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文化的记忆书写与“再现...《一个欧洲人的悖论》的询问_王铮.pdf

92 第39卷 第6期 Vol.39 No.6 2022年12月 Dec.，2022身份文化的记忆书写与“再现”的集体反思一个欧洲人的悖论的询问王 铮（西安外国语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尼古拉 克里蒙托维奇的一个欧洲人的悖论1的主人公约瑟夫是个具有复杂身份经历与多元文化背景的欧洲人，作者借主人公的“欧洲”视角，以回忆的方式“再现”了对于俄罗斯的考量。巴辛斯基评价克里蒙托维奇“是苏联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带有那个年代才有的心理和世界观胎记”，而一个欧洲人的悖论带有的“胎记”则是整个俄罗斯记忆中不可磨灭的部分。在克里蒙托维奇的创作中，“忘却与记录的记忆”是突出的主题，这不仅是俄罗斯民族记忆的内部逻辑的统一来源，也是俄罗斯人民自身身份认同、身份定位的聚焦之处。小说对接受多元文化的约瑟夫和具有多元思想的俄罗斯的平行处理，使“记忆的双轨寻找”在“现在”理性的反思意识下，更好地再现了记忆的意义价值。正如哈布瓦赫认为的，回忆并不是取回一样的东西，而是在不同的现实条件下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创造”凭借的是“自我”的身体经历。2因此，讨论回忆或记忆主题势必要回到“再现”主体的经历与身份建构的关系上。一、“再现”的延迟与“公私域”边界模糊我们相信自己过去的身份已经建构完成，但是社会却时不时地要求我们在思想中再现自己以前生活中的事件，而且还要自己去加工、润色：削减、删除或完善。约瑟夫期盼着“保摘要：尼古拉 克里蒙托维奇的一个欧洲人的悖论借小说主人公约瑟夫的记忆，“再现”了人们在“现在”理性的支配下对于过去自我身份归属的摇摆失衡问题。文章以记忆危机的焦虑与身份“定位”为研究的切入点，明确公私域边界模糊引发的认同焦虑。通过分析小说主人公面对怀疑情绪的不确定性与无助感，在个体与集体的归属关系中探讨真正动摇个人身份的认同模式。在小说作品的层面上梳理“现在”理性与“经验性”记忆传统的对立，找寻身份认同散失下的集体意义。最终得出只有通过“再现”，人们才能对“现在”产生个人的身份约束力，并对未来有着新的预期希望的结论。关键词：一个欧洲人的悖论；尼古拉 克里蒙托维奇；记忆；再现；身份认同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931（2022）06-0092-07收稿日期：2021-12-27基金项目：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科研基金项目（2021SS012）作者简介：王 铮（1995），男，山东济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汉学。引文格式：王铮.身份文化的记忆书写与“再现”的集体反思一个欧洲人的悖论的询问 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22，39（6）：92-98.转引自陈方：译后记，见尼古拉克里蒙托维奇著，陈方、胡颖译：一个欧洲人的悖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出版，第 228 页。DOI：10.16217/ki.szxbsk.2022.06.014 93 2022年第6期存着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通过它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382。但是约瑟夫的记忆并非是成型的、固定的，他在再现的过程中就已经对自己的个人身份产生了摇摆，同时，这种重塑机制对过去又产生了反作用。回忆的再现过程总是延迟的，虽然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保持人类活力的一种形式，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被理解为危险和迷失。“任何一个人存在于社会，首先是要被命名，其次则要被给予一定的身份，只有通过事实性话语和倾向性话语的共同作用，我们才有可能明确对一个人的认识。”