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文化、正式制度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_王孝钰.pdf

年第 期财务与会计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 王孝钰，女，年 月生，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会计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资本市场财务与会计问题；高琪，女，年 月生，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资本市场财务与会计问题。本文通讯作者为高琪，联系方式为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数字化转型与商业信用融资：理论机理与实证研究”（项目编号：）；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晨光计划”项目“放管服 背景下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研究”（项目编号：）。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商帮文化、正式制度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王孝钰高 琪 摘 要 目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数量和质量整体处于上升趋势，但仍有很大进步空间。本文以 年中国沪深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企业办公地与商帮发源地之间的最小距离来衡量企业受商帮文化的影响程度，探讨商帮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受商帮文化影响程度越大，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越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外部法制环境与内部公司治理这两种正式制度弱化了商帮文化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正相关关系，表明正式制度与商帮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存在替代关系。通过对商帮文化的进一步细分，发现相较于血缘为主的商帮，地缘为主的商帮文化更有利于提升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本文研究有助于让社会认识到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必要性，通过充分发挥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来促进企业承担和披露社会责任。关键词 商帮文化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正式制度 非正式制度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DOI:10.19681/ki.jcufe.2023.02.005财务与会计 年第 期一、引言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一同推进着社会与经济的有序发展，尤其是对于正式制度不甚完善而传统文化浓厚的转型阶段国家，非正式制度凭借其“灵活性”特征，可能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如果忽略了博大精深、代代相承的中华文化，可能无法全面理解中国企业决策行为的特征。已有关于传统文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大多聚焦在宗教文化（陈冬华等，；毕茜等，）、宗族文化（潘越等，、；吴超鹏等，）等，而很少有学者研究与商业行为有着莫大渊源的商帮文化。商帮文化是在长期的商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独具地域特色的运营规范和价值观念（周黎安，），在几个世纪以来极为稳定（，），并在无形之中提供了滋养企业发展的土壤。因此，探究古代商帮文化如何影响当代企业，极具现实意义。起源于西方责任伦理的企业社会责任提出，企业除了要保证股东权益，还必须承担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我国当前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实行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双重披露制度。中欧国际商学院发布的 股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研究指出：“我国 股上市公司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数量和质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企业间差异较大。例如，年度披露 报告的 股上市公司中，最少的披露页数仅为 页，最多的披露页数为 页，并且报告页数不足 页的企业占比将近一半。”这些都表明，我国企业对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正在形成广泛共识，但仍有很大提升空间。现有文献指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并对外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能够给企业带来积极的经济后果，例如可以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何贤杰等，；钱明等，）、促进企业的投资效率（钟马和徐光华，；等，）、带动股票收益率并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等，；宋献中等，）。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不足将会极大地制约企业的发展，因此，有必要探究哪些因素有利于提高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但现有研究多侧重于正式制度，本文深入探究我国是否存在一些独特的非正式制度能够在无形之中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本文探讨了商帮文化是否有利于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受商帮文化影响程度越大，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越高，并且这主要是通过环境熏陶机制产生的影响。进一步探究了正式制度与商帮文化在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方面的互动作用，结果发现正式制度弱化了商帮文化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正相关关系，表明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替代关系。通过对商帮文化的进一步细分，发现相较于血缘为主的商帮，地缘为主的商帮文化更有利于提升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本文的研究存在以下贡献：首先，拓展了商帮文化的相关研究。已有关于商帮文化的研究，大多以定性化的描述性分析为主。本文基于地缘性构建商帮文化变量，利用实证研究法，分析商帮文化如何影响现代企业的经营行为。其次，从文化视角补充和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研究。已有文献大多从企业内部公司治理或宏观制度环境的角度，研究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本文则以商帮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为切入点进行研究。再次，本文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作用提供了新的依据。现有文献对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存在不同观点。本文研究发现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这一场景下，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是替代关系。最后，本文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整体表现一般，且企业大多因强制性规定而对社会责任信息进行披露。从中国传统商帮文化视角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进行探究，有助于超越正式制度的范畴，溯及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及信息披露的根源，有效发挥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增加正式制度执行的有效性。