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马克思经济学者对“失去的30年”的反思_张杨.pdf

日本马克思经济学者对“失去的 30 年”的反思张杨(中国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8)收稿日期:2022 05 20基金项目: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及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9LLKDA012)作者简介:张杨，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摘要:从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不同研究视角出发，对日本经济“失去的 30 年”的原因分析及相关研究仍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通过梳理 21 世纪以来日本马克思经济学者对该问题研究的成果，可以发现其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日本学者从外部因素、内在实质、跨越路径三个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研究，注重对美日贸易摩擦的进程、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政策、演进主线、雇佣关系、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剖析和批判。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倡通过繁荣制造业领域的合作经济、发展循环型区域经济、实施投资社会化的改良策略等谋求超越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方案。当然，这些替代方案也暴露出“批判有余、见识不足”等理论缺陷。关键词:日本马克思经济学者;“失去的 30 年”;美日贸易摩擦;新自由主义;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中图分类号:F037 2;F091 3;F093/09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 2674(2023)01 049 13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 500 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要立足时代特点，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更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真正搞懂面临的时代课题，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脉络和走向。”1 66在这一时代，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至关重要，特别是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不仅要密切关注和研究，还要做到有分析、有鉴别。2017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 43 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世界格局正处在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产生了大量深刻复杂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课题。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现的各种变化及其本质，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1 66，67基于此，分析 21 世纪日本马克思经济学者(以下简称日本学者)对日本经济“失去的 30 年”的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这“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命运，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征，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趋势的理解”。1 66所谓日本经济“失去的 30 年”，是指日本的泡沫经济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破裂以后，GDP 的总量几乎没有增加，至今已经持续了 30 年之久。在此期间，“日本的 GDP 总量从 1991 年泡沫高峰的 467 兆日元，发展到 2007 年达到近 20 年峰值的 516 兆日元，再到 2009 年又回落到 474 兆日元。纵观这 20 年，日本 GDP 总量基本都保持在500 兆日元左右”。2 193到2021 年日本 GDP 总量虽然提高到约588 兆日元，但仍然在 500 兆日元左右徘徊。94一、外部因素分析:美日贸易摩擦的进程从20 世纪70 年代石油危机爆发以来，日本在继续推进环境、福利事业发展的同时，通过提升企业以及其产品竞争力等手段坚持经济优先的发展原则。与此同时，美国在里根经济学的引导下实行所得税大幅削减的政策，并通过发动战争以增发国债等手段使美元不断升值，贸易逆差与财政赤字成为美国经济的常态。日本学者非常重视对美日贸易摩擦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将其作为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展开批判的重要突破口。日本借美元升值、美日贸易逆差之机，利用尖端产业优势，向美国输送了大量因内需停滞而积累的过剩资金，终于在 1985 年实现了“美日逆转”，即美国跌落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日本上升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对此，柴垣和夫认为:“20 世纪 80 年代虽然美国在里根经济学的指导下实施了新自由主义的诸多政策，但是美国经济发展并没有明显好转，反而是依然按照凯恩斯主义路线前进的日本经济体现出在制造业层面强大的竞争力。”3 191当然，“美日逆转”在柴垣和夫等学者看来，美国并没有因为这种债权与债务关系的逆转而受到损失，原因在于美国的贸易赤字又由日本的资本输出进行了相应的补偿。因为，“这种平衡是指日本不仅通过商品输出为美国的消费提供商品，而且也通过资本输出为美国提供货币。因此，美国应感谢日本的结论也是成立的。但是在政治层面生产者的影响力要大于消费者，尤其是与日本出口商品相竞争的美国企业更倾向于挑起经济摩擦。”4 287这样美国希望限制与打压日本制造业发展也成为“广场协议”签订以及美日大规模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由此，美日之间的主要分歧从二战后的防卫问题逐步转变为 20 世纪后半期的经济问题。柴垣和夫等日本学者强调美国利用政治手段、军事手段以及美元手段在以下两个层次上迫使日本节节败退。第一层是在各领域迫使日本单向开放。美日贸易摩擦所涉及的领域从纤维制品逐步拓展到机械、钢铁、汽车、电器等领域。美国试图通过抑制日本出口以及建立跨国工厂等措施限制日本经济的发展。但是，日本已掌握世界领先的半导体、计算机等高新技术，依然可以通过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优势与美国进行周旋。柴垣和夫指出，在贸易收支持续逆差的情况下，美国强行要求日本对美商品和资本打开市场。其中，不仅是工业领域，金融、信息通信以及服务业、建筑业等领域，甚至是鲜肉、水果以及被认为是决不能突破底线的大米等粮食领域也被要求打开市场。4 279第二层是在更深层次上的金融战。一方面，美国强制日本削减逆差数额。日本政府按照美国的要求采取相应的降低基准利率等措施。