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_李怡.pdf

日常生活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李 怡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海内外交流的日益深入，彼此的差异和矛盾也构成了学术探讨的重要话题。其中，如何评价“五四”的历史价值，恐怕是近些年来分歧的一个焦点所在。欧洲汉学家如普实克、米莲娜，苏联汉学家谢曼诺夫早就强调晚清的重要意义，20 世纪70 年代以降的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也走出了冲击/反应模式，更加重视作为自我演变环节的晚清的价值，美国汉学家夏志清、李欧梵、韩南，日本的樽本照雄，澳洲的柳存仁也有过多种著述，中国台湾学者李瑞腾、康来新、林明德、王孝廉等在晚清小说研究方面收获丰硕，剑桥中华民国史 剑桥中国文学史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 等都将晚清文学的改变列为重要的章节。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诘问可能是其中最响亮的提问了，它将围绕五四的分歧简洁而透彻地凸显了出来。此前，我们业已成熟的叙述是晚清以来的文学演变虽已经开始，但却不过是在通向五四新文学这一方向上的局部成果，只有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才真正实现了质的飞跃；然而王德威的判断却是，晚清文学最有价值的变动恰恰不能归并入未来五四的方向，而是狎邪、公案、谴责、科幻等为五四知识分子所批判或漠视的追求，在王德威看来，这些在后来备受“压抑”的文学取向实际上较五四之路更为宽敞，也更有重新认识的价值。中国学界一般认为，这种以晚清质疑五四的判断还是存在着一种研究语境上的隔膜，即生活在海外的学者受西方学术影响较大，而对五四所开启的现代中国思想的重要性少了一些感同身受的体验，因而有意无意地会脱离中国历史的真实情景，自觉不自觉地在西方批评的框架中夸大某些事实的重要性。我以为，作为本土学界的这种警惕总体上是清醒的，是提示我们保持学术主体性的重要方式，不过，同样作为一位严肃的学者，包括王德威等的中国文学研究，是不是就真的脱离了对中国事实的基本观察，属于对西方批评的一种机械套用呢？可能还没有这么简单。以王德威本人为例，他不仅明确表示了“当初的动机是对欧美的后殖民主义太不耐烦。尤其中国学者学生竞相追逐，让我觉得不以为然”(1)，就是后来的阐述也一再强调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其说是一锤定音的结论，不如说是一种引发批评对话的方法。我有意以在前现代中发现后现代的因素，揭露表面前卫解放者的保守成分，更重要的，我期望打破文学史单一性和不可逆性的论述。”(2)这说明，我们既有对海外汉学保持冷静分析的需要，避免在不假思索中为“汉学心态”所俘获的尴尬，(3)同时也有必要继续认真剖析这些异域知识和思维的真正来源，以期更好地取长补短、自我发展。一在我看来，导致海外汉学家对晚清格外重视的原因，从根本上说还不是某种西方的“方法”，而是他们所置身的西方文明现代性发展的基本知识。例如王德威“出身比较文学专业，所研究的对象多半是西方的传统”(4)，这种外语系学习以及长期浸润于海外学术环境的经历让欧洲现代性发展的情景成了一种最基本的历史知识，当他以这种基本知识为背景来观察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之时，就容易察觉到那些为我们所忽略的情形。简单地归纳这一基本知识就是：现代社会的发展不仅是精英知识分子所主导的“运动”与“思潮”，它更基于来自世俗社会的一种生活态度的重要改变。我们的历史叙述特别是文学史叙述，都格外突出欧洲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巨大的“反封建”意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就是当时先进的资产阶级开展的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文主义思想运动。在这样的叙述中，大书特书的人物是但丁、达芬奇、莎士比亚等思想与艺术的精英，相对忽略了在这样一个混沌的过渡时代，作为历史的更广泛的普遍的基础市民大众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状态究竟居于什么样的地位。恩格斯说过，文艺复兴“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史论068巨人的时代”(5)。