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助推乡村振兴的新内...老乡亲”服务项目的个案考察_赵凌宇.pdf

实践创新社会组织助推乡村振兴的新内源性路径研究基于“妇老乡亲”服务项目的个案考察赵凌宇（中共河北省委党校 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河北 石家庄 050061）摘要：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由于社会组织自身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社会组织下乡面临着缺乏制度性保障、融入乡村社会困难、农民主体性缺失等问题，难以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主张“外发促内生”的新内源性发展模式对破解社会组织下乡困境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文章基于新内源性发展模式，以平山县D村“妇老乡亲”服务项目为例，分析其实践运作逻辑，进而总结概括出以下基本结论：链接契合村民需求的资源是新内源性发展模式的逻辑起点，培育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外发促内生”发展模式的核心步骤，构建完善的运行机制是“外发促内生”发展模式的重要保障。关键词：社会组织；乡村振兴；新内源性发展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7-1931（2022）03-0077-11一、问题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1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重点难点在“三农”。作为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乡村振兴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共同推进。其中，社会组织作为具有高度社会属性的多元主体之一，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不可或缺的建设性力量。事实上，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地位和作用已获得公共政策层面的认可。自从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相关法律政策多次要求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乡村振兴。2021 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 明确指出“鼓励、支持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各方面参与乡村振兴促进相关2022年第3期安徽乡村振兴研究No.3，2022收稿日期：2022-09-23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社会组织助推乡村振兴的新内源性路径研究”（202207075）作者简介：赵凌宇（1993），女，河北石家庄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基层社会治理。DOI：10.13454/j.issn.2097-1931.2022.03.00977社会组织助推乡村振兴的新内源性路径研究活动”。2022年民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发布 关于动员引导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工作的通知 要求，“引导社会组织投身乡村振兴战略的伟大实践。”为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河北省印发的 关于动员引导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工作的通知 也要求，“充分动员社会组织有序有效参与乡村振兴”。社会组织是对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或者民间组织等称谓的科学概括2，指除政府和市场之外的能够承担一定公共职能、发挥一定社会功能的非营利组织，具有组织性、群众性、志愿性、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特征，主要包括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和基金会等。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主体有两类：第一类是社会组织下乡，通过外部资源要素嵌入乡村，带动乡村建设与发展；第二类是农村本土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通过整合农村中坚力量和资源要素，自主组织参与乡村振兴。本文研究对象主要聚焦于第一类，当前不少外部社会组织通过服务下乡、结对帮扶、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将自身优势资源嵌入乡村地区，为乡村带来科技、人才、资金以及大病防治、文娱活动、教育、医疗等多元化服务，助推乡村地区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但与此同时，社会组织下乡过程中也存在“项目开展时正常运行，项目结束后被打回原形”、农民主体性意识缺失以及不尊重农民意愿等问题，阻碍乡村地区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尊重广大农民意愿，激发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3那么在社会组织下乡过程中如何发挥农民的主体地位，将社会组织由“输血式帮扶”转变为“造血式帮扶”的角色，实现乡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首先审视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角色定位，分析当前社会组织下乡的现实困境，然后基于新内源性发展模式，明确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价值取向，并以平山县D村为例，探讨社会组织“造血式帮扶”的发展路径。二、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角色定位伴随多主体协同治理的发展趋向、公共服务需求的多样化以及公众参与意识的提升，新时代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升，社会组织已经成为全方位参与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在乡村振兴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一）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为弥补政府和市场在公共服务供给上的缺陷与不足，满足人民群众日趋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各类社会组织通过自下而上的渠道，与政府和市场协同合作，为人民群众提供包括经济、慈善、生态等各个公共领域的服务。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乡村建设，动员社会资源向农村地区输送当地匮乏的人力资源、基础设施以及经济资源等，为乡村带来扶贫、教育、卫生、法律、科技、生态、文化等方面的服务。据河北省民政局统计，截至2021年底，河北省社会组织共参与1 393个乡村振兴帮扶项目，涉及资金1.85亿，受益人口180余万。各级社会组织还引导会员企业投入乡村振兴项目资金超过4亿元。