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效利他主义及其挑战——评...效利他主义改变我们的生活》_黄杰.pdf

书 评 实效利他主义及其挑战 评 行最大的善:实效利他主义改变我们的生活*黄 杰 薛美琴*摘 要:实效利他主义是当代西方世界新兴的一种大众慈善形式。行最大的善:实效利他主义改变我们的生活 一书,系统归纳和分析了实效利他主义的思想理念及行动机制。受功利主义影响,实效利他主义特别强调理性的价值,鼓励人们用证据和推理选择行善的方式,以最大限度实现慈善的效益。在促进传统慈善方式变革的同时,实效利他主义受到了不少的批评、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其中,既有关于实效利他主义价值正当性的质疑,也有关于其运作模式及长期效能的担心。借鉴西方的经验,我国慈善事业的未来发展需要鼓励慈善形式的创新,提高慈善透明度,同时要加强对新型慈善的管理,防止慈善过度市场化和技术化。*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型政商关系视野下 民企二代 统战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9CZZ006)。黄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香港大学博士,主要从事当代中国商业政治、比较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方法论等方面的研究,E-mail:hjacademic ;薛美琴,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社会组织、基层治理等方面的研究,E-mail:。关键词:实效利他主义;新型慈善;大众慈善;理性化一 引言过去十多年,一股名为“实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的新慈善潮流在西方世界兴起。实效利他主义鼓励普通人将慈善参与作为生活的一部分,特别是通过应用经验证据来达到最佳慈善效果。至今,实效利他主义者已经积聚了不少力量:他们不仅每年召开国际论坛,还建立了包括“善捐”(Givewell)、“尽我所能”(Giving What We Can)等多个实效利他主义的基础性平台。这些平台致力于为公众提供慈善捐赠的可靠信息和建议,已经累计获得了超过 15 亿美元的捐款。不少年轻人受实效利他主义的感召,承诺要持续地把自己收入的 10%捐给他们认为最有效率的慈善项目(MacAskill,2018)。在实效利他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著名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Singer)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辛格 1946 年出生于澳大利亚,曾就读于墨尔本大学,并在牛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目前是普林斯顿大学应用伦理学的教授。作为当今世界最著名的功利主义哲学家,辛格长期以来一直呼吁人们通过行善来改变世界。1975 年,辛格出版了 动物解放,呼吁人们应该尊重动物的权利,它成为现代动物解放运动的重要宣言。2005 年,辛格出版了 你能拯救的生命 一书,同年成立与该书同名的慈善机构,倡导人们以最有效的方式拯救他人生命。辛格培养了数位实效利他主义的发起人,他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实效利他主义的发展,所以不少人称他是实效利他主义智识之父。本文是对辛格的著作 行最大的善:实效利他主义改变我们的生活(The Most Good You Can Do:How Effective Altruism is Changing Ideasabout Living Ethically)的批判性评述。该书的底本源于辛格 2013 年在耶鲁大学“伦理学、政治学与经济学”卡索系列讲座的内容。由于该261 中国社会组织研究 第 23 卷书系统总结了实效利他主义的最新理论和实践,且语言生动、通俗易懂,因而甫一出版便广受好评,甚至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目前实效利他主义最重要的出版物。本文首先将简要介绍实效利他主义的基本理念,之后指出实效利他主义目前受到的若干理论和实践的批评,最后在此基础上讨论实效利他主义对我国大众慈善发展的可能启示。