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起河东_王克林著.pdf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的 决定指出：我们这个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国力竞争的主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增强国家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最近，我收到有近 60 年田野考古工作生涯，长期从事史前文化、夏文化、晋文化研究，且著作颇丰的我省知名考古学家、三晋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王克林即将付梓的新作 华夏文明起河东一书，展卷粗读，既欣喜又感慨，他要我作序，欣然应允。山西是一个历史厚重深邃的地方，据李学勤同志主编的 中国古代文明起源载：“据传在渭河流域古华山之下，有一支农业部落对花情有独钟，用花卉图案装饰彩陶，以花为图腾和族徽。古 华同 花，又有日光之意，正符合远古部族崇拜太阳、向往光明的普遍心理，因此 华成为这支古部族的族称。在距华族不远的汾河流域有一片宽阔肥沃的平原，一支由西而来的部族迁徙于此，不禁感叹于这片土地的壮大伟美，因其方言中 夏字正有此意，于是他们称这片土地为大夏，他们也就成为夏人。相传华人与夏人都属炎帝嫡裔，两者地理位置又十分相近，文化特征序李玉明趋同，于是逐步融合形成华夏族，创造出辉煌的华夏文化。”晋南素为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和“夏墟”之地，史前与历史时期的考古文化遗存，比比皆是。山西号称文物大省，多少年来，人们都怀有“五千年文明看山西”的观感。但是，我们在彰显山西的历史和文化上，似做得不够，尤其缺乏较全面系统的论著问世，而王克林同志这本 华夏文明起河东，以考古学与历史学相整合的方式，对山西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地位，作了较全面系统的表述，从而对提高山西的知名度和增强我省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及其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方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适应了整个社会更高精神追求的需要。这本书在方法论上，具有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所主张的“求异存同”的风格。诚如季老所言，“求异存同”就是学术研究，不宜陈陈相因，只是踏着前人的脚印走路，或按着别人的腔调吆喝，而是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前进。也就是要有“异”于前人和“异”于他人之处。否则，不过是雷同重复，谈不上什么新意。而王克林在本书中对一些学术问题，就有多处“求异”的观点。譬如在第三章“天人相分文明的主要因素”，就与以往学术界研究文明起源的标志有所不同。对文明起源的标志，一般都以“文字”、“城”、“铜器”、祭祀建筑四项出现为准，但他却在这四项因素之外另增一项新说，他认为“天人相分”才算得是文明起源因素中的一项重要标志。他以为文明出现是以商品经济出现为前提的，因商品是财富，这一点恩格斯说过：“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见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以“天人相分”作为文明的重要因素为我们今天探索中国华夏文明起源赋予了全新的内涵。他以哲学理念作指导，使论点更加深刻有说服力，是值得称道提倡和探讨的。地名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传达出中国文化深处的信息，也常对应着许多传说和故事。本书第八章对中国历史记载的“涿鹿”和“坂泉”之战，从作战地名而论证华夏文明起“河东”，颇有见地。因为时下在中国学术界，特别在历史学界，如李学勤先生主编的 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一书，对这两场战争的地点介绍说，尚未有定论。有学者考证在今河北中部“直隶保定境”，有说在河北南部今磁县一带。由于古籍中述及阪泉时常提到涿鹿，而涿鹿之战又起源于炎帝、蚩尤争地，所以早有学者认为战场应在靠近华夏、东夷集团的接界地带，当在今河北南部的钜鹿一带。