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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
一场
苍凉
梦魇
探讨
文学作品
戏剧
改编
宋小杰
19 2022 年第 6 期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剧评专栏 人生是一场苍凉的梦魇 从舞台剧活动变人形探讨文学作品的戏剧改编宋小杰活动变人形是我国著名作家王蒙创作的优秀长篇小说,发表于 20 世纪 80 年代,作品一经出版就在文学界引起了极大轰动,被称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变形记”。小说的主人公倪吾诚出生于 20 世纪初期的一个中国农村地主家庭,年轻时曾经在妻子姜静宜的资助下出国留学两年,回国后就以“文明人”自居,自认为高人一等,对满脑子封建思想的姜静宜嗤之以鼻,整天想着把“土了吧唧、缩头缩脑”的妻子改造成昂首挺胸、满口英文的西洋美女。正在夫妻关系岌岌可危的时候,姜静宜的寡居姐姐姜静珍带着老母亲姜赵氏前来投奔妹妹,这下可好,三个女人一台戏,姐姐和母亲的到来使姜静宜终于找到了强有力的后盾,这苦大仇深的娘三个“同仇敌忾”,紧紧抱成一团,天天凑在一起研究怎样对付倪吾诚这个“百嘛不是的玩意儿”。于是,倪吾诚本该“辉煌潇洒”的一生就变成了凄凄惨惨的一生,在外不会经营、壮志难酬,那点儿微薄的薪水根本换不来风月场中的美人一笑,回到家来还要面对三个女人的联合咒骂和打压。这“暗无天日”的生活让他苦闷不已,更让他失望的是,自己对儿子倪藻和女儿倪萍的改造也以失败而告终。在妻子怀上了第三胎之际,倪吾诚终于提出了离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场离婚风波很快就在姜静宜孤注一掷的反击下以倪吾诚的自杀未遂而收场。从此二人处于分居状态,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倪吾诚才终于得偿所愿,脱离了这个让他窒息的婚姻枷锁。毫无疑问,倪吾诚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也是可笑的一生、失败的一生。他终其一生都在用自己的标准衡量他人,努力用他那“半吊子”英文和西方思想把身边的人改造得更加“文明”,却只会夸夸其谈,到死也不肯接受社会赋予他的责任和使命,所以他的“改造”只能以失败告终,没有一个人把他那套理论当回事,即便离婚后他也是四处碰壁、半生潦倒,完全没有达到自己曾经设想过千百次的“天高任鸟飞”的境界,因为他根本就不是鸟,只是DOI:10.15947/ki.dwt.2022.010920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剧评专栏一只毛发稀疏、姿态笨拙的鸭子。小说通过对知识分子倪吾诚失败的家庭生活的描写,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以及知识分子的命运等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故事情节生动曲折而又富有趣味,用漫画式的笔触和意识流手法将人物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不仅表达了作者对知识分子劣根性的讽刺和批判,同时也揭露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扼杀,具有极其深厚的文化意蕴。舞台剧活动变人形由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出品,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导演李伯男执导,著名编剧温方伊执笔改编,还汇集了著名灯光设计邢辛、舞美设计刘科栋、多媒体设计胡天骥、服装设计胡晓辉、作曲于力等国内一线主创加盟,可谓大咖云集。该剧于 2021 年8 月首次公演,并于日前参加了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展演,获得了广泛关注。这是“人民艺术家”王蒙的作品第一次被搬上舞台,因此很多观众都翘首以待,期待这部舞台剧能够带来新的惊喜。观剧之后,笔者认为此剧整体来说还不错,称得上是“良心之作”演员功力极强,台词功底极佳,表演张弛有度,服装和舞美都十分考究,一个如同旋转木马般的六边形舞台装置贯穿了全剧,整个舞台被分为几个不同的区域,每个区域都进行了线条鲜明的布局,道具年代感十足,通过舞台的旋转进行场景切换,人物在不同的区域穿行时,舞台便进行反方向转动,巧妙地扩大了舞台空间,增加了舞台的纵深立体氛围;垂吊在半空中的桌椅、镜子、佛龛、灯框等日常生活用品则给整个舞台增加了一种压迫感和魔幻色彩,再配合着灰、白等冷色调光线,更像是一个无法打破的牢笼,禁锢着台上的每一个人,很容易把观众带入戏剧情境。