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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水平影响家庭农场基础设施供给的路径_刘阳.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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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水平 影响 家庭 农场 基础设施 供给 路径 刘阳
收入水平影响家庭农场基础设施供给的路径刘 阳,赵翠萍(河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郑州;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期刊编辑部,郑州)摘要:基于河南省 家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收入水平如何影响家庭农场基础设施供给,并进一步厘清雇工行为、基础设施建设模式两个因素分别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内在逻辑和作用路径。结果表明:收入水平显著影响家庭农场基础设施供给,且家庭农场雇工投入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能够削弱收入对基础设施供给产生的积极影响;另外,基础设施建设采用合建模式会增强收入对基础设施供给的积极作用,采用自建模式会削弱收入对基础设施供给的正向作用。关 键 词:收入水平;基础设施供给;雇工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模式;河南省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收稿日期:;修回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项目();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作者简介:刘阳(),女,河南巩义市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业规模经营与农户投资行为研究,()。通信作者:赵翠萍(),女,河南长垣市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政策研究,()。引言 自 年农业部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颁布以来,我国家庭农场历经多年发展,却依旧处于低效率、低水平、谋生存的初级发展阶段。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不仅在于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的经营管理能力普遍薄弱,更重要的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供给不足所造成的生产低效。年,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等联合印发关于实施家庭农场培育计划的指导意见,支持家庭农场通过自建、合建等方式开展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实践中,家庭农场仍然被各种低效的基础设施配备等问题困扰,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问题根源在于,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有限性决定了农户等传统农业经营者成为农业基础设施主要供给主体,而长期以来传统农业劣势地位导致务农群体收入水平有限,难以胜任农业生产所需基础设施供给。因此,从收入水平视角出发,剖析其对家庭农场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的影响机制,不仅有利于国家推进现代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而且对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近年来,学者们主要从农田水利设施视角关注收入水平对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的影响。孔祥智等研究发现,农户个体特征不同导致其对农田水利设施需求偏好存在差异,进而导致农户个体层面对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效果带有明显的收入差异印记。朱玉春等研究发现,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对农田水利设施的需求意愿存在明显差异,农户农业收入水平与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效果并非同向作用,农户农业收入水平对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效果存在着负向影响,农业收入水平越高,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效果越差。贾小虎等研究发现,农户收入差异对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效果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其影响呈现倒“”型,适度的农户收入差异有利于提升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效果,但当差异持续扩大超过临界值时,将会对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效果产生消极影响。已有研究 虽然从不同层面探讨收入水平影响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但缺乏对产生路径的深入剖析,收入影响基础设施供给的机制并不明朗。鉴于此,本研究将家庭农场农业收入水平对其基础设施供给的影响路径作为研究重点,考察雇工行为和基础设施建设模式两个要素在中国家庭农场基础设施供给中的影响机理。研究结论有助于指导家庭农场正确规划收入分配活动,也有助于揭示雇工行为及建设模式在基础设施供给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为改善家庭农场基础设施供给水平提供理论参考。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收入水平与基础设施供给农户收入水平越高,其参与基础设施供给的意愿越强。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较高的收入水平使农户具备较强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能够调动农户积极参与基础设施供给。在我国农村社会,收入水平直接决定着农户在所处村域经济中的社会地位,并决定着农户在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中的话语权。在农村社会中,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多为该区域精英阶层,由于这些人拥有较强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在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等公共事务中能有效地调动农户积极主动参与。通过农户参 第 卷 第 期 年 月地域研究与开发 与供给,能够分摊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成本,缓解不同利益主体由于权属不清所产生的冲突,实现有效的农户参与供给。另一方面,经营性收入较高的农户对农业生产依赖性较强,更加重视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状况,同时,较高收入也能使此类农户承担更多的基础设施供给成本,致使这类农户参与供给的意愿较强,而且也有能力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促进基础设施供给水平的提高。相反,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务农热情逐步降低,对农业生产的依赖程度下降,进而导致其对农业基础设施的需求不足、供给低下。因此,较高的收入水平有利于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的提升。基于此,提出假设:家庭农场的农业收入提高会导致其基础设施供给提升。雇工投入的中介作用家庭农场收入增减会引发农场主雇工行为发生变化,从而促使农场根据可使用资金多少开展雇工活动。相关研究对此进行了论述和验证。王颜齐等通过分析黑龙江 份农户样本数据,发现家庭农业收入占比影响农户的雇工意愿。魏雪等认为农业雇工安排与农户经营效益密切相关,农业生产资本将影响其基础性生产环节的雇工投入。刘明昕等通过分析河北省丰宁县 户农户调研数据,认为家庭金融资本(除借款)增加将提高农户资本禀赋,对农户农业雇工具有正向影响。