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两卡”类帮助信息网络犯...控——以底端“卡农”为视角_陈家琪.pdf

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Journal of Hebei Vocational College of Public Security Police2022年 12月Dec 2022第 22卷 第 4期Vol.22 No.4【侦查研究】第 50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51 亿，较 2021 年 12 月增长 1919 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4.4%1。随着互联网的普遍应用，不少犯罪分子从事非法提供、使用银行卡和手机卡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此类信息网络犯罪帮助行为逐渐发展为一条黑色利益产业链，非法出借、出租和买卖“两卡”行为是该犯罪链条中的重要一环。由于犯罪行为的隐蔽性和空间的虚拟性，犯罪工具的新颖性和手段的多样性，给公安侦控工作带来一定困境。再加上成本低、风险小和高回报的诱惑，使部分潜在人群在浑然不知的状态下参与其中，涉嫌违法犯罪，严重破坏社会法治秩序。随着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的频发、多发、新发，涉“两卡”类帮信案件呈现出了突出的犯罪特点和较为明显的犯罪态势，公安部对此也较为关注，开展“断卡行动”“百日行动”等有关治理举措。学界对此类犯罪行为方式的研究，多是从法律的角度论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帮助犯、共犯、技术中立及处罚范围2。为了有效打击和遏制“帮信罪”中“两卡”问题的日益猖獗，以底端“卡农”为视角和切入点，探析犯罪现状及犯罪特点，从案件防控角度对“帮信罪”中涉“两卡”问题进行研究则恰逢其会。一、涉“两卡”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现状“两卡”指的是手机卡和银行卡。非法买卖“两卡”类行为方式即为支付结算型帮信犯罪类型，但是非法买卖“两卡”并非都归结到此类帮信犯罪，还可能为通讯传输型帮信犯罪3。根据最高检通报消息，自 2020 年 10 月断卡行动开展以来，对于检察机关起诉涉嫌帮信犯罪案件，从涉案人员看，2021 年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涉嫌帮信罪犯罪嫌疑人 12.93万人，同比去年上升了 8.43倍，2022年上半年起诉帮信犯罪达 6.4万人；从案件动态看，自 2021年第四季度以来，起诉帮信罪人数环比逐季有所下降，虽然如此，但整体仍在高位运行，其与“断卡”行动中执法司法机关加大对非法买卖“两卡”行为的打击力度密切相关。背后反映了现阶段电信网络诈骗活动依然很多，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办理得多，带出的“帮信罪”案件就增多。作者简介：陈家琪（1996-），男，河南驻马店人，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2021级公安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侦查学。许昆（1962-），男，河北张家口人，中国刑事警察学院侦查与反恐怖学院院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侦查学。收稿日期：2022-10-22基金项目：2022年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升课题：涉“两卡”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案件特征及防控以底端“卡农”为视角（项目编号：2022YCYB04）结题成果。涉“两卡”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案件特征及防控以底端“卡农”为视角陈家琪许昆（中国刑事警察学院，辽宁沈阳110854）摘要：涉“两卡”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行为是支付结算型方式之一，形成了以底端“卡农”为源头的犯罪产业链条，结构清晰的犯罪模式使涉“两卡”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显得特征突出、态势严峻。纵观近年来犯罪现状，则以底端“卡农”为视角，全面分析并针对主体、思维及心理、行为三方面的特征，从宣传教育、行业监管、行为限制、模型研判和全链整治五个路径，提出涉“两卡”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行为防控措施，以期切实具体的探析利于指导公安实战工作。