二、文献回顾（一）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相关研究较多文献基于企业自身微观层面和外部宏观环境层面的正式制度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企业微观层面，总体发现良好的公司治理，如管理层持股（郑冠群等，）、有效的股权制衡（冯照桢和宋林，；坚瑞和戴春晓，）、完善的内部控制（汤晓建，；李志斌和章铁生，）都会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外部宏观环境主要从制度环境层面着手，总体研究发现，制度环境越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越好（汤晓建，；黄雷等，）。也有一些文献研究关系网络（等，；秦续忠等，年第 期财务与会计）、文化（等，；毕茜等，）等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本文突破传统的制度理论框架，以商帮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为切入点，考察其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丰富了相关文献。（二）文化影响企业行为的相关研究早期文献通过 （，）的社会文化维度的衡量指标、或世界价值观调查等方式构建文化维度的数据基础，检验各个维度或某几个维度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等，；等，；等，）。近期学者开始研究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对于企业行为的影响。西方学者主要聚焦于宗教文化，研究总体发现宗教信仰能够起到一定的公司治理作用，约束企业行为（等，；和，；等，），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等，）。我国学者则聚焦于宗教文化、儒家文化和宗族文化，同样发现宗教传统和儒家文化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有利于缓解代理问题（陈冬华等，；古志辉，；杜兴强等，；辛宇等，）。潘越等（，）、吴超鹏等（）研究发现，宗族文化有利于缓解融资约束，影响亲属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商帮文化是在商业实践中形成，应该更容易影响现代公司的商业行为，但学术中却鲜有相关的实证文献。本文将探讨商帮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为文化与财务领域研究做出有益的补充。（三）商帮文化的相关研究目前关于商帮文化的研究，描述性研究居多。较为经典的是 （，）对中世纪马格里布商人与热那亚商人的研究以及蔡洪滨等（）对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研究。研究表明，不同的文化信念会导致各商帮形成不同的治理模式，不仅如此，文化信念与治理模式之间相互支持和相互强化，不同的商帮因其治理模式的内在特征会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已有研究商帮文化的实证文献较少。等（）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的商帮文化与委托代理成本呈现负相关关系。修宗峰和周泽将（）研究发现，在商帮文化浓厚的地区，企业会进行更多慈善捐赠。王孝钰等（）认为，商帮文化强调“诚信义利”，能够发挥无形的道德约束，有利于企业获取商业信用，缓解融资约束。本文基于地缘性构建商帮文化变量，在企业微观层面上运用实证分析，研究商帮文化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方面如何影响现代企业。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一）商帮文化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商帮是以地缘、血缘和业缘为纽带形成的商人群体（蔡洪滨等，）。我国传统商帮诞生于宋朝，在明清时期蓬勃发展。已有文献大多将其划分为十大商帮，包括宁波商帮、龙游商帮、广东商帮、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福建商帮、江右商帮、洞庭商帮、山东商帮（等，；张海鹏和张海瀛，；吴琦等，）。商帮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当时的经济繁荣，对当地的社会文化也带来了颠覆性影响。长期的商业实践表明，根植于商业活动中的文化是影响企业长远发展的重要因素，其决定了企业的经营哲学、经营理念，进而对企业的经营模式、经营方向产生持续的影响。商帮治理本质作为一种激励约束系统（蔡洪滨等，；和，），其文化核心是“诚信真善，义利并举”，要求商人要有诚信精神、信托责任、奉献仁爱等。例如，晋商“珍惜信誉”，清人郭松焘说：“山陕人世守商贾之业，惟其心朴而心实也”。江右商人讲究“贾德”，“待人以诚”。光绪清江杨氏五修族谱 记载，清江杨俊之，“贸易吴越闽粤诸地二十余年，虽童叟不或欺，遇急难不惜捐赀排解，严取予，敦然喏”。徽商主张“以义获利”“仁心为质”。绩溪 西关章氏族 中记载，绩溪商人江通，因“以义获利，为乡所重”。嘉庆 休宁县志 记载，清代休宁人吴鹏翔，侨寓汉阳，时值汉阳饥馑，“鹏翔适运川米数万石至，计之可获利数倍”，但吴鹏翔为救人于水火之中，“悉减值平粜，民赖以安”。与法律法规等国家强制性正式制度相比，商帮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作用，更多的是作用于人的意识形态，即商帮文化所蕴含的待人以诚、经商守信等核心价值观与道德伦理等，都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企业领导者及企业员工对自己、对企业、对社会的态度。商帮文化的稳定性、意识形态的难变更性都会使得这种正面态度在个人层面得到不断强化，与此同时，在人与人的不断交流中，这种积极态度也在地区层面广为传播。一方面，受商帮文化治理的影响，企业更有动机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建立信任机制，向其财务与会计 年第 期他商业合作者释放“值得信赖”的信号，以缓解委托代理问题。另一方面，商帮文化强调的“义利并举”也与企业对利益相关者承担社会责任的精神一致。此外，处于商帮文化浓厚地区的公众，更可能受到商帮文化的耳濡目染，也更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从而反向推动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并进行披露。因此，本文认为，企业所在地区商帮文化浓厚，企业可能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同时为了降低信息不对称性，企业更可能对社会责任信息进行公开披露。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企业受商帮文化影响程度越大，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越高。（二）商帮文化与正式制度在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方面的互动作用自 年开始，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律法和条规，尤其是在 年“三鹿毒奶粉”事件曝光后，证交所更是强制要求部分上市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但企业违反社会责任的行为还是屡禁不止。究其本因，律法、条规等正式制度规定的只是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下限，这使得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时抱有侥幸心理，导致正式制度并不能够很好地约束企业行为。非正式制度对于社会的影响力往往强于正式制度，尤其是在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国家中尤为显著。因此，从与企业有着莫大渊源的商帮文化出发，探究其与正式制度的互动作用，或许可以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提供一个有效的全新解读。陈冬华等（）在研究不同正式制度情形下宗教传统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时，提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可能会由于行为人最终目标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作用方向，或是无关、或是一致、或是替代。具体地，如果行为人的最终目标只是为了满足正式制度的最低要求，那么，非正式制度只对正式制度起替代作用，即在正式制度薄弱时，商帮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正向作用更为强烈。如果行为人的最终目标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最低要求，还在披露成本与披露收益之间进行权衡，导致企业为了获得更大的潜在利益，愿意承担额外成本，那么，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呈现互补作用，即完善的正式制度强化了商帮文化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