同时，由于社会组织的草根性、专业性和灵活性，相较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更具有针对性、多元性和差异性，更能够满足乡村地区的No.3，20222022年第3期78独特性需求，比如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的服务等。此外，社会组织倡导的利他主义、公益精神，执行的评估和监管制度，使其获得社会广泛的信任和回应，激发动员了广大的其他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从而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二）公共政策的倡导者随着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推进，社会组织介入公共政策制定、决策、反馈的途径不断优化，各类社会组织通过建言献策、民主协商、公众参与等符合自身特点的形式，积极介入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反馈中，表达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政策主张，架起群众与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力求政策的公平性和普惠性。那么，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是如何发挥政策倡导者作用的呢？一方面，与政府部门的沟通与互动，对乡村振兴方面的内容建言献策，提供一些专业性、针对性的建议，避免决策的局限性。例如，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对农村养老服务进行专题调研，了解该领域实际情况与存在困难，为国家农村养老工作提供真实可靠的决策依据。另一方面，通过对企业、社会公众、农民的宣传引导，推动乡村振兴相关政策贯彻执行。比如，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召开“农村养老服务工作交流会”，倡导社会力量多举措发展农村养老服务。因此，社会组织凭借专业优势将群众的诉求、建议及批评，转化为助推乡村振兴公共政策的有益补充，并将政府制定的相关乡村振兴政策传递给社会公众，优化了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互动。（三）社会风气的净化者公益特性、利他主义和志愿精神是社会组织价值体系的精髓与核心，也是将公民个体有效整合起来无偿参与社会建设、提供公共服务的精神力量。基于这种公益性的价值追求，社会组织在传播现代公益理念、弘扬志愿服务精神、提升公民道德素养和培育社会公德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因此，社会组织下乡对于当下乡风文明建设具有深刻意义。随着市场化逻辑进入乡村和集体意识的淡化，乡村社会的价值趋向多元化发展，孝道衰落、恶性攀比、诚信问题、利己优先、功利冷漠等不良风气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乡村社会。作为社会风气的净化者，社会组织能够在乡村振兴中充分发挥其功能和优势。例如，开展日常化、常态化的乡风文明宣传活动，提升村民道德素养；引导村民参与志愿服务，在关爱他人、服务社会中传播文明风尚、提升精神境界；开展爱老助老、关爱留守儿童、帮扶弱势群体等活动，提升村民的责任感；通过科普宣教、生态环保宣传、全民阅读推广等活动，提升村民的文化素养。（四）社会资本的培育者根据林南的说法，社会资本是“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获取或动员的资源”4。发展社会组织有助于积累社会资本，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进而能够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不仅依赖于政府、企业、农民等多元主体的参与，也依赖于丰富的社会资本。比如，拥有美好和谐的邻里关系、强大的组织凝聚力等丰富社会资本的乡村更易于实现乡村治理有效、乡村产业兴旺；反之，社会资本匮乏的乡村往往互惠规范缺乏、社会关系网络断裂、组织凝聚力较低，各类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社会组织通过宣传乡风文明、提升农民能力、培养互帮互助理念、提高农社会组织助推乡村振兴的新内源性路径研究No.3，20222022年第3期79民组织化水平，为乡村培育社会资本，助推乡村振兴。三、社会组织下乡的现实困境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角色定位决定了社会组织下乡的重要任务，即一方面从外源上调和城乡之间的关系，为乡村发展争取更多的资源；另一方面从内源上激发乡村的内在发展动力，带领农民建设乡村。然而，由于社会组织自身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社会组织下乡面临着缺乏制度性保障、融入乡村社会困难、农民主体性缺失等问题，难以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一）缺乏制度性保障由于社会组织与基层政府的合作缺乏制度性保障，社会组织介入乡村发展常常需要借用非正式关系，使得社会组织下乡困难重重。首先，在非正式关系中，基层领导无需对社会组织负责，是否支持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主要靠基层政府的偏好。例如，有的基层政府受到政绩观思想的影响，偏好于支持助推农村产业发展的公益项目，而对一些大病防治、生态环保项目兴趣寥寥。其次，从基层政府角度来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承接社会组织下乡的任务不是必选项，所以他们不愿承担这些工作与风险。最后，从社会组织角度来说，社会组织在农村地区的社会认同度低，在开展项目过程中容易受到村民和基层政府的质疑和排斥，弱化了其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作用。（二）融入乡村社会困难作为外源性力量，社会组织必然面临着难以真正融入乡村社会的难题。具体表现在：一是社会组织所秉承的价值观念和追求的组织目标，在实践中可能与乡村当地的文化礼俗、乡土观念等产生矛盾5；二是社会组织采取的赋权、赋能等理念与基层政府的工作方式和要求往往存在差异。这些矛盾和差异导致下乡的社会组织与基层政府之间面临信任困境、理念困境以及管理困境等。比如，社会组织通过链接资源为乡村带来项目款，社会组织希望牵头成立专门的监督组织来监督项目款的使用，但是基层政府对此持质疑态度。（三）农民主体性缺失除了制度保障和地方政府的支持，社会组织介入乡村社会更需要农民的参与。作为社会组织下乡的主要受益者，农民的参与是不可或缺的，从考察农民的切实诉求到公益帮扶项目的执行落地再到项目的监督反馈，都需要农民群体的参与。然而，现实情况是农民群体缺乏参与积极性。其主要表现为：其一，“等靠要”思想比较严重。全面废除农业税后，为解决“三农”问题，国家为乡村建设投入大量资源，农民在资源下乡中无需承担责任且缺乏参与的积极性，对村庄公共事务缺乏热情，导致农民产生“等靠要”思想。其二，在人口外流和村庄空心化的背景下，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热情不足。其三，农民自身文化程度与能力水平较低，导致其难以有效参与6。其四，农民组织化不足，农民的主体地位只有在组织化形态下才能有效发挥出来，但是由于部分乡村基层组织组织力、凝聚力不强，乡村整体组织化程度较低7。四、新内源性发展模式对社会组织下乡的价值探析主张“外发促内生”“内外相融合”8的新内源性模式对当前社会组织下乡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能够破解外源性资源导入失灵、内源性发展动力缺失的问题，从而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下乡的积极作用。社会组织助推乡村振兴的新内源性路径研究No.3，20222022年第3期80（一）新内源性发展模式的基本内涵基于对外源性与内源性发展模式的实践与反思，主张“外发促内生”“内外相融合”的新内源性发展模式兴起。外源性发展模式认为乡村发展问题源于其边缘化地位，因而通过外部资金的注入、政策的支持、科技的援助，能够推动乡村地区发展。实践证明，外源性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