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人口六七...么现在十四亿反而人口不足？_赵燕菁.pdf

专栏题：千山独行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人口六七亿，为什么现在十四亿反而人口不足？赵燕菁赵燕菁1980-1984年，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城市规划专业；1984-2004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04-2015年，厦门规划局；现任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和经济学院教授。教授级高级规划师，加迪夫大学博士。1“七普”公布后，社会议论非常多，特别是对深刻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计划生育“国策”计划生育到底是功还是过？计划生育是应坚持还是要放弃？当初反对计划生育的被证明是正确的了吗？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不能就事论事。我们不能把当年的决策放到今天的场景里，然后傲慢地认为我们比当时的人更聪明。一个显而易见的追问，就是为什么计划生育提出来时，中国只有六七亿人口时，会认为人口过剩，而今天人口总量翻倍，十四亿了，人口不足反而成了大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分析框架，只有在正确的分析框架里，才能将人口问题还原到真实的历史场景。可惜这样的分析框架在经济学和人口学里并不存在。现有理论框架没有一个能回答何以人口总量少的时候人口过剩，人口总量多的时候却反倒不足。现有理论中，可以勉强借鉴的理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人口学里的“马尔萨斯陷阱”，一个是发展经济学“二元结构”理论里的“刘易斯拐点”。下面我就在这两个理论基础上，提出我的分析框架。所谓“马尔萨斯陷阱”，就是在古典世界里，生产资料，主要是耕地、牧场，是按算术级数增加的，速度越来越慢；而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速度越来越快。达到一个临界点，就只有通过饥荒、战争、瘟疫大量消灭人口，才能恢复生产资料和人口的平衡。无论西方还是东方，人类历史反复证明了马尔萨斯的正确性。显然，如果人口增长不能伴随开疆拓土，抑制人口增长速度就是延缓经济走向崩溃的唯一条件。所谓“刘易斯拐点”，是由诺奖获得者刘易斯在其“二元结构”模型中提出的。按照这个理论，现代经济里由农业和非农业两个部门组成。农业部门由于存在剩余劳动力，因此可以按照其劳动生产率给定的价格，“无限”地向非农部门提供劳动力。如果非农业部门增长吸收的劳动力快过农业部门劳动力增加，到达一个临界点后，非农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就会从供大于求变为供不应求。越过这个“拐点”，劳动力价格就会由农业部门生产率决定，转变为由非农部门生产率决定。反映在劳动力市场上，就是劳动力价格急速上升。那些劳动生产率低于边际劳动力价格的产业就会出现衰败（首当其冲就是农业），甚至退出经济分工（如产业外迁）。2现在把这两个理论合并为一个更一般的陈述。我们将经济要素分为资本和劳动，资本是马尔萨斯框架里的耕地和刘易斯框架里的非农部门；劳动相当于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人口。资本是未来劳动创造现金流的贴现。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资本和劳动关系的恒等式。资本和劳动分别在等式的两侧，据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资本和劳动镜像关系的假说：“资本不足，人口一定过剩；资本过剩，一定人口不足”。人口过剩与否，不取决于人口数量，而是相对资本是多还是少。换句话说，人口和资本过剩还是不足，是由双方互相定义的。现在，我们可以回到计划生育提出的历史场景。1962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时，中国刚刚经历了新北京规划建设 165OBSERVATION 观察中国成立以后最强烈的一次“内卷”“三年自然灾害”。所谓“内卷”就是“劳动增长快过资本增长，导致人均资本下降的一种经济过程”；与之相对应，“外卷”则是其逆过程，“资本增长快过劳动的增长，导致人均资本增加的过程”。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外来资本输入下，人口增加迅速，鼓励生育是政策的主流。