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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的历史视角姜鹏专栏题：扶风逸语姜鹏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规划院信息室主任，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主要从事城乡规划、旅游规划、新型城镇化规划等。微信：Hai_JP【开栏语】脑洞大开，只为表明一种态度；落锤有逸，只为发出一种声音。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基于现实的理性选择。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关乎现代化大业的全局与根本。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最悠远的基因和最艰巨的战场也在于乡村。步入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研究与系统破解“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中华文明的农耕基因农业，是人类文明产生的前提1。人类存在的历史较为久远，但农业产生的时间却相对短暂。如果把人类历史比作一天，那么农业是在最后几分钟才出现的。所以，人类应该感谢万年之前爆发的“农业革命”，它使得富余食物的产出成为可能，由此部分人类才可以脱身从事非农性活动，整个社会才得以不断地复杂、富裕和强大，并最终成长为所谓的“文明”2。目前尚不确定农业到底是如何产生或者被创造的，就连“农业”的定义本身也长期争议不定，但农业无疑重塑了人类社会，带来促使人类做出改变的各式各样的选择压力，并最终引致重大的社会革新3。农业还异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而文化反过来又加速人类的进化以不断适应环境，礼制成为人类社会的突出特征4。“文明”与“文化”这两个词，均出自中国古代典籍，近代被用作翻译西方术语，之后两者的概念常常纠缠不清。“Culture（文化）”的概念源于罗马人的农耕观念，而“Civilization（文明）”的概念则源于（希腊）城市，对应于“野蛮”的概念而产生5。所以，“文明”常常成为城市生活的代名词，而城市也被视为人类文明的标志4。受西方相关理论研究影响，中国在研究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时曾长期以城市为重，而忽略了对村落与农业的考量6。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气候特征孕育了中国独特的农业文化，随之而来的定居与聚（村）落的出现则为早期城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7。伴随着农业文明的演进，中国的原始聚落至少在8400-7000年前进入了稳定状态，接着自7000-5500年前有了全面发展，进而继续分化为村落与城邑（有城无市则为邑）8。这种村落产生和发展的独特路径，引领了华夏文明的发展道路，期间的村落与城邑长期共生共存，均应被视为中国文明的重要标志6。中国的城市是在“以农为本”的框架内兴起发展的，持久的农业影响也反映在城市的内部9。农业对土地的依赖让社会关系的复杂化有了依托与发展，所谓精神生活就是这种社会化过程的衍生品4。中国的城市文明自成体系，特别注重天地人的和谐，与世界其他地区差异很大10。中国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多元交汇格局中孕育成长的精耕细作农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11。农业塑造了中国文明的类型，农耕基因是中华文明持续存在的主要原因12。农业生产和礼仪、礼制紧密关联，在公元前几千年的时间跨度中，推动中国社会整体发生巨大变革13。在仍难确定的时间点，出现了团结御外的聚（村）落联合体，进而浮现早期国家（酋邦）的形态，呈现为公元前2400-公元前1000年间的夏商周14。文字与国家是在大型聚落中孕育而生的10，而直到殷商时期城乡还是难以分割的宗族共同体8。北京规划建设 173OBSERVATION 观察现实并非历史发展的唯一可能，历史演进只是经历了一连串偶然关键点的结果而以14。农业的发展、农民的特征，以及农村与城市的关系，包含着人类经验中最为关键的部分，这些经验对于理解继往历史与现实世界尤为重要1。人类能够发展延续至今，依靠的便是亿万农民卓有效率的生产实践，所以农业的进步永远不应被有所贬低15。即便相应的历史已无从探寻，而人们的语系、种族和农业系统，无一不明显反映着这一结果16。可以说在整个古代社会里，农业始终是关键的生产部门，没有农业的发展，就不会有后续的“城市革命”与“工业革命”17。中国文明可谓在同一区域延续了五千年并留存至今的社会结构的典范5。新石器时代特定的环境条件，促使中国的南北方都向着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发展，迟至20世纪都一直在主导并彻底改变着中国的面貌14。任何其他文明都没有产生像中国这样的族长在家庭生活中同时身兼数职的社会体系，而正是这种体系塑造了中国的文明并使之延续至今2。小农经济并非中国所独有，但中国将之发展到了极致，农业形态决定了中国人的居住形态、社会关系与意识形态，并最终导致世界观的差异，中国与西方的根本差异始于农业时代4。技术变革推动社会演化，农业革命引致城市（镇）化、阶级（层）分化与社会分裂（化）等连锁反应，打破了原始聚落的束缚，催生了更能有效开发资源、活动范围更广的高级体制18。农业奠定了万年以来文明生长的根基，迄今人们仍享受着史前农业革命的遗产16。一万年前在中国率先启动的农业革命，是一场值得追溯的开启“史前的现代化”的伟大历程，其所开创的长久文化繁荣直至近代时期才被西方超越19。传统乡土社会的变迁在世界七大原生古文明当中，中华文明可谓“唯一未曾中断”20，其历史文化的强大连续性成为重要特征21。巴林顿摩尔等国外学者也都强调，内部的历史逻辑是推动中国社会变迁的终极力量22。中国虽历经王朝更替与异族入侵，文明的传统却一直不曾间断，其“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异常强大4。跨越了几千年，中国的社会文化体系仍能得以留存，本身就是件了不起的事，无视这些传统显然无法真正理解中国文明13。决定人们生活的，不是技术而是文化23。城市并非人类唯一的文化生态单元，特别是对中国而言，农村里留有异常丰厚悠远的文化遗产4。自古以来，中国的生活方式、农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就与西方有着本质的区别24。中国至少从春秋战国起，就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一直延续至今12。村落不止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石，也对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如今在中国仍然分布着300多万个村落25。这些村落继承传递的特色文化基因延展不替，成为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6。然而自19世纪起，农村在各个国家成为现代事物的反面映像，被视为历史的承载者而非缔造者，更不具备改变世界的创造性力量15。而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城乡分立常被视为传统与现代的对立22。