然而,很多观众的观剧体验却并不美妙,相当一部分观众表示“看得头疼”“从头吵到尾”“脑子嗡嗡的”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问题就出在剧本的改编上。总的来说,这部小说情节曲折,画面感很强,人物形象也十分丰满,是比较适合搬上舞台的,但由于王蒙在原著中大量使用了意识流手法,几乎整部作品都是随着人物的意识活动进行架构的,这就使故事情节变得很“碎”,给改编带来了很大难度。游暐之在谈到歌剧剧本的改编时曾经提出:“歌剧剧本的创作过程,就好比是在小说原著当中寻找一颗颗 石子,然后将这些 石子按照歌剧创作的需要来进行摆弄、铺排,最终形成一条源于小说却又别于小说的戏剧线路,达到与小说结局殊途同归的目的。”1这句话不仅仅适用于歌剧剧本的改编,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形式的舞台剧改编。简言之,改编就是将原著的内容进行删减和整合,如果我们将原著当做一条河流,那么散落在原著中的无数情节片段和细节就是布满河床的石子,改编的效果究竟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剧选取了哪些“石子”。笔者窃以为,活动变人形在进行改编时对“石子”的选择和取舍有不少失当之处。我们先来看主人公倪吾诚:倪吾诚十几岁的时候曾经对革命心生向往,这让他的母亲恐慌不已,为了把儿子留在身边,倪母除了给儿子说媳妇之外,还采用了一个“非常手段”,即教唆儿子吸烟片。于是,倪吾诚变成了一个整天21 2022 年第 6 期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剧评专栏吞云吐雾的大烟鬼,在鸦片的毒害下,他大病一场,差点丢了性命,病好之后悲哀地发现自己变成了畸形的罗圈腿。倪吾诚的罗圈腿是小说中的关键情节,因为小说的题目就来自于倪吾诚送给儿子的日本玩具书活动变人形,书中的图案是活动的,分为头、身、腿三部分,通过这三部分不同的排列组合可以拼接出不同的人形,其中“头”代表了理想和希望,“身”代表了行为和本领,“腿”代表了生存的环境和土壤。倪吾诚本来高大俊朗的身形却搭配着两条“细而弯的麻秆似的腿”,显然他的头、身、腿三部分是割裂、扭曲的,畸形的双腿象征着旧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也隐喻着他的悲剧命运,因此“罗圈腿”在小说中实际上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王蒙还围绕着倪吾诚的罗圈腿设置了另一个情节父子二人一起洗澡。当九岁的倪藻跟着父亲一起去澡堂子洗浴时,他终于看到了父亲身体的“全貌”,父亲那扭曲、滑稽而又可怜的双腿让他感到一丝陌生和恐惧,震惊之余他不由产生了一系列的心理变化。笔者认为这个情节也很重要,因为它代表了“下一代”对“上一代”的审视和反思,只有在真正的审视和反思中,人类才能取得进步,一代代向前迈进。但令人疑惑的是,“罗圈腿”的情节在剧中居然完全没有出现,这就使“活动变人形”的主题缺少了相应的情节支撑,变得模糊、单薄,缺乏说服力。倪吾诚的妻子姜静宜是一个悲惨的女人,通俗点说就是“命苦”。她的苦就在于她嫁给了一个中不中、洋不洋的“半吊子”丈夫,不论她如何努力地生儿育女、勤俭持家,都不可能得到丈夫的爱。剧中全面展示了这个半裹脚、上过两年洋学堂的女人守旧、世俗的一面:重男轻女,只给儿子碗里加红糖却不给女儿加;三句话不离钱,把丈夫兜里仅有的钱偷走,拿到丈夫领工资的图章时高兴得两眼放光;整天担心丈夫被外面的“狐狸精”勾走;在姐姐的教唆下像泼妇一样骂街这些情节都是十分忠实于原著的,但选材有些偏颇,没有读过原著的观众会误以为姜静宜和倪吾诚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磕磕绊绊、吵闹不断的,误以为姜静宜就是一个以夫为纲的守旧、世俗的女子。笔者认为王蒙对这个人物的塑造并不止于此,小说中有两处情节十分值得关注:一是倪吾诚留学归来后带着姜静宜来到北京生活,二人新婚燕尔、夫唱妇随,一起去跳舞、吃西餐、听名人讲座,度过了一段短暂而又快乐的时光。原文是这样描绘的“一方面是久别两年之后,一方面是静宜初到大城市,一个新的世界在她眼前打开,而她童心未泯,兴奋喜悦异常,最后一方面是倪吾诚少年得志,意气与月薪同步风发。天时地利人和,八字走对了这么一会会儿。”2这是多么幽默细腻的笔触!我们仿佛看到了这对小夫妻在弥漫着咖啡香气的西餐厅对坐交谈的画面。二是结婚多年后姜静宜对丈夫的评价“她知道他不顾家,对她毫无情义,但是他摆脱不了这个家,也得不到另外的一个家。他要是只求随便搞几个女人,也许他早就可以飘飘然优哉游哉了。缺德的是他还要什么真正的爱情!这样他就只能是自找罪受、自找苦吃、永世没有顺心的时辰!