而产生异化。这里的“日常生活”不是指每天的正常生活，而是指一种被异化的、单调乏味的生活状态。“异化假定了新的和更深的意义，它使日常生活失去了权力，忽视了它的生产和创造性潜能,彻底否定了其价值。”21(第 33 页)在这种被异化的“日常生活”中，资本不断生产同质化、秩序化的社会空间，个体日常生活被商家、广告所围绕，无孔不入。必然的，当这种空间生产试图异化每个人时，与之相抗争、斗争的差异空间便产生了。这种抗争与斗争多表现为空间社会底层行动，以及对边缘化、周围空间的再现。2.空间调适：尺度重组作为地理意义上的尺度概念，包含有比例、范围、大小之意，是对物理空间事物横向和纵向的简化描述。随着西方人文地理学研究的转向，尺度被赋予社会建构意义，成为重要研究主题，即尺度的“政治建构”22（第 93-97 页）。尺度的建构和重组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政治过程被作为重要研究对象源于二十世纪末空间成为社会生产的重要面向，并进一步提出作为空间维度的尺度也是社会生产的重要部分19（第 303-316 页）。立足于空间生产理论，尺度重组被定义为“原来的尺度结构经过社会政治斗争而被持续地淘汰和再造”23（第 591-614 页），强调经过重塑，空间生产形成了新的空间结构和治理尺度。对于空间生产而言，无论是地理空间还是社会关系空间，其生产策略和行动很大程度上围绕尺度展开。作为重要实践工具，尺度重组在不同类型空间中引起层次结构、资源配置、主体权力关系发生变动，形成新的尺度结构和尺度体系，以此来回应复杂的现实。具体而言，运用尺度作为空间调整策略主要包括尺度上推和尺度下推，即改变个体或机构在空间内的层级和结构实现空间重组24。上推的过程是空间主体不断扩展空间权利范围、扩大既有利益的行为，下推的过程体现城市治理者主动应势而变，为空间生产活动松绑解压。已有研究中，尺度重组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面向：一类关注尺度的社会建构调政治与公共管理41整，将重点放在国家尺度结构的竞争性，如各类经开区、高新区的设立过程，强调其管理体制机制、权力结构、行政边界的尺度重组过程252627。一类关注社会关系意义上的尺度重组，表现为不同利益主体基于自身利益诉求，采取策略与手段，进行空间内的尺度转换，也成为“尺度跳跃”29（第 55-81页）。这种后结构主义的研究方式，将尺度作为认识论的观点，成为不同主体行动的策略工具。本文采用后一种研究路径，以空间主体行动策略作为研究尺度的重要着力点，作为构建分析框架的基础。3.地摊空间：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地摊空间中，结构性的规训与能动的反规训始终是一对斗争的矛盾。对于城市治理者来说，排斥性空间政治作为实现空间整体战略而产生，成为其实现空间治理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生产、经济发展成为城市重要目标，城市化建设追求一种极致的“权力美学”，过于追求视觉上的秩序29。对于被规训主体而言，城市空间是个体生存、追求生活的工具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