但是，这样的“巨人”又诞生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的基础之上：“旧的 orbis terrarum的界限被打破了；只是在这个时候才真正发现了地球，奠定了以后的世界贸易以及从手工业过渡到工场手工业的基础，而工场手工业又是现代大工业的出发点”(6)，而这些时代的巨人却不是“书斋里的学者”，相反，“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7)恩格斯提醒我们注意文艺复兴发生的主要经济社会基础，以及巨人精英思想的“实际生活”基础。当代欧美史学进一步展开了西方近现代变革的物质基础、大众生活基础与人性演变基础。史学家彼得伯克指出：“如果我们只关注创作绘画、诗歌、散文、戏剧、歌曲和建筑等艺术品的艺术家、作家和表演者的意图，就无法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化。”(8)“在过去，文艺复兴常常是作为近代欧洲文明的兴起这一 宏大叙事 的一部分而被研究的，这是一个凯歌前进式的和精英主义的故事，它含蓄地贬低了其他群体和其他文化的成就(Bouwsma，1979)。现在，既然这个故事已被普遍抛弃，那么研究文艺复兴的重要性自然遭到了质疑。”(9)那么，在精英叙述之外，史学家们重视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大众生活的世俗化，就是普通人的世俗欲望的生长。史学家丹尼斯哈伊认为：“十五世纪初，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思潮总的倾向是为了适应尘世的生活。人们隐讳地有时也是公开地抛弃与超物质的宗教结合在一起的禁欲主义原则。那些多少世纪以来直宣扬天主教苦行主义的修士和神父，现在也开始追随不同样板的圣徒。”“佛罗伦萨在社会和道德方面的世俗化(这是一个不好的，但是有用的词汇)倾向对各地都有强烈的吸引力。十四世纪关于 闲逸生活 和 积极生活 之间的争论，鼓励了意大利北部宫廷中的文艺保护人拥护佩脱拉克式的 闲逸生活 的主张，给诗人提供了写作和学习的可能性。”(10)从 19 世纪著名的文化史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个人主义”的挖掘到美国史学家坚尼 布鲁克尔对佛罗伦萨经济社会状况的考察，再到20世纪以来的欧美“新史学”，都注意从人的欲望、经济基础、社会生活等角度剖析文艺复兴开始的近现代演变，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经济基础的强调有重要的重合，的确可以成为我们认知历史的主要启示。不难看出，一些海外汉学家正是从晚清文学中读出了市民生活的类似的变化：情欲、个人生活与市井风俗，普实克认为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官场现形记 孽海花 老残游记 等晚清小说中有所谓的个人存在、个人生活，“不断发展的主观主义和内在倾向”(11)，甚至继续上溯，断定“现在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是始于明朝，其动力主要是中国内部的力量，而且其渊源也在中国国内”(12)。同样看重晚清文学的李欧梵也有类似的结论：“我们觉得中国 现代文学 绝对应该从晚清开始。我甚至觉得应该从晚明开始”。(13)王德威也这样论证他所提示的狎邪、公案、谴责与科幻等晚清文学：狎邪“在开拓中国情欲主体想象上，影响深远”，公案小说“实已暗暗重塑传统对法律正义（leagal justice）与诗学正义(poetic justice)的论述”，谴责小说虽然辞气浮露，精神虚无，但却“更有道德颠覆力”，也更有“现代 商业意识”，科幻小说则带来了新的知识视野。(14)这四个价值情欲、新的社会规则、新的知识的出现、对传统道德的解构和颠覆，其实正是欧美史家笔下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生活的新景观，是所谓新兴的市民文化的生动体现。从普实克到王德威，他们是用“另类现代性”的眼光打量着近代中国文学的变化，所以说在不同程度上显示了与大陆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差异。这种差异既决定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特殊性，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化焦虑有关。恩格斯、布克哈特等为我们描述了十四世纪前后的意大利，那种市场经济繁荣、行业组织与社会组织诞生、城市如何竭力摆脱教会与政权控制谋取更大的自治，市民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又如何走出传统束缚等景象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时代变动的故事足以令我们相信，恩格斯所述“实际斗争中生活着”、雅各布布克哈特描绘的“人的发现”与“个人的发展”都切切实实地支撑起了一个阵容庞大、思想簇新的市民社会，这就是一系列现代意识产生的坚实基础。但是众所周知，中国的近现代之路却并非如此。