二 实效利他主义的基本理念根据辛格(2019)的看法,实效利他主义的标准定义是“一种哲学和一场社会运动,旨在应用证据和理性来找到改善世界最有效的方式”。显然,一方面,实效利他主义是利他主义导向的,强调人们应用自己的善行改善他人的福利。这种利他主义的倾向是对西方世界人们日益普遍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批判。晚近以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人们越来越沉溺于物质消费带来的快乐,对公共生活则仅止于遵守一般的伦理准则 不偷窃、不欺骗、不伤人、不杀人。然而,这种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在为个体带来短暂的快乐之后,会让其陷入更加长久的孤独和空虚。真正持久的快乐,在实效利他主义者看来,源于承认他人的生命和幸福与我们自己的生命和幸福一样重要,并努力通过自己的行动尽可能改善他人的福利。在这一点上,实效利他主义和当代其他道德哲学都认为,人之为人不应仅仅满足于自我的物质生活,而应通过无私地帮助他人努力过一种富有伦理的生活。另一方面,实效利他主义是高度“理性化”的,它特别强调要以最低的成本实现慈善效益的最大化。正如辛格一再指出的,我们每个人拥有的时间和资源均是有限的,不同的项目又有明显不同的慈善效应。因此,为了使我们已有资源的慈善效应最大化,我们必须理性规划和使361实效利他主义及其挑战 这一评价来自实效利他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 维尔麦克斯基尔(Will MacAskill)。有关其他学者对此书的赞誉,可参见该书英文版封底。用既有的资源。经济学的成本-效益(cost-effectiveness)分析则是最大化慈善效应的重要工具。简单说来,就是把所有可能的收益转换为可衡量的指标性数据,然后通过比较指标性数据来选择慈善项目。例如,辛格经常提到的一个例子是,在美国很多人会捐款给训练导盲犬的组织以帮助盲人,训练一只导盲犬的成本平均高达 10000 美元。与此同时,非洲国家有大量儿童因沙眼而失明,而预防沙眼的成本仅仅为 25 美元。这就意味着,在美国训练一只导盲犬的经费可以拯救400 名非洲儿童免于失明。尽管都是在行善,但是同样的投入能带来 400 倍的更多效益,实效利他主义自然会认为前者无效率,因而更加偏爱后者。更进一步看,实效利他主义的这种理性化决策离不开科学、系统的评估。如果没有坚实的经验证据,那么人们显然很难判断何种慈善决策最优。因此,实效利他主义鼓励人们在做慈善决策前要尽可能收集各类项目信息,以便在不同项目间做出理性选择。在这一过程中,前面提到的各种基础性平台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平台的主要工作是收集、整理各类慈善组织的成本-收益信息,评估慈善项目的可能收益。例如,作为具有影响力的第三方平台,“善捐”会定期发布有关各类健康问题慈善项目的评估报告,并给出明确的推荐意见。其评估的内容包括是否具有详尽的评估资料、行动成本是否合理、善款的使用能力以及组织的透明度等。除了这些基础性的信息评估外,“慈捐”最近的一个重要发展是开始广泛运用随机控制实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等科学研究方法,即通过严格的实验设计(控制组-干预组比较)来评估慈善干预(如分发蚊帐对疟疾的预防、为贫困家庭提供现金支持)的影响。从总体上看,实效利他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兴的大众慈善形态。传统的大众慈善,要么是“激情的慈善”(passionate philanthro-py),一次性向一个自己十分关心的慈善项目捐赠所有善款;要么是“温情的捐赠”(warm-glow giving),不定期向许多自己关心的慈善机构捐赠小额善款。无论是“激情的慈善”还是“温情的慈善”,在实效利461 中国社会组织研究 第 23 卷他主义看来,都不免受到个人感情和经历的影响,缺乏理性的指导,因而是不可取的(辛格,2019)。实效利他主义倡导的是基于经验证据和理性开展慈善活动,尽可能排除个人价值和情感的影响。在这一状态下,帮助我们所爱之人未必优于帮助陌生人,帮助本国公民未必优于帮助他国公民,甚至对人类的关爱也未必优于对动物的保护,所有的选择端赖实际慈善效应的比较。尽管表面上实效利他主义有些不近人情,但是客观上实效利他主义不仅提高了慈善的效率,也扩大了慈善的覆盖范围。因此,在一些评论家看来,实效利他主义是 21 世纪最有潜力的慈善形式。三 实效利他主义的批评者尽管实效利他主义在西方社会方兴未艾,但它受到了不少的批评、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具体而言,一些意见质疑实效利他主义的价值正当性。