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江户时代朱子学形象的建构路径_陈凌弘.pdf

2022年第4期（总第127期）No.4.2022General.No.127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日本江户时代朱子学形象的建构路径陈凌弘（闽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摘 要:朱子学东渐日本后于江户时代勃兴，其间历经初期的接受与甄别、中期的加工与创造以及后期的自我形塑等不同发展阶段的嬗变，同时还交织着不同学派间思想激荡、徘徊转向的学问经纬。而将朱子学的流变置于大中华文化圈的东方视域下，通过对其发展脉络的考察，明晰其有别于古典的多元风貌和特质，是日本朱子学研究的未来发展向度。关键词:朱子学；江户时代；形象建构 中图分类号:B3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114(2022)04-0095-07关于日本江户时代的学术思想，井上哲次郎（18551944年，以下简称“井上”）、安井小太郎（18581938年）、内藤湖南（18661934年）等明治时代的学者，都对江户儒学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内藤湖南在其代表作 近世文学史论 中，对近世儒学整体的演进进行了概论性的论说，但对具体的流派学说及其代表人物的阐述着墨甚少。安井小太郎则以“史”的研究方式，较为客观地记述了东渐之儒学在德川时代创派立说的由来及其各自特色，并列举了相应的代表性学者进行说明，其 日本儒学史 可谓是“儒学在日本的历史”11。相较于此二者，井上的研究突破了日本、甚至东亚学界旧有的窠臼，将德川时期的儒学划分为三个学派，并从西洋哲学的视角进行分析论述，提出了相应的见解，形成 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日本古学派之哲学 以及 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 三部著作，奠定了其东西哲学融合的新的学问体系基础。正如町田三郎（1932-2018年）对此评论道：“明治三十年代未见其他能与此比肩之德川思想史，故其是以系统性儒学史研究，正面论述德川思想史的最初著作。”2243自井上以来，针对上述三部著作有关“学派”的划分，以及井上所谓三学派的论述是否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一直就存有不少的争论。诸如有学者把三大学派的学说均冠以“哲学”之名的操作，视为只是机械式地套用西方逻辑概念，认为最终只不过是“树立起与西方哲学对抗的 日本哲学”3而已；也有学者在此基础上以严格的国别视角，把井上的哲学观念置于他者的地位进行批判，不仅否认了其流派分类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即认为“没有经过形而上学概念梳理的思想历程，也就不能称为哲学史”，而且还进一步指摘其“三分法把一部仅有两百多年的江户儒学史分解得支离破碎，人为地切割为三节”475；等等。但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带有近代学问意识的学派划分，中国学者刘岳兵认为：“其研究范式，也不得不承认已经成了一种沿袭的传统。”57因此，本文尝试跳出传统史学观的语境，在避免陷入有关“哲学”概念的东西方思想论争的基础上，把具有日本近代思想启蒙意义的井上“三学派之哲学”，以更加概念化的逻辑观6，重新置于更加立体多元的学术框架中加以审视。与此同时，力图明晰在三学派中始终作为江户时代思想底色的“朱子学”，历经不同时期的学派论争之后，最终形成具有“日本的学问”的思想特色的建构路径，并还原其作为一门客观实在的东方学问收稿日期 2021-09-16作者简介 陈凌弘，女，福建漳州人，闽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95DOI:10.16007/ki.issn2095-7114.2022.04.0182022年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所蕴含的价值和意义。