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李怡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海内外交流的日益深入，彼此的差异和矛盾也构成了学术探讨的重要话题。其中，如何评价“五四”的历史价值，恐怕是近些年来分歧的一个焦点所在。欧洲汉学家如普实克、米莲娜，苏联汉学家谢曼诺夫早就强调晚清的重要意义，20世纪70年代以降的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也走出了冲击/反应模式，更加重视作为自我演变环节的晚清的价值，美国汉学家夏志清、李欧梵、韩南，日本的樽本照雄，澳洲的柳存仁也有过多种著述，中国台湾学者李瑞腾、康来新、林明德、王孝廉等在晚清小说研究方面收获丰硕，《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国文学史》《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等都将晚清文学的改变列为重要的章节。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诘问可能是其中最响亮的提问了，它将围绕五四的分歧简洁而透彻地凸显了出来。此前，我们业已成熟的叙述是晚清以来的文学演变虽已经开始，但却不过是在通向五四新文学这一方向上的局部成果，只有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才真正实现了质的飞跃；然而王德威的判断却是，晚清文学最有价值的变动恰恰不能归并入未来五四的方向，而是狎邪、公案、谴责、科幻等为五四知识分子所批判或漠视的追求，在王德威看来，这些在后来备受“压抑”的文学取向实际上较五四之路更为宽敞，也更有重新认识的价值。中国学界一般认为，这种以晚清质疑五四的判断还是存在着一种研究语境上的隔膜，即生活在海外的学者受西方学术影响较大，而对五四所开启的现代中国思想的重要性少了一些感同身受的体验，因而有意无意地会脱离中国历史的真实情景，自觉不自觉地在西方批评的框架中夸大某些事实的重要性。我以为，作为本土学界的这种警惕总体上是清醒的，是提示我们保持学术主体性的重要方式，不过，同样作为一位严肃的学者，包括王德威等的中国文学研究，是不是就真的脱离了对中国事实的基本观察，属于对西方批评的一种机械套用呢？可能还没有这么简单。以王德威本人为例，他不仅明确表示了“当初的动机是对欧美的后殖民主义太不耐烦。尤其中国学者学生竞相追逐，让我觉得不以为然”(1)，就是后来的阐述也一再强调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其说是一锤定音的结论，不如说是一种引发批评对话的方法。我有意以在前现代中发现后现代的因素，揭露表面前卫解放者的保守成分，更重要的，我期望打破文学史单一性和不可逆性的论述。”(2)这说明，我们既有对海外汉学保持冷静分析的需要，避免在不假思索中为“汉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