中苏关系破裂后，外部资本来源突然断绝，资本相对人口的骤然萎缩，导致中国经济急速内卷。所以我们看到当时不仅仅有计划生育，还有接踵而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机关干部“下放劳动”.所有这些都是资本急剧萎缩导致的城市人口突然过剩。计划生育的本质就是通过限制人口增速使之与资本增速相匹配。为什么要通过国家推动计划生育？因为计划生育必须是集体行为，在资本有限的经济里，依靠家族成员互保是对冲风险的主要方式，成员数量的增加可以在有限的资本里，分享更大份额，一旦危机来临，人口较多的家庭会有较大的生存几率。但每个家庭的“理性”合成起来却是集体的“谬误”当每个家庭都希望比其他家庭增加更多的成员时，整体经济也就更快地走向马尔萨斯陷阱。在资本极其短缺的60年代，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新的“自然灾害”会很快到来。正是因为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相反，所以必须通过国家推动“计划生育”才能保证每个家庭不能侵占其他家庭的生存机会。3有了这个框架，我们就可以回答前面的问题：“为什么人口六七亿的时候人口过剩，十四亿人口反而会不足？”这是因为人口过剩与否不取决于人口总量，而取决于相对资本总量的变化。在资本增长缓慢的阶段，抑制人口增长速度就是延缓马尔萨斯陷阱到来的唯一手段。不管计划生育本身有多少问题，这是人类历史上对抗经济“内卷”的最伟大的尝试。平均分配生育指标，就是在平均分配生存机会。站在今天的立场指责前人的“错误”，不仅傲慢，而且愚蠢。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资本增速长期低于人口增速。就业不足是历届政府的头号焦虑。这一焦虑一直持续到本世纪初。大家一定还记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国家提出经济增长一定要“保8”，就是因为8%的增速才能保证创造出足够的非农就业，使得经济不会再次内卷。如果没有计划生育，经济增速保的就不仅是“8”了，而是要更快。长期以来广受诟病的“户籍制度”，其背后也是城市就业的长期不足。人口不足是在人们没有预料的情况下突然出现的。不到十年时间里，“招工难”“用工荒”从沿海蔓延到内地，工资快速上涨导致劳动密集型企业大规模外迁。城市之间突然爆发的抢人大战，使得人口净增长超过GDP成为城市竞争力的关键指标。诟病多年的“户籍”问题，忽然间在绝大多数城市不复存在。按照我们的框架判断，一定是资本已经从不足变为过剩，其规模和速度远超我们的想象。那么中国是在什么时候长期不足的资本开始突然增加了？是什么时候达到“刘易斯拐点？”只有找到“刘易斯拐点”，才能判定计划生育是什么时候从“合理”变为“不合理”，并正确评价计划生育的功与过。在常规经济增长中，资本超过劳动的往往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反复胶着的“过程”，只有通过劳动工资的长期增长才能在事后得到确认。但中国不同，我们可以精确的找到这个“点”不仅可以确定到年，而且可以精确到“日”2004年8月31日。这就是每一个开发商都刻骨铭心的“831大限”从这一天开始，所有城市建设用地都需要招拍挂，它标志着发端于1982年版宪法的“土地财政”制度正式完成。之所以选择这一天作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乃是因为中国最大的资本来源就是土地。同土地资本市场相比，股票、债券、期货市场的规模可以基本忽略不计。从这一天起，中国地方政府土地收入急剧上升，从几百亿、几千亿到上万亿，去年是8万多亿元。但这远不是全部，通过土地招拍挂和住房二级市场定价的资产，远超世界上所有主要的资本市场。现代经济里，债务的对面就是资本，体现在金融系统中，就是不动产信用作为抵押品创造出了海量货币（M2），中国经济因此从低效率的实物分工，进入到高效率的货币分工。常有人把美国的股市、日本的债市和中国的房地产并称为世界资本市场“三大泡沫”，实际上，这两个市场和中国土地市场相比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中国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成为睥睨全球的资本大国。也就是从这一天起，中国开始在所有重资产领域城市、基建、军事、科教、创投展开与全球所有国家的竞争。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超过发达国家，这在世界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说中国破坏了资本国和劳动国分工的国际秩序并没有错误。最近有一种说法，说是公知通过唱衰中国误导美国的精英，掩护了中国史诗般的崛起。