4182“被命名”和“被给予”的限定表现在当我们介绍一个人时，往往会从他的自然属性介绍到社会属性，逐级分层，将“个性”表现具体化，减少关于其“共性”的描述。被分层的人总是从属于某一国家、地区、组织、家庭等，其中，交际关系的基础是集体归属感与社会认同感。在限定个人的过程中，一个欧洲人的悖论存在的记忆认同出现了模糊与矛盾，这其中必然涉及“公域交错”与“私域混乱”的融合关系问题。再现的延迟最终会因为新因素的添加或消失对人造成“误导与欺骗”，“最后两类物品（纸张、书本）的需求量最有所下滑”，“哪儿都看不见布尔什维克”，约瑟夫记忆中的哈尔科夫不再是历史中的模样，“这根本不是从前的哈尔科夫”，那一点点事实性知识只是确认了外在形式的记忆，自我迷失的居民们“错以为最糟糕的已经过去了，可以尽力忘记一切，像从前那样生活”。1120作为约瑟夫视域下政治生态的再现，哈尔科夫这座城市在短时间内便丢失了作为布尔什维克阵地的“公域”灵魂。正是这种整体“公域”对政治生活视若无睹的自我抛弃，不再寻找社会与人生的标志物，“记忆的迷失”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便改变了哈尔科夫，也给“延迟”的约瑟夫带来了悲悯与震惊，他不禁感叹“人类的天性真是不可救药”。1121我们不能作为定点式的个体去生活，以某段个人经历的体验来限定人生的发展与改变，否则会导致“私域与公域”的混乱交错。汉娜 阿伦特曾剖析公域与私域的关系，认为“私人领域就是家庭生活，公共领域就是政治生活”5，“在作为私人领域的家庭生活和公共领域的政治生活之外，还存在一种既公又私，或者既非公也非私的生活，即社会生活”4186。约瑟夫在思想的“公域”与生活的“私域”中平衡个人的处事标准。形形色色的人慢慢地和政治、社会领域交汇融合，约瑟夫看到自己的生活经历与国家社会命运的无情混杂，这使得正在回忆中的他想要通过感受已经被剥夺的“幸福和安稳”来“试着弄明白，自己是怎么落入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境地的”1109。面对回忆时的梳理与辨析，约瑟夫“抱怨”偏多，情绪的展示或从政治或从个人的角度出发，约瑟夫将自己的本质置于公域中，然而这种公域又变化得太快。正如小说中的一位美籍波兰裔人谈到俄罗斯时总是抱怨：“不幸并不在于俄罗斯学新事物学得慢，而是在于它忘得太快。”1158乌克兰、红白势力斗争、乌克兰革命运动、努力适应苏维埃政权约瑟夫这名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与俄罗斯纠缠在一起，成为了一名政治犯。本应是有所遮蔽的公域与私域的界限，削弱了个人生活经验的丰富性。从阿伦特的视角来看，一个很严峻的社会问题就是“公域与私域”的边界变得愈加模糊，那种像传统社会中泾渭分明的“家庭私人生活”和“政治公共生活”之间的区别已经越来越含糊，取而代之的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又同时覆盖二者的、无处不在的灰色地带社会或社会领域。面对灰色的回忆，原本崇尚自由、追求解放的“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将著名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克鲁泡特金公爵视为精神导师的约瑟夫，能否真正以自由的个体存在于群体身份之中？是被塑造还是被禁声，是否还能追求愉悦的自主，王 铮：身份文化的记忆书写与“再现”的集体反思 94 第39卷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是否还存在个体对专属集体的永远的、忠诚的归属？阿伦特对此并不乐观。甚至克里蒙托维奇本人都产生了疑虑：“是什么影响了约瑟夫？”182牢狱中的约瑟夫面对记忆无所适从，除了对普拉维德尼科夫侦查员进行讲述与辩解，只有将自己沉浸到几十年前的回忆中去关注自身与社会的关系：“在集体的层面之外，在宏观的历史之中，作为个体的和微观的我又是如何与自身达成统一的？我们能够在具体的个人身份的认同过程中恢复我们对于社会认同的信心吗？”6“在西美尔看来，个体的生成可被视为现代性的标志，亦即现代性的主体是人。”4194个体是践行认同之合法性与理论之有效性的前提，也是贯通“公域”和“私域”的重要线索，是身份构建的最基础单位。作为具体的个体，约瑟夫的一生就是通过强烈的个体体验参与到那个时代的公共生活中去的，这一点根据讲述者作为外孙的“我”通过查看“约瑟夫的笔记”显示了出来。