关键词：“两卡”；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卡农；支付结算中图分类号：D924.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6405（2022）04-0013-0513另一方面，与中央严厉打击信息网络犯罪策略调整有直接关系。2019年 10月最高检、最高法发布了 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 解释）。在 解释发布之前，刑法关于“帮信罪”的表述较为模糊，表现为既不好确定“明知”的情形，也无法明确何为“情节严重”，而这两者是确认“帮信罪”的要件。解释列出了“帮信罪”中“明知”和“情节严重”的 7种情形，给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办案审判提供了具体的指导，从而使得效率提高。二、涉“两卡”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案件特征（一）主体特征根据裁判文书网的数据显示，2020年之前“帮信罪”判决书每年都不足百份，而后“帮信罪”罪名适用迅速扩大，所公开的“帮信罪”刑事案件判决书于 2020至 2021的两年时间内达到 2万余份，“帮信罪”案件在整体上有明显增多趋势，由案件所牵连出的帮信人员数量也随之剧增，且犯罪方式以非法买卖“两卡”居多。2021 年全年“帮信罪”起诉人数在全部刑事案件中已跃居第三，仅次于传统犯罪中的危险驾驶罪和盗窃罪，已发展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链条上的“第一罪”，几乎涉及了该犯罪链条中信息获取、推广引流、技术支持、场所提供、支付结算等各个环节。1.“三低”特征突出。“帮信罪”主体呈现出了年龄低、学历低和收入低的“三低”特征。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检察机关以“帮信罪”起诉的人员涉及全国各个省份，特别是在电信网络诈骗高发重点地区，帮信罪起诉人数也相对较多。从人员年龄看，低龄化现象突出，30岁以下的占 64.8%，18至 22岁的占 23.7%。在犯罪嫌疑人中，低 学 历、低 收 入 群 体 占 多 数，初 中 以 下 学 历 占66.3%、无固定职业的占52.4%。大量的“帮信罪”案件表明，案件参与者多以青壮年为主；受教育程度较低，多为初中及以下学历水平；且无业、务农和务工人员占绝大多数；初犯、偶犯多。但是自“断卡”行动开展以来出现了不少在校生涉案的情形，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截至 2022年 8月 10日，全国各级法院一审在校大学生涉嫌“帮信罪”案件达 400余件，涉案在校大学生近 600人。由于学生群体年龄不大、缺乏社会经验且没有独立经济来源，很容易被忽悠和诱惑，进而沦落为不法分子的“工具人”或“卡农”，最终导致其触犯“帮信罪”罪名。2.身份易确定且轻松到案。涉案人员的身份易确定，充当着犯罪分子的“工具人”。例如在电信诈骗中，处于上游的诈骗分子多盘踞在境外，如东南亚、中东等地，还有一些诈骗环节的主要犯罪分子位于“知名”专业制毒贩毒的金三角的三不管区域内，更是难以抓获。然而，处于下游的帮信人员多位于境内，其身份可以通过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等信息快速查询锁定，并抓捕归案。电信网络诈骗分子隐藏的愈加隐蔽，浮出水面的只是幕后“帮凶”，此类人游离于犯罪的灰色地带，可以说是被电诈分子用做挡箭牌的“弃子”4。但这并非是因为抓不到电诈的主犯而抓这些帮信人员顶罪，实则确有其罪，帮信行为在整个电诈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电诈分子想要骗钱，需要有两个东西，一个是交流的工具，另一个更重要的是收钱的工具，而“两卡”类帮信人员所提供的帮助就包括这些收钱的工具。而且，犯罪所得经过洗白后再进入诈骗份子账户，离不开境内账户的参与。这也是刑法修正案新增“帮信罪”罪名和公安部门严厉打击“帮信”行为的原因所在。（二）思维及心理特征1.是非辨别能力弱、警惕性差。部分帮信人员交友不慎、识人不明，加之对事情的辨别能力较弱、警惕性较差。在所谓“亲朋好友”的引诱、教唆下出借、出租和买卖手机卡和银行卡，或者在寻找工作机会、社会兼职等过程中不知不觉步入贩卡团伙预设的非法轨道，以至于误入歧途触犯法律而难以自拔。从思维和心理上看，此类人群虽然明知他人必然或可能从事信息网络违法犯罪行为，但由于敏感性弱、警惕性差、不能果断辨别是非而深陷其中。实际上个人本没有较大的主观恶意，其人身危险性小，往往乃出于义气或利益放任，再或者对他人的犯罪行为持中立或积极帮助态度。2.法律意识淡薄、不知不懂。