一、从佛儒的虚实之辨到致用的道德之学江户初期，远渡宋明归来的禅僧，成为日本接受、创作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主导力量。他们开始采用程朱新注从事儒学的研究和传授。又因社会学术氛围的逐步开放，桂庵玄树（14271508年）及南学一派与时俱进，高举起宋学的旗帜。其后，藤原惺窝（15611619年）及其门下虽是程朱学儒者，但也借鉴了陆王学说。而山崎暗斋（16181682年）等南学一派，将朱子学之外的学问皆视为杂学予以排斥。此两派是日本朱子学的主体。尤其惺窝、暗斋为代表的儒者，与桂庵玄树同样出身僧侣。他们在追溯孔子圣学真意、依循程朱思想的过程中坚持寻求为我所用之道。他们围绕佛儒展开思想论辩，这也成为了其树立学问根基的一大主题。正如井上哲次郎所说：“日本朱子学系由僧侣脱离佛教而率先倡导。”7595但是，由佛向儒的意识形态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具体来看，处于朱子学发展初期的藤原惺窝，于文禄三年（1594年）与相国寺住持清叔寿泉决裂，其门人林罗山（15831657年）在 惺窝先生行状 中说道：先生以为我久从事于释氏，然有疑于心。读圣贤书，信而不疑。道果在兹，岂人伦外哉！释氏既绝仁种，又灭义理，是所以为异端也。820由此反映出在“人伦”问题上佛儒立场的迥异态度，这也是惺窝所指出的佛儒矛盾所在。如何把握矛盾，从而将外来的朱子学确立为立足于本土的学问，是惺窝面临的学问要务。从佛到儒的转向曾被视为“弃真归俗”。对此，惺窝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所谓真俗二谛，浮屠之所说，俗乃自谓也。夫戾天理，废人伦。何以谓之真？”826并进一步认为：“出世间法与世间法，究极之真理与世俗之真理也。”826这是因为，朱子学强调人伦，即世俗的真理，是人类社会可以习得的学理。惺窝以“世俗”释义“人伦”，主张“俗”与“真”并不相悖，且内涵一致。与此同时，惺窝还明确指出：“儒释之道，所造虽异，用力之功，亦应不殊。”828换言之，佛儒在学问的形式上对立，但在追求学问的目的方面存在着某种统一。可以说，惺窝在对待佛儒矛盾这一核心问题上，并未毅然彻底地“弃佛归儒”，而是试图以更加辩证的观点和兼容并包的态度促成学问的融合。这种相对开放的理念，为阐释“佛儒辩证”赋予了更多的可能性。以惺窝为先声，综观其门人与此相关的学术主张，大致可归纳为如下三个主要方面。其一，人伦之实学。林罗山以“实”概括儒教本质，认为：“浮屠氏，毕竟，以山河大地为假，以人伦为幻妄，遂绝灭义理。我道有罪。释氏以性为空我儒以性为实。”9475并由此而明确提出：是以推之二氏所云道者果虚无而无寂灭而灭，非吾所云道也。夫道者教人伦而已。伦理之外何别有道。彼出世间云游方外，然则舍人伦而求虚无寂灭，实是无此理。故曰，圣人无他，只人伦之至也。10233与惺窝相比，林罗山的排佛论调极其鲜明。他以孔子圣学的人伦思想作为衡量一切的标杆，消解了惺窝所谓“禅儒一致”的模糊性。虽然日本朱子学在发展初期，其儒者看待佛儒态度不一，常在其间摇摆游走。但却将朱子学中施行仁道、重视人伦作为世间日常，在各自学问中一以贯之。其二，义理的实践。既然儒学的本质是人伦之实学，那么如何转变为落实、指导于日常的理论，成了朱子学说中的另一大论题，即称：虽然静坐未发之中，一变入释，先儒之明诫可见。诚敬之工夫，彻上彻下，洒落在其中欤。井上哲次郎将日本朱子学发展划分为“准备”“兴隆”“复兴”三个时代，其中藤原惺窝至宽政三博士，即惺窝和暗斋为首的两大朱子学派的近两百年发展区间被划分为“兴隆时代”。详见井上哲次郎 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富山房，1905年版，第596页）。笔者按：二氏指佛道两家。关于林罗山对藤原惺窝禅儒一致说的批判经纬，可参考石田一良 林罗山的思想 一文（见于岩波书店出版于1975年的 日本思想大系28 第474475页）。96第4期陈凌弘：日本江户时代朱子学形象的建构路径其议论岂外程朱哉？以其出处之行实见，则其人可知焉。其人可敬焉。今日读者亦得入头之处。然后见其议论之诚实，读者亦得践履之实乎！11111首先，从朱子学派大多肯定“持敬”说的角度来看，尽管对于“主静”的学说看法存在不一致，例如惺窝、林罗山对宋学中原有的“主静”思想都进行了批判；但是中村惕斋力排众议，最终还是将“主静”与涵养内心结合，认为这是修身的内在必要；可见，“持敬”作为修身实践的根本，无论如何都是毋庸置疑的。