其实，2004年之前，中国崩溃论并没有大错，掉入马尔萨斯陷阱只是时间早晚问题。只是由于2004年土地市场的爆炸，中国经济快速裂变，才使得中国逆天改命。4人口学家蔡昉最早提出中国“刘易斯拐点”出现在2004年。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正是从这一刻起，中国资本增长速度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了人口增长。2004年之前，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与资本价格之比的曲线一直很平稳，到了2005年突然变得异乎寻常的陡峭，唯一解释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资本突然增加，变得非常便宜，而劳动的价格由于短缺突然开始持续上升。如果这个曲线是对的，那么中国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在东亚会迅速接近韩国，比日本更严重。现在，我们可以评价计划生育政策的功过是非了：（1）2004年以前，计划生育不仅正确，而且必须。由于计划生育的人口减少，使得中国2004年之前很可能躲过至少一个“马尔萨斯陷阱”；（2）2004年以后，计划生育则应当立刻放弃，甚至应当走向鼓励166 北京规划建设观察 OBSERVATION生育。大量的资本剩余很快将导致中国人口从过剩转变为不足。2004年之前，计划生育功大于过，张艺谋在之前生二胎应该罚；2004年之后，计划生育过大于功，张艺谋生三胎应该奖。当然，2004年时，土地金融的效果谁也没有料到，现在提这些都是马后炮。但至少2014年，也就是十年后，就应当看得很清楚了。这时候用工荒在沿海地区已经非常普遍。对土地财政的重新评价已经开始，2014年之后再提出放弃计划生育已经算不得什么“先见之明”了。紧接着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放开计划生育还有用吗？答案是没用。你可以用绳子拉动一个物体，但却不能用它来推动一个物体。生育也是如此。很多人认为的子女抚养成本上升是生育意愿下降的主要原因，其实更主要的原因是资本过剩。原来家庭为什么倾向于更多生育？因为在资本不足的经济里，家庭成员互保是降低风险的最主要手段。而这资本充足的经济里，通过社保、养老和住房的金融工具对冲风险的作用远大于子女。正是因为抚养子女的效用的降低，才导致抚养成本的上升成为生育意愿下降的诱因。这是在资本剩余的社会，简单放开计划生育、甚至鼓励生育根本没有用的主要原因。日本、韩国等没有计划生育国家生育率的下降也证明了这个推测。鼓励生育不是简单发钱，也不是单纯去降低抚养成本，而是要重建投资下一代的效用。没有效用资产，成本再低也不会有人投资。要重新发现生育的效用，就必须将资本与生育率挂钩，新加坡的获得组屋条件，就是家庭而不是个人挂钩不结婚就不能参加组屋计划（多年后才放宽至40岁以后仍未结婚者）。类似地，我们也可以将养老金、社保、保障房分级，然后与子女多少挂钩子女多的标准高于子女少的，没有子女的只可享受最基本的保障。进一步，还可以将社会劳动再生产作为新的“国策”，所有公共福利从就学、交通、就医都和子女数量挂钩。要将人口再生产作为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通过市场信号和计划相结合，让生育多的家庭分享社会更大的资本份额，将生育变成有价值的经济行为。5在新的劳动-资本结构下，城市的人口对策也要随之改变。传统的城市规划里，人口增长是自变量，只要预测一个数，然后将其转变为各类用地面积基础设施用地、学校医院、商业等一并落实到空间上。换句话说，人口无需政策引导，只需完成空间与人口的“配套”。但是到了今天，城市仅在总量上规划人口已经不够了。相对总量而言，人口的结构更重要。因为人口问题对于城市而言，不是多寡的问题，而是城市财政是否可持续的问题。由于养老金很快会成为城市财政最主要的支出项，城市人口应当被分为缴交养老金人口（就业人口）和不缴交养老金人口。不缴交养老金人口又可以分为不领取养老金人口（就业前人口）和领取养老金人口（退休人口）。人口规划就是要确保缴交养老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会下降。因为一旦这部分人口比例低过一个点，养老金的收支就很难再次恢复平衡。当城市养老金缺口只能靠借钱或者转移其他人的养老金填补，就会导致就业人口不可逆流失。一旦城市进入收缩状态，城市资本市场会快速消失，经济就会出现内卷（人均资本下降），城市财政也将变得不可持续，低房价、低地价导致的恶性循环，就像人得了癌症一样，非常难救。而所有的城市价值投资者，都应当将城市就业人口占比作为投资决策的核心参数。现在一提起推迟退休，舆论就会群起反对，但很遗憾，这可能是挽救城市财政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