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信息通报，在 2022年上半年检查机关以帮信罪起诉的人员中，有 90%的人员没有犯罪前科，系初犯。帮信人员多为初中及以下学历，文化程度低，没有接受过高等知识教育，很少接触法律并学习法律知识，对于很多涉及到违反犯罪的行为不知不懂，自己在参与违法犯罪的同时又受其他违法犯罪人员的欺骗。司法实践中，该部分人群对“帮信罪”的思维认知存有误区，对于出借、出租、出售自己手机卡和银行卡的行为，认为只是出于一丝小利而不至于伤天害理甚至违法犯罪。事实上，除了刑法的相关规定外，最高检、最高法所发布的解释已将“帮信罪”的规定更加细化，如涉嫌犯罪则终究无法逃避法律责任。3.利益驱动明显、贪图小利。“帮信罪”主体多为无业、务农和务工，没有可靠的经济来源，收入低且有贪图小利的心理，并对非法交易“两卡”类“低成本、低风险、高收入”兼职需求强烈。“两卡”租卖几乎是“躺平赚钱”，这对于普通百姓尤其是无业或低收入群体的吸引14力很大，受利益驱使，一些人在犯罪分子的蛊惑下，为了蝇头小利成为犯罪帮凶，轻易沦为犯罪团伙的“工具人”，有些甚至由最初的底端“卡农”演变为拉拢、招募、组织下线的高层“牵头人”。（三）行为特征犯罪的行为手段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更新迭代也在不断“升级”，公安部门结合以往案例公布的包括仿冒身份诈骗、购物类诈骗等八大类电信网络诈骗中，涉及诈骗手段就多达 60种。在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多发的态势下，抛开网上赌博、网上色情和网上洗钱等犯罪的上游链不论，仅由电信网络诈骗所诱发的帮信活动行为就产生出众多手段，且这众多犯罪手段的实施门槛较低，易吸引经济状况较差的人员参与其中，进而在“两卡”的层层传递间形成组织规模。1.犯罪门槛低，参与人员成组织化。“帮信罪”是一种新型犯罪，其门槛很低，只要自己名下有银行卡或者手机卡即可实施帮信行为。此类犯罪嫌疑人大都是经常接触网络的年轻人，以低收入或者无业人员为主，包括部分在校学生参与，他们通过网络认识“两卡”买卖介绍人，“持卡”即上岗。从行为方式看，组织化模式较为常见，分工细化的特征突出。帮信行为多以犯罪团伙形式实施，如“卡农卡商卡头”的组织模式，分工相对明确，便于持续性、规模化地为上游犯罪提供支持帮助。与传统犯罪团伙不同，帮信犯罪团伙内部不同层级、成员之间往往不曾谋面，平时主要通过网络以代号、暗语等方式联系。他们看似联系松散，实则心照不宣，协作紧密，打击难度更大。不同层级、不同成员往往同时为多个上游犯罪集团提供帮助，危害更大。2.“帮信”行为方式多样。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中的“帮信罪”刑事案件判决书，所涉及“两卡”类帮信行为具体包括出借、出租和买卖“两卡”，帮助支付结算，为犯罪分子拨打诈骗电话架设多卡多待传输设备，出借“银行卡四件套”，“跑分”等。则出借、出租和买卖“两卡”的行为是目前司法实践中涉“两卡”类“帮信罪”适用最多的一种类型。从全国所办理案件看，涉“两卡”类帮信行为所帮助的上游信息网络犯罪主要集中在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领域，其行为方式主要包括：一是非法买卖“两卡”尤其是银行卡，为上游犯罪提供转移支付、套现、取现的工具，占起诉总数的 80%以上；二是利用购买来的大量手机卡，并借助专业技术支持、软件工具，如多卡宝、漫络宝、GOIP设备等，提高犯罪效率、降低犯罪成本。3.涉及范围广、影响力大。涉“两卡”非法买卖行为社会影响大、辐射面广，处于“帮信罪”上下游的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洗钱等典型的网络犯罪均需借助手机卡、银行卡实现犯罪行为。以非法买卖个人银行卡为例，由于受实名认证限制，为了将信息网络犯罪所得合法化，往往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大量购买，由“卡农”到“卡商”再到“卡头”的“两卡”买卖流通链，最终流入信息网络犯罪人员手中用于洗白赃款。案件的复杂性决定了串并案件数量较多，涉案地区广、涉案人数多，为案件侦破及被害人经济损失挽回带来极大困难，同时，威胁着公民个人隐私和财产安全，极大摧残着社会诚信体系与和谐秩序。三、涉“两卡”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防控对于涉“两卡”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行为的防控，从狭义角度以涉“两卡”主要犯罪类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来看，不外乎从涉卡犯罪产业链的顶端电信网络诈骗至底端“卡农”出借、出租和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