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有形疆界全球传播中的公共外交_周庆安著.pdf

代序111代序全球化困境下的公共外交理论规制从完成博士论文冷战后美国公共外交传播模式研究到这本书出版，已经十余年了。这十余年里，作为观察和研究公共外交的传播学者，我经历了公共外交在全球学术体系中的繁荣阶段，也经历了中国学术界认识公共外交、实践公共外交的历史进程。当然，我们也应当意识到，这十余年的时间，是公共外交在全球化跌岩起伏的大背景下曲折前行的十余年。作为研究者躬逢其时，也以此书作为小小的思考和记录。全球化的困境2005年秋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O)的世界文化论坛在约旦安曼近郊举行开幕式，主办方特意邀请了陕西何家营鼓乐社表演西安鼓乐，十余位关中老人用极有中国汉唐风韵的鼓乐，打破了死海之滨宁静的清晨。那是我第一次现场看西安鼓乐，而且是在丝绸之路的另一端。那是一次极为典型的文化杂糅之旅：既有汉唐鼓乐，又有罗马遗迹，还有千年死海边阿拉伯人的栉风沐雨，当然更重要的是东西方学者就公共外交的对话。在21世纪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样的会议并不罕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习惯并且适应各种有形和无形资源的全球流动。尽管在20世纪后半叶，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911”事件的出现，全球对话的方式和内容都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全球流动的背后，仍然带来了更为广泛的全球对话。几乎所有研究公共外交和软力量的学者，都会把目光投向1991年的苏联解体。弗朗西斯福山用“历史的终结”来概括和描述冷战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束。在今天看来，这种描述方式的确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制度优越感，但是也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传统的力量研究的方式在发生变化，在硬实力相对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