从“发疯地热爱某个抽象的民族，同时彻底不尊重个体，这是俄罗斯的传统”1206，约瑟夫的生命形态与身份状态在历时的过程中越来越接近一个政治漩涡中的政治犯，或者是以政治追求为取向的社会活动家。但是这里所讨论的不是政治上的个人体验，而是与婚姻、亲属、情感等相关的私人生活中所体会到的时代变迁和时代变革。个体关于爱与亲属关系的内心感受和认识，是“私域”的重要内容，只有在私人领域中才能被保留、被维护、并得到发展。约瑟夫的私人生活也反映了公共的社会情景，约瑟夫主动混淆了与索菲亚 施泰恩（德裔俄罗斯人）之间“公域”与“私域”的关系，作为约瑟夫身份构成的一部分，索菲亚的“已婚”身份对于约瑟夫的介入意味着时代层面上的“公域”消解了个人的“私域”。“在那个年代，只要是已婚的俄罗斯女公民，就可以被准许出国留学”17，时代潜意识下的公共生活强迫约瑟夫将“个体”的自我完全抛弃，积极投身到集体的“大我”的政治活动中去，导致了约瑟夫和其他普通人一样，成了时代的碎片，特定时代要求所有人变成了“政治社会人”而不是“自由人”。约瑟夫对自己的认同无法通过爱情与“友善援助”来实现，而是需要到政治社会生活中去寻找自己的位置，从而保证自我认同的稳定性。但是这种认同对于像约瑟夫这种在日内瓦支持无政府主义的移民青年组织成员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正是这些已经过去的不属于现在的生命经历，给了人们再次自我重构的机会与认同的需求。有学者曾经提出：“时代的悲剧，作为社会性的人类而言，虽然认同毫无疑问是人类活动的中心，但我们究竟应该当何去何从？”6公、私域边界模糊引发的认同焦虑表现为个人无法在集体生活中找到对个人生活的归属感，带来的是人与自我的危机。在缺乏正确性、合理性的时代框架下，认同充满了差异，变得永远也无法完成。二、个体身份窘境与集体归属的摇摆克里蒙托维奇对西欧与俄罗斯的描绘，折射出其所属的地方具有“排他”性质。地方与事件是重要的记忆触发要素，能够引发人物对身份的焦虑，使追寻记忆成为必然。克里蒙托维奇将文化内涵的记忆象征写入了“熟悉的圣经”“翻译工作”“历史事件”之中。同时，在约瑟夫与普拉维德尼科夫的对话中，“询问”也成了刺激记忆的触发器，促使约瑟夫不断唤醒以往的记忆。人是记忆的活动载体，随着主体对情感的移入与反射，各种记忆组成了一幅重要的图式，绘制成了“他我”记忆，触发了约瑟夫的身份危机，使其意识到搭建过去与现在的桥梁的必要性。95 2022年第6期“他者不是物质实在的人或物，从本质上讲，他者是指一种他性，即异己性，指与自我不同的、外在于自我的或不属于自我之本性的特质。”4214又比如从国别所属来考虑，约瑟夫出生于意大利，又先后在加拿大、美国生活。他接受教育并形成世界观的几个地方，其实就是俄罗斯眼中的“西方”。他在“革命运动活动家”“翻译”“教授”“医生”“政治犯”等多种社会身份中来回转换，由此，约瑟夫及其代表的现代俄罗斯人的身份认同必须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来完成。约瑟夫虽然是无政府主义的热衷者，但作为在俄罗斯生活了三十年的知识分子，生活环境的改变必然会带来思想倾向的革新，“知识分子”这个身份被约瑟夫潜在地抓到了。约瑟夫在不同的地方获得了不同的职业身份，在轮换生活方式下对固定身份产生了不适。小说开篇通过“我”的梦引入“外祖父”，关于其外貌描写的文字还是在建构外祖父的形象，但是到了外祖父真正被捕的时候，克里蒙托维奇才将“外祖父”的形象过渡到“约瑟夫”的形象，这意味着尽管有外貌的描写与刻画，但只有当个体被纳入社会关系中，在社会关系中完成行为联系，才会被周围的人和社会所认可，才会与社会产生联系，因而这种职业身份认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强制性的身份认同。在窘境时的职业身份认同是否能转向对约瑟夫背景构成的询问呢？约瑟夫的记忆认知来自多元社会的成长经历，是交叉的社会观念和长久的流浪生活培养的，更多的是“只为了寻找某种荒谬至极、空想虚幻的幸福”1109的“整个国家”的时代所塑造的。在回答实验员扎瓦多夫斯基不友好的提问时，“波兰人。乌克兰波兰人。加利西亚的。确切地说，我应该是罗辛人。他（约瑟夫）没提自己母亲那边的意大利塞尔维亚血统，也同样没说自己是美国公民”1137。一般来说，认同就是指对共同的或者相同的东西进行确认，“国家个人”的认同作为一种现象早就存在了。约瑟夫成长的这几个国家所代表的“欧洲”与后来他作为政治犯所在的俄罗斯似乎形成了对比。克里蒙托维奇似乎有意突出俄罗斯与欧洲、斯拉夫与西方这样的对比关系，要知道西方派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