还有学者据涿鹿“在彭城南”的记录，论证阪泉在宋彭城，即今江苏徐州附近。历史典籍记录这两场战争的地望如此难于确定，可见难度之大。但经本书作者历时有年的多学科整合研究和详考，确认为“涿鹿”之战在芮城，“阪泉”之战在今解州或永济古蒲坂一带。这一标新立异之说，亦可供学界探究。王克林所以认为“涿鹿”之战在芮城，“阪泉”之战在解州或永济，是根据 逸周书 尝梦篇“争于涿鹿之河（或作阿）”的“河”或“阿”字和 史记 五帝本纪的“阪泉”之“阪”或作“坂”字的古文字训诂而得出。因前者“河”或作“阿”，而“阿”字，据 说文解字段注：古河流“凡曲处皆得称阿”，而山西晋西南正是黄河北来至风陵渡东折入海，在这里其水势流向正形成一个大转弯的地形，与古文字训“阿”字为河曲的字义吻合。又芮城之“芮”字正是由河曲处地形的引申，所以“涿鹿”之战的地望当在今晋西南芮城。至于“坂”字，其字义，作者据古文训诂之惯例，一般训坂为坡，为狭长陡险之斜坡山路通道，其地形地貌正与晋西南永济、解州一带古称“蒲坂”（即秦代称之长坂）的地形吻合，而具有此地形称“坂”者，唯晋西南一带之称谓。而上述我国学术界根据相关古籍说“坂泉”的地望在河北的几个地点及其以远苏北徐州之说，皆误。这里，作者特别指出：像这样“坂”形的山麓，在晋、冀的交界太行山东西两麓之通道，大凡都称着“陉”，譬如“井陉”、“太行陉”、“飞狐陉”等河北八陉皆是，无有称坂者，由此可见作者对这两场战争的地点考释之精当，从而就为 华夏文明起“河东”奠定了基础。最后，本书第九章论述了陶寺遗址就是 史记 五帝本纪中所说的唐尧、舜禹时期的都邑。紧接着，作者提出了一个颇有历史意义的问题，即中国最早的朝代问题。对此，以往我国历史和学术界所言，中国历史上夏朝是最早的第一个朝代，而作者根据不乏历史记载或史绩的事实，例如先秦时代的 左传和诸子的言论，前者如庄公三十二年：“虞、夏、商、周皆有之”，后者如 孟子 万章：“唐虞禅，夏后殷周继”等史绩，主张中国最早的朝代不是夏朝，而是视唐尧虞舜为中国第一个朝代。就其所论，同样在我看来，也是有史有物的根据，不是所谓“哗众取宠”的空谈，自然其说应予以重视，从而便不难看出作者读书读出了自己的空间，有洞察力，思维能力活跃，治学上敢于“求异”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总之，读了这本书，感受很多，令我不得不说，它为我们今天探索华夏文明起源打开了一扇窗子，为我们追求精神文化赋予了一个新的内容，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谨此为序。2012 年 7 月 22 日于并我们在电视上常听到歌唱山西的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的确，山西不单风光好，而且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还是个文物大省，就文物普查得知，全省有文物点 20 585 处，其中古遗址 6 181 处，古墓葬 2 440 处。由于山西地上地下文物丰富，因此，2010 年，中国上海世博会，山西馆便以“五千年文明看山西，百亿吨煤炭献祖国”为主题，讲解说：“山西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是山西人民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这是因为在当今世界上，无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地区，文化永远是它不可缺少的灵魂，是历史的传承和血脉。为此，彪炳山西积淀厚重的历史，张扬山西辉煌的文化，就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及学术价值。所以人们也看到常有宣传：“五千年文明看山西”的话语发布于报端。然而彪炳山西古代文明的书籍，迄今据其所见，可说还是不多的，尤其在考古文物界，又鲜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介绍山西有五千年文明，内容又较为详细的著作。有鉴于此，基于以往，我对山西古代文明的探索是有所专注的，历时也久，同时也有著述问世，平时又多关注前人和今之学界对这一课题研究之得失。学习、学习、再学习；研究实践，再深入再实践，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知识有所积累，问题有所得也有所悟，故而在前些年写出了 华夏文明起“河东”初论一文。时自序光也快，转瞬十多年过去了，然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始终未辍。