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弥漫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实质上是照搬西方工业文明模式对传统社会的冲击26。梁漱溟所持的学习西方致使中国乡村遭受破坏的观点极具代表性27。恰如费正清所言，近代中国和外国相互渗透，表面的现代化不是中国生活的全部，后面潜藏的古老社会仍在广大农村里继续，对此不论西方人还是现代中国人都不能理解28。对于正在剧变的乡土中国而言，传统本身也在变化22。前现代乡村的经济简单性只是现代人的想象，季节性的迁移劳动、外出买卖和入伍打仗在乡村里一直是司空见惯的事，大多农耕家庭都有多种来源的非农收入15。对于长期处于底层、承受双重剥削的农民而言，文明更多地表现为城市统治着农村，而少数的城市居民则凌驾于众多的农民之上1。面对现代化冲击和民族危机刺激，近代无数仁人志士不约而同走上了学习西方的道路，并试图将城市文明与工业化植入传统乡土社会26。而忽视了现代化对内在历史传统的解构，显然最终也无法明晰现代化的内涵及其对乡村的复杂影响22。如今城市成为多数人的生活之地，2021年全球城市人口占比已达56%29，而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城市一直都是少数人聚集之所。直到工业革命后的18世纪后期，英国才率先创立起主要依靠大规模生产为基础的新型城市9。近代早期的城市化常常混合了城市和乡村的方方面面，乡村劳动力的流动给城市注入活力，而城市的供养和制造业原料供给紧密依靠农业，城市化的发展始终包含在农业当中15。在许多地区，城乡长期连成一片，农民生活在城里，间或回归农业生产，现代化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也留下众多未解决的历史问题1。城与乡本应相辅相成，但历史的悲剧却让两者不幸走上相克背离之路30。步入近代，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中国的传统农业日趋衰落，并在20世纪上半叶形成席卷全国的“乡村危机”农业经济凋敝，农村动荡不安，农民生活窘迫26。由是自古就有两个中国一个农村社会，一个城镇社会28。时代转移与三农问题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问题。小农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支撑了中国文明的长久绵延，但最终也因其衍伸的文化体系与社会结构而饱受诟病，并被视为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19。如理论物理学家陈平1979年所言，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长期阻碍中国发展分工协作的大生产方式和阻碍科学技术进步的根本原因”31。对此，不少学者持有异议，认为中国没能发展出现代科学是个问题，但其文化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却是开放的，强调中国文化具备某种内在超越性32。不管怎样，20世纪的变化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称得上是最深刻与剧烈的，乡土中国的变迁便是其一22。现代中国乡村的变化太快了，尤其是在最近几十年的快速城镇化中，村庄演化和社会变革174 北京规划建设观察 OBSERVATION之快令人备感不适19。部分学者将之归因于主观政策的结果，强调相关政策设计长期过于偏重城镇发展，认为现行农业农村政策尚不足以解决中远期问题，建议下大气力实现农业现代化33。在这“改天换地”的历史变革当中，没有什么事能比“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更吸引人了22。这种关注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最终形成了共识34，“三农”这一概念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于1996年正式见诸报刊35。进入21世纪，“三农”问题依然备受重视，关系中国经济整体良性发展和现代化最终得以实现的全局，而似乎所有现实问题的根源都可追溯至所谓的“三农”问题24。当前，传统小农经济正快步奔向现代化，农业生产的数量增长已然实现，但为了实现可持续的稳产增产，还须进一步解决诸多环境、社会和文化问题，让更多的人关注与了解“三农”问题36。同时，面对愈加残酷的全球竞争，亟需着力回溯，于历史与现实的复杂纠缠中寻源中国“三农”问题的痛处24。毋庸置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深厚的基础在于农村，最艰巨的任务也在农村，“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势在必行37。参考文献1 马克B.陶格.世界历史上的农业M.刘健,李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2,14.2 威廉麦克尼尔.5000年文明启示录M.田瑞雪,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20:30,154-155.3 格雷戈里柯克伦,亨利哈本丁.一万年的爆发：文明如何加速人类进化M.彭李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70.4 陈胜前.人之追问：来自史前考古学的思考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13-14,22-23,36,140-142.5 布鲁斯马兹利什.文明及其内涵M.汪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xx-xxi,10,28-29.6 马 新.文 明 起 源 视 野 下 的 中 国 早 期 村 落 形 态 J .中 国 社 会 科学,2019(08):166-186+208.7 何一民,等.中国城市通史（绪论 先秦卷）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20:221-222.8 马新.中国古代村落形态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3,9,19,46.9 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典藏版）M.王旭,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88-89,143.10 薛凤旋.中国城市文明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22:10,31.11 李根蟠.农业科技史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3.12 徐旺生,等.中国农业发展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2,18,256.13 冈村秀典.中国文明：农业与礼制的考古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2-7,216.14 马立博.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M.关永强,高丽洁,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15,39-40,43.15 大 卫 卢 登.南 亚 农 业 史 M .资 谷 生,译.昆 明:云 南 人 民 出 版社,2015:2,7,134-136,394-395.16 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