除此之外,学者们也关注了种植规模在雇工行为中的作用。马龙等分析四川什邡雪茄烟农调研数据,发现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农户雇工的需求意愿越来越强烈,实际的雇工人数越来越多,原因在于较大的种植规模使农户在种植、采收等环节需要投入更多劳动,这就激发出农户的雇工需求。兰勇等通过调研中部地区规模户,发现家庭成员人数平均 人、长期雇工人数平均 人,并且随着经营规模变大所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多,以适度规模经营为基础的家庭农场更倾向于雇工。综上所述,适度规模的经营条件下,农业收入对雇工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因此,对家庭农场来说,农业收入显著影响雇工行为。雇工成本会导致以机械化为中心的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发生显著变化。根据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生产要素禀赋发生变化会促使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将节约相对稀缺生产要素而使用相对丰富生产要素。由此,劳动力价格日渐攀升,而农户采纳劳动节约技术的边际成本逐渐下降,农业机械的需求不断提升。这表明农户为了节省成本追求利益最大化,会选择不断地提升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分析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发现,随着农业雇工成本的不断攀升,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将不断提高,即雇工与基础设施供给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由此可见,随着家庭农场收入增加,农场主的雇工倾向显著增强,但由于劳动力与机械技术之间要素可互相替代,雇工投入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现代化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的提升。基于此,提出假设:家庭农场雇工投入具有中介作用,即家庭农场收入经过雇工投入对基础设施供给产生影响。基础设施建设模式的调节作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模式是建设农业相关基础设施的具体投融资模式。对于家庭农场来说,其生产经营过程中所涉及的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可分为自建、合建及两者融合。家庭农场经营过程中所涉及的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在基础设施供给中又会发挥何种作用?现有研究的普遍共识是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对农业经营主体的基础设施供给具有重要作用。事实上,基础设施建设模式是一把双刃剑,即当基础设施由农场自筹资金建设时,会对农业基础设施供给造成不利影响。这是因为目前我国的家庭农场基本处于发展初期,其经营实力、资金储备、管理经验、信贷支持等都相对薄弱,而农业基础设施普遍具有投资金额大、投资回收期长、投资风险高、公共物品性或准公共物品性等特征,此时的家庭农场更侧重将有限的资金收入投向农业生产的最原始环节(耕种)。因此,对家庭农场来说,选择自建模式会抑制农户将收入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收入对基础设施供给的正向影响会通过基础设施自建模式而被削弱。现代农业基础设施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而家庭农场作为现代农业主体,迫切需要与之配套的农业基础设施。家庭农场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更有利于发挥市场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资源配置作用。合建模式能够提高农户农业经营积极性,从而激发其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动力。一方面,合建模式能够弥补发展初期的家庭农场由于经营资金薄弱而无力承担基础设施建设的缺陷,通过相互合作、共同出资来分担资金压力;另一方面,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金额大且回收期长,普通农户无力承受投资失败造成的损失,不敢轻易投资建设,而通过合建模式能够分担投资风险,实现利益共享,进而提升农户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因此,通过合建模式能够促使农户更积极地将收入投向基础设施建设。于是,收入对基础设施供给的正向影响会通过基础设施合建模式而放大,收入水平能够通过合建模式获得支援越多,家庭农场发生因收入提升而出现基础设施供给提升的机会可能就会越大。综上,提出假设:自建模式对基础设施供给具有负向影响,即家庭农场基础设施建设越倾向于自建模式,越削弱收入对基础设施供给的影响。假设:合建模式对基础设施供给具有正向影响,即家庭农场基础设施建设越倾向于合建模式,越强化收入对基础设施供给的影响。研究设计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样本数据来源于 年河南农业大学与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对河南省 个地市开展的专项调查,调查区域覆盖豫北、豫南、豫西、豫东、豫中全部粮食种植地域研究与开发第 卷型家庭农场。选择河南省作为样本省,主要是因为河南省是我国农业发达省份之一,截至 年,河南省工商登记注册家庭农场 万家,占全国 。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河南省家庭农场基础设施建设对我国制定相关政策具有前瞻性意义。为保证调查数据的代表性和有效性,采取分层随机抽样。首先,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域分布从河南省 个乡镇抽取 个乡镇;其次,从所选乡镇分别随机抽取家庭农场 家,并与农场主进行面对面访谈,共发放问卷 份,得到有效问卷 份,问卷有效率达。量表设计与水平测度 被解释变量:家庭农场基础设施供给水平。学术界对基础设施供给的评判多以货币和实物两类指标进行衡量。由于货币指标通常由农户投资额直接加总所得,实物指标存在度量单位差异的缺陷,均易偏离基础设施的真实水平。考虑到衡量基础设施供给的指标应能够客观、全面反映设施概况,因而,使用因子分析计算出的基础设施供给综合得分来反映家庭农场基础设施供给水平,该数值越大,表明基础设施供给越好。具体来说,在家庭农场基础设施供给层面,构建与家庭农场生产密切相关的水利、防护、仓储、脱水、初加工 个层面 个具体指标。首先,进行适合因子分析的 检验、球形检验。其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特征值大于 的 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再次,计算样本各维度的因子得分。最后,将各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计算样本农场基础设施供给水平的综合得分。解释变量:收入水平。收入水平对家庭农场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滞后性影响,因此,选取样本家庭农场 年 年年均总收入作为收入水平的衡量指标。另外,结合已有研究,考虑到收入水平与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为尽可能缓解内生性,借鉴贾小虎等的方法,本研究采用的收入水平相关数据先于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的数据。因此,收入水平数据采用 年之前 年的数据平均值,而农业基础设施数据采用 年当年数据。中介变量:雇工投入。在农业雇工相关研究中,所用指标有两种。一种是绝对指标,比如雇工成本;另一种是相对指标,比如单位面积土地雇工数量。本研究侧重点在于探究家庭农场经营过程中的雇工行为挤占家庭农场收入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程度。因此,选取雇工总投入作为衡量雇工行为的指标。调节变量:基础设施筹建模式。本研究对家庭农场基础设施筹建模式划分为自建、合建、自建 合建。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部分农业基础设施具有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属性,其建设过程中有些会涉及国家财政、地方政府出资、村集体合作社出资等。本研究侧重点在于家庭农场经营过程中所涉及的农业基础设施。因此,从家庭农场角度将完全由农场筹资建设的归为自建模式,而与其他主体共同建设的归为合建模式。为避免共线性问题,选取自建、合建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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