完全是受了邪祟洋祟,却不想想自己:要钱没钱,要势没势”3 这两处情节表明,姜静宜并不是一个完全不懂得接受新生事物的“土22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剧评专栏包子”,她也曾体验过丈夫所追求和向往的“文明生活”,只是很快就失去了兴趣,因为她明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倪吾诚的薪金根本没法长期维持这样的生活方式,所以她见识过繁华之后主动选择了退守家庭,用一己之力艰难地撑起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她知道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只有脚踏实地地过日子才能在这乱世扎下根,她对人生和社会的认识比她那自命清高的丈夫要深刻、透彻的多。所以,姜静宜并不是单纯的市侩,在她的市侩中蕴含着看透世事的清醒,但由于编剧选材上的偏颇使这个人物形象变得直白而又扁平,观众只看到了舞台上那个哭哭啼啼、吵吵嚷嚷的市井妇人,这显然是一个遗憾。姜静宜的姐姐姜静珍和母亲姜赵氏也是这个家庭的重要成员,对于这两个寡居多年、没有儿子的小脚女人,编剧竭力展现了她们内心的阴暗和扭曲,如母女俩对自己当年用一把菜刀击退了如狼似虎的亲戚、保全了财产时那“高光时刻”的怀念;二人既希望姜静宜和倪吾诚和好、又不希望他们“太好”的矛盾心态;姜静珍洗大白脸时状若癫狂的怒骂和呓语等。演员出神入化的演技和尖利的嗓音再加上阴暗的舞台氛围让观众不由产生悲凉之感父母不和、整日吵闹,再加上阴郁的姨姨和姥姥,倪萍和倪藻的童年该有多么可悲!但在王蒙的笔下事实并非如此,在童年倪藻的眼中,“姨姨也是珍贵的”4,姨姨是他的家庭教师,每天都给他辅导功课、讲故事,还给他买笔墨纸砚。姥姥则是倪萍的亲密伙伴,经常带着她逛庙会、看戏,给她讲自己小时候裹脚、扎耳朵眼儿的故事,以至于“从小,姥姥这个词就唤起了倪萍的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和踏实感”5。每当姜静珍和姜赵氏抑扬顿挫地吟诵诗歌时,倪藻都会被那种古色古香的气氛感染,从而发出深深地感慨:“我有一个多么好的姨姨和姥姥啊!”6。由此可见,尽管父母感情不和,家庭经济条件也不宽松,但总体来说倪萍和倪藻的童年依然是幸福的,“倪藻总觉得全家都是一些温柔的、慈爱的、妙不可言的人。有什么可怀疑的呢?他从小就生活在绝无争议的无限的温柔和慈爱里。”7 但原著的描述和摆在观众眼前的舞台呈现居然如此不同,因为编剧将绝大多数带有温馨色彩的细节全都舍去了,只选择了那些竭斯底里的、悲情的片段,人物在阴暗的舞台上来来去去,仿佛陷入了一个个悲凉的梦魇,以致于那个光明的结尾令人感到无比突兀成年倪藻带着自己的孩子做游戏,在孩子的欢声笑语中表示“噩梦”已经远去,“我们”已经迎来了全新的未来。这个结尾显然有刻意“拔高”之嫌,如果倪藻的人生正像剧中展现的那样缺乏温暖的底色,那么他如何能够轻而易举地规避前人的失误、走出一条新的路?说得远一点,在现代化进程中,被异化的个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冲突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困境,这种困境或许永远无解,因此这个结尾实在有些草率,难以令人信服。除了主要人物,剧中对次要人物的塑造也过于简化和笼统,如史福冈和赵尚同的戏份都极少,他们和倪吾诚的谈话总是围绕着倪吾诚那失败的婚姻生活而展开,因此观众对这两个知识分子的面目感到十分模糊。此外,剧本对时局变化的交代太弱,只是在人物对话中不疼23 2022 年第 6 期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剧评专栏不痒地提了几句而已,所有人都在围绕着家长里短打转,编剧把小说中关于建国后的情节几乎全部删掉了,如倪吾诚去解放区参加革命和他的第二次失败婚姻,以及晚年终于获得“离职休养老干部”的光荣身份、姜静宜和姜静珍走出家门参加工作、中年倪藻和姨姨的关系变化、赵尚同等知识分子的结局等,只在结尾处姐弟俩的对话中提到倪吾诚和姜静宜终于在解放后离了婚,这就导致原著中想要表达的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和所谓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都仅仅止于表面过场,没有展现出人物在时代浪潮冲击下的命运沉浮和变化,从而削弱了以小见大的表现力。编剧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戏剧表达的就是用道德规范和社会规则都无法解决的困境,就是“把灵魂放在火上烤”8。但是,烤过之后呢?我们总要看到人物的变化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