其次，再从与“人伦”息息相关的“天理”与“人道”，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引申的“公私”“利义”等辩证性考论来看，这应是日本朱子学派的儒者在既沿袭传统宋学的基础，又结合本国立场的实践上，意图提出的思想概念。诸如林罗山依据朱子所谓“寂灭之说高而无实”，认为“彼所谓道者，非道也。吾所谓道者，道也。道也非道也，无他，实与虚也，公与私也”777。由此可见，在佛儒的虚实问题之外，纳入了“公”“私”的思考。所谓“公”概指“天理之公”，与“人欲之私”12124相对。由此强调了作为道德学问的儒学，不仅要重视个人，同时也必须兼顾国家社会。这与中村惕斋所谓“凡应事接物之际，莫非我仁爱之所被。乃虽人情所可欲者，皆以公共之心视之，则真情自发见”7248的仁爱说，以及山崎暗斋“敬内义外”说中提出的“私德先成，后期待公德成”7424如出一辙。于是，“持敬”的道德修养，突破了个人的范畴，外化为面向家国社会的实际道德行为。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学说中，“公”“私”并非相互排斥对立，而是互为成就，这点在有关“利”“义”的论辩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雨森芳洲认为“仁义之中，固有自然之利”7133。换言之，道德的实践是以“义”为目的，“利”则是在施行的过程中的自然获得。如此一来，个人之“利”与社会之“义”实现了双赢。井上哲次郎以“公利公益”界定“义”，凸显与“利”所代表的“私利”的辩证关系，以此说明公利公益的实现与私利的追求并不相悖。也正是由于如此，道德实践过程中“公”“私”与“利”“义”实现了合理的转换，为实践道德明晰了价值取向。其三，经世之实功。朱子学派在论辩佛儒虚实、排斥异学的同时，又将朱子学与神道教相结合。林罗山明确指出：“本朝之神道乃王道。王道乃儒道，固无差。”784，以此宣扬所谓的“神儒一致”的观念。山崎暗斋更是立足于本国“国体”，以宋儒的理气说来解释神道教时，即说：盖天地之间，唯理与气。而神者，理之乘气而出入者也。是故其气正则其神正矣，其气邪则其神邪矣。人能静谧，守混沌之始，祓邪秽，致清明，正直而祈祷，则正神申福焉，邪神息祸焉。岂可不敬乎哉？7428由此强调了道德实践不仅在于个人的修身正心，更在于如浅见絅斋（16521711年）所说的“治人”“立家国天下”7465-466，如此才是真正的“为学之实功”。也正是朱子学派“神儒融合”的学术倾向，使作为外来学问的朱子学，从学术根底上实现了某种意义的本土化。综观日本朱子学派儒者，虽说都无法超越朱子学既有的义理架构，或持一家之言，或树论立说，提出自己的系统性主张，但针对儒学中与日本不相适应的方面，他们还是积极改造，力图“把儒教同日本国情融合杂糅”在一起13299。在学问的本土化过程中，反对并摒弃佛教的“虚妄”，打造日本朱子学“务实”的学问形象，并通过对“持静”“公私”“义利”“神儒”等观念的论辩，进一步丰富并强化了“实在”的学问内涵，从而重新建构起实以致用的朱子学。二、从学派的对立之争到格致的求真之学朱子学成为儒学的代表，大概可追溯至江户时代初期。当时大多数儒者的学术思想皆萌芽于朱子学准确地说应为其各自所思考的“朱子学”。朱子学派的儒者们在面临学派的迭兴的历史机遇中，都在思考如何保持朱子学超然的学术地位，并继续成为教化国民的显学。而学问上不偏狭盲信的“各自思考”，也让这一学派的儒者们赋予了朱子学阐释的较大的空间。综观藤原惺窝之后近两百年日本朱子学上升发展的黄金时期，儒者们对朱子学地位的维护和推崇，形式上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笔者按：其，指 延平答问。此说法参考田原嗣郎 德川思想史研究（未来社，1992年版，第372页）。972022年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是他们主张“朱子学乃孔孟之嫡传”。贝原益轩（16301714年）与室鸠巢（16581734年）相继认为：“盖孟子之后知道者，二程及朱子也，是圣人之道略传也。”7303并进一步明确提出：“孔孟之道，程朱之道也。舍程朱之道，孔孟之道不可至。”7191这些儒者将朱子学视之为承袭孔孟的学问，凸显了朱子学继承圣学的正统性。而孔子作为“世界级的圣人”，其精神地位和影响力并非仅局限于国家或区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