本世纪初，我探讨华夏文明起源的主要对象陶寺遗址发现了城址，从而又加深了我对华夏文明起源的认识，认为时下很有必要对这一课题全面深入系统地加以整理，因此，这期间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对史料和考古文化的思考上都有所领悟，认识到考古与历史相整合是一个好的选择。而历史素材，我将近现代为我国学界所公认的原始社会史料丰富的 山海经文本作为其首选。这样于课题，则“人物两见”，互为物证和书证，从而彰显了历史的真实。然而“文明”的起源非一蹴而就，岁月漫长，如果内容庞杂，则主题不显。为此，我将这一课题分为两段，前段为 山海经与仰韶文化，主要表述文明起源仰韶文化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拙著已出版问世。而后段即本书命题 华夏文明起河东，主要表述华夏文明起源的时空和物文化陶寺遗址。如此则主题皆相得益彰了。我之所以厘定 华夏文明起河东，其立说的基础，主要是下列三个维度：一、历史学方面。是注意到司马迁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史记 五帝本纪）。文中所谓的“姓”即族类也。而世系承传，按 本纪说：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而后“三帝”的时空，据中国传统的历史记载：所谓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在“河东”。历史是线索，就为我们开辟了探索华夏文明起源的途径！二、考古学文化方面。山西晋南古“河东”地区，经半个多世纪考古工作，现已查明，其地的文化序列，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为开端，经龙山文化到历史时期的夏商周三代，可谓连续不断，并且在文化的谱系上，一脉相传有着内在的前后发展关系，特别是“河东”的早期龙山文化时段，它上承这里的晚期仰韶，下传襄汾的陶寺文化。考古学研究表明，这一早期龙山文化，河东地区是其“发源地”，从而就为 华夏文明起“河东”在考古学文化上提供了物化证据。因为陶寺文化是由这里早期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的，而陶寺文化的遗存、时间、空间和人的四维关系，都与历史记载唐尧、虞舜和夏禹的四维关系吻合。所以由考古与历史相整合，既然河东的早期龙山文化源头是从其地的晚期仰韶文化发展而来，那么华夏文明的初曙，其光亮正是这里晚期仰韶文化所迸发，换言之是说华夏文明的起源就坐实在这里晚期仰韶文化时段上。三、古文字学方面。华夏文明缘何起“河东”是基于我在对历史记载中国古代最早发生的“涿鹿”、“坂泉”之战两场战争地名的古文字训诂考释发现，文明的起源地不像是以往千百年来史载和史家传统的说法，是在河北及其以远地区，而是在山西晋南古“河东”地。其证据一是据 山海经载黄帝与蚩尤战于“冀中之野”，而 尚书 禹贡把山西置于冀州之首，考之其冀州的中心正是古代“中国”的“河东”地。二是 逸周书 尝麦解载：黄帝与蚩尤“争于涿鹿之河（或作阿）”，而“阿”，据段玉裁 说文解字段注：古河流“凡曲处皆得称阿”，而山西晋西南正是黄河北来至风陵渡东折入海，其水势流向其地形正形成一个大转弯，与段注“凡曲处皆得称阿”的地形吻合。因此涿鹿之战的战场就当在晋西南芮城一带。三是黄帝与炎帝的“坂泉”之战，而“坂”字，据古文字训诂之惯例，一般训坂为坡，为狭长陡险之坡斜山路，其地形地貌正与今晋西南永济、解州一带古蒲坂（即秦时称之长坂）的地形合。而具有此地形称“坂”者，唯晋西南一带之称谓。那么，以往古籍和史家均言“坂泉”地在河北或其以远，均未落实，可谓所说皆误。因为需知具有这样似“坂”形的山路，在晋、冀交界的太行山东西两麓之通道，大凡都称着“陉”，如“井陉”、“太行陉”、“飞狐陉”等河北“八陉”，无有“坂”者。因此，从“涿鹿之河（或阿）”和“坂泉”之“阿”、“坂”字古文字训诂与考释得知，这两场战役皆发生在今晋南古“河东”。因此，从上所述的三个维度，就为我们说“华夏文明起河东”建树了坚实的基础，为立论铺平了道路。基于这些发现和洞察及其所领悟到的问题，并在坚实的考古与历史资料整合有力的支撑下，加强了我著述的信心，写就了此书。然而鉴于该书涵盖面广阔，又多掺杂交叉不少学科，自知知识有限，自然可能会有错误不当之处，也是在所难免，不过在我看来，总算对“五千年文明看山西”谱写了一个梗概，虽说浅薄了，还是有益的。同时此书写出后，承蒙“三晋文化研究会”李玉明会长支持，又得到降大任、杨子荣二位副会长帮助，而得以出版，为此谨表衷心的谢意！是为序。2012 年 7 月 1 日于考古所宿舍目录目录!序李玉明自!序王克林导!论（1）一、命题的提!出（1）二、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