如前所述,为了使慈善效益最大化,实效利他主义尊奉“理性优先”的原则。一切只考虑慈善的成本-受益,其他各种价值(如正义、自由、平等)都要以它们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程度进行取舍。辛格在书中多次批评那些将巨额资金捐给剧院和博物馆的做法,认为他们应当被用于更加需要支持的发展中国家的疾病预防和治理。从经济理性的角度看,虽然实效利他主义的选择有其合理性,但这无疑忽视了人作为伦理生物是有多元的价值追求的。假设某人钟爱艺术,捐款给剧院和博物馆不仅满足了他本人对艺术的追求,也改善了大众的艺术体验。那么,我们何以觉得捐赠于非洲的卫生事业就一定优于捐赠于本国的艺术事业?可见,绝对的理性优先有可能走向了理性霸权,使所谓利他主义沦为纯粹理性的算计。另一些意见担心实效利他主义中个人化的倾向。实效利他主义可能过分夸大了个体的能动性,把慈善塑造成个人英雄主义的事业。辛格(2019)在陈述其学生何以选择实效利他主义生活时写道:“假如你看561实效利他主义及其挑战 见一栋起火的楼,你冲进熊熊烈焰,踢开门,让 100 个人逃生。这将是你生命中最伟大的时刻。而我也可以做出同样伟大的善举!”尽管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倾向确实能够吸引和动员不少年轻人,但有时也会影响慈善效果。例如,不少研究者观察到,实效利他主义基本上不信任自身圈子以外的慈善行动者(毕索普、格林,2011;Rubenstein,2016)。在发展中国家的不少项目中,他们大多亲力亲为,很少与当地政府部门或社会团体有联系。更严重的问题是,实效利他主义认为只要理性规划便能达到预期目的,因而很少关心项目受助者的意见。结果是不少项目仅满足了捐赠者的美好愿望,而没能充分调动受助者的能动性,甚至撕裂了当地社会。此外,还有一些意见怀疑实效利他主义带来系统性变革的可能性。批评者认为,贫困和不平等从根本上说是由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失衡导致的。例如,根据最近的估算,贸易保护主义使世界最贫困国家的人民每年损失 1000 亿美元,而非法的资金流动则让他们每年进一步损失了250 亿美元(Gabriel,2017)。如能在这些问题上做出有效的改革,显然能够更好地改善穷人的生活。然而,实效利他主义仅仅考虑如何以更高效的方式利用既有资源,对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革则不甚关心。辛格(2019)就曾冷漠地写道:“让富人变得更富,但同时避免让穷人变得更穷,我们还不清楚这会不会在总体上导致糟糕的后果。这会增强富人帮助穷人的能力,而且世界上最富有的一些人,包括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如果按其捐款的资金数额衡量的话,都已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实效利他主义者。”由于缺乏对系统变革的追求,在批评者看来,实效利他主义至多能消除个体的不幸,与实现“最大善”的目标则差之远矣。概括而言,以上种种批评既有理论层面的,也有实践层面的,涉及实效利他主义的各个方面。对于这些批评,以辛格为代表的实效利他主义发起人有清楚的认知,并在许多方面做了回应。在最近的一些作品中,辛格和他的合作者们就试图将部分批评意见融入实效利他主义的661 中国社会组织研究 第 23 卷框架中。实效利他主义在强调理性主导的同时,包容不同价值,并将其作为辅助性标准(Greaves and Theron,2019)。在慈善项目运作中,实效利他主义应当更多加强与当地社团的合作,并将受助者的意见纳入项目的最终考核(Gabriel,2017)。实效利他主义不仅要关注全球健康等当下的社会问题,也要关注应对气候变化、防止核战争等那些涉及人类发展的长远议题(MacAskill,2015)。尽管这些努力未必能完全消除批评者的担忧,但它们无疑都提高了实效利他主义的理论包容性,为这一新兴大众慈善运动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四 对我国大众慈善发展的借鉴意义慈善是中华民族世代相承的传统美德。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慈善事业得到了恢复和蓬勃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共有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 9480 家,社会捐赠总额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