在很大的程度上，中国是在西方列强的枪炮声中被动开放，继而走上现代化之路的，由于清政府的严苛制度，在这一过程中，民间社会的力量始终孱弱，市民阶层的自治能力发展缓慢，一系列社会革新都来自从上到下的推动，政府官员和文化精英始终居于现代化运动的主导地位，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莫不如此；民众常常被视作蒙昧无知的状态，需要精英知识分子不断启蒙，催生一代“新民”。自上而下的启蒙被看作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事业，一旦“救亡压倒启蒙”，就意味着现代化的挫折。现代中国历史发展与文化结构的这种特殊性的确凸显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069不可替代的价值，五四一代知识精英对历史责任的担当、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以及所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让晚清一代的历史过渡变得黯淡无光，这部分是历史的事实，部分是人的心理机制，现代化挫折的种种焦虑很容易拉开与生存环境的距离，强化现实世界中的无奈与无力。总之，在西方史学不断发现文艺复兴的市民性与大众性的同时，我们依然高高举起五四思想启蒙的大旗，这是海内外认知分歧的根本缘由。在我们看来，对晚清那些并不成熟的文学新变的过分肯定是模糊和混淆了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而在一些海外汉学家眼中，又恰恰是这些混沌的文学探索体现了文学现代性的多元，具有更为丰富的内在生机。那么，这两种互有差异的学术认知是不是最终判若云泥，失去了对话和沟通的可能呢？我以为，学术的认知，也不必自陷于二元对立的框架之中，正如思想总是在不断发展的一样，历史事实也处于不断的发现当中，即便是代表着认知主流的结论也可能遮蔽了另外一些史实的细节，需要我们以包容的心态持续打捞、不断发掘，不同的思想判断最终还是会形成认知的互补，历史的真相其实就在多种结论的相生相克之中。汉学家在调整着自己。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十年后，王德威再一次论证了“没有五四，何来晚清”，他说：“五四的意义坐标如此多元，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许多新旧知识分子的挣扎问难，从而理解他们来时之路的曲折。也正是因为五四所带来的启蒙思想，我们才得以发挥主体 先入为主 的立场，重新看出埋藏在帝国论述下无数的维新契机，被压抑而复返的冲动。”(15)而捷克汉学家普实克也曾经在中国现代文学究竟是外来渊源还是传统渊源上犹疑不定，外来渊源说无疑是认可精英知识分子的“西学”选择，将中国现代文学视作少数精英输入西学的结果，传统渊源说则刚好相反，承认中国文学的内部流变，相信中国文学现代性可以在某种条件下自我生成。前者接近费正清著名的挑战/回应说，后者近似当代的“多元现代性”说。早些时候，普实克十分重视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甚至认为，现代中国文学的“这场变革即使没有任何外力作用也终将达到其目的，而欧洲的侵略只不过是加速了它的进程而已”(16)。他还十分具体地总结了贯通于中国文学的“抒情与史诗传统”。几年以后，他开始修正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拿这一时期的文学与前一时期的相比，简直不能相信这两种文学出于同一个民族”，(17)“总而言之，中国文学在一九一七一九三七年间发生了一次意义深刻的突破性发展。中国新文学与其说是从旧的本土文学中汲取了灵感，不如说是受到了外国文学典范的启发。中国旧文学并不能给革命作家提供什么有益的借鉴，因为革命作家的任务是创造一种完全不同于旧文学的文学和文化。”(18)这是对“五四”的充分肯定，应当说，这已经比较接近我们的文学史观了。不过，就是在同一篇论文里，普实克还是犹豫不决，他提出：“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古典文学对这一代革命作家的吸引力。当然，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打破旧世界和旧文化”(19)20 世纪 60年代，普实克以访问教授的身份在哈佛大学讲学，“据李欧梵回忆，普实克当年在哈佛讲课，给本科生讲 20世纪中国文学，给研究生讲的正是晚清小说研究，而我对于晚清文学和鲁迅的兴趣，大部分也是由他激发的。”(20)同样受到“激发”的还包括王德威。可见，在“不忘晚清”与“五四起源”之间，始终都存在不断调适的空间。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先是受到苏联社会主义文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