1985 年，日本政府通过了改善市场的行动纲领，其实质就是要通过扩大内需和财政支出规模在最大限度上满足美国的要求。日本中央银行积极“配合”这一政策，到20 世纪 80 年代末使固定汇率降至史上最低的 2.5%;另一方面，美国强制日元升值。1985 年在“广场协议”签署后日元大幅升值，从 1985 年 1 美元兑换 260 日元升值为 1988 年 1 美元兑换 110.8 日元。虽然日本中央银行希望通过积极推进日元升值来平衡严重的国际收支顺差，并以此站稳海外市场，但是利率降低与日元高涨等一系列刺激经济发展的措施又必然导致国内出现通货膨胀。日本企业在国内外证券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过热，直接导致地价的飙升，创造出土地价格的“神话”。随着美日经贸摩擦的局部终结，日本经济日渐受制于美国。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殃及日本，在日本学者看来，日本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依附美国的失误措施，导致了日本经济衰退。美国通过“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等手段向日本所强行推销的新自由主义加剧了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受到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受打击最为严重的产业是汽车业，以丰田为首的各大制造商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幅衰落。2009 年2 月，日本轿车、卡车、公交车的产量比 2007 年 2 月下降了 56.2%。销售不畅以及生产下降的不仅是汽052023 年第 1 期车业，手机、等离子电视、数码相机、笔记本电脑的生产与 2007 年同期相比也下降了近三成到四成。”2 229由此，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战后所形成的具有竞争优势的生产与经营方式终结，并转为长期的发展停滞。4 287二、内在实质探究:新自由主义对日本经济的整体性影响马克思经济学具有巨大的时代价值，其不仅关注金融系统内部的变化，还从劳资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以及相应的分配关系出发揭示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弊病。高田太久吉指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 21 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是印证与阐明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最佳机遇，也是验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实价值的试金石。”5 5他认为，西方经济学者对于金融危机并没有准确的认知，仅是从住房信贷市场、证券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银行业市场以及货币市场和回购市场的崩溃等微观视角来进行阐释;而日本马克思经济学者更加注重考察各种综合性的历史因素，如综合考察“由 20 世纪 70 年代经济危机所引起的资本主义经济构造的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体制崩溃、金融和企业活动全球化、经济金融化 与资本积累方式的变化、企业经营 IT 化发展、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支配的经营者及资本家权力的恢复、工会的变化与劳资关系的变化、世界性失业增加与经济差距加大”等。5 2，3日本学者认为，在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主要依据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层面，需要马克思经济学者围绕私营化运动与出口依赖型战略、经济金融化与自由化、劳动力雇佣非正式化以及民生领域等事关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全方面问题展开研究与批判。(一)对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政策即私营化运动、出口依赖型战略、超大型跨国公司资本无序扩张等问题的批判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自身的发展界限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人类发展的一个特殊历史阶段。日本学者认为，私营化运动和出口依赖型战略等新自由主义政策不仅不能跨越资本主义界限，反而会使这一界限更加清晰。他们在以下三方面对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政策进行了批判:第一，批判对国家垄断企业以及相关产业的全面私营化变革。1981 年 3 月 16 日，由代表财团和官僚利益的智囊团所组成的日本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成立，这在日本私营化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代表资本家利益的议员直接向内阁总理大臣和国会提交关于行政改革的报告。经过两年的“临调”审议，最终形成了“推进削减支出等财政再建”“国铁、电电、专卖的三公社私营化”等重大决议，三大国有企业最终在 1985 年到 1987 年间实现了彻底的私营化。6 此后，私营化运动在小泉纯一郎任首相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他把邮政私营化改革作为其任期内行政改革的核心任务全面推向深入。2015 年，日本邮政、邮储银行、简保生命 3 家公司同时上市，邮政集团踏出私营化改革的第一步。在伊藤诚看来，邮政私营化标志着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交通、运输、通信、金融、保险等领域“公”的成分被逐渐瓦解，而依赖私营企业的全盘市场经济化改革的方针被全面贯彻。此外，这还带来了贫富差距拉大、教育与医疗的社会基本保障弱化、少子化倾向明显、环境危机加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7 4 12第二，批判走依附美国的出口依赖型经济发展道路。日本经济从泡沫破裂以来也曾勉强依靠出口依赖型战略维持实体经济的增长。日本制造业通过借助美国和中国市场需求的增加来缓解国内需求下行压力，2007 年出口依赖度已达 16%。这期间，美国和中国成为支撑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森冈孝二指出:“美国在这一时期在房地产和股票价格两方面都产生了急剧膨胀的复合泡沫，其中就含有从日本流入的大量过剩资金，这些也反过来刺激了日本的个人消费。而且，从 2003 年到 2007 年中国实现了连续数年经济增长率超 10%的超高速增长。日本通过对华出口也分享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释放的15日本马克思经济学者对“失去的 30 年”的反思红利。”2 232但是，随着美国在 2008 年金融泡沫的破裂以及信用的紧缩，日本实际上已无力再依靠出口依赖型战略来实现经济复苏，从而出现了制造业下滑等一系列问题。可以说，现代日本经济不断强化外需依存型的经济体制，使得其构筑起极易受到世界贸易或外汇市场变动影响的经济结构。从短期看，依靠外汇市场的经济活动属于投机行为;而从长期来看，汽车、电子机械等主要输出商品的价格会愈发受制于外汇市场。2 237米田贡等指明，安倍经济学固执地坚持大企业及出口依赖型经济体制是日本国民经济复苏乏力的重要政策原因。安倍经济学的本质是按照美国所倡导的“国民竞争国家理论”来进行的改革。该理论的实质是，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把跨国公司作为原动力，并主张只有由其主导的国民经济才能在信息、通信、金融等领域实现较为高速的增长预期。在这种逻辑的主导下，国民经济的内生型发展与跨国公司的外向型发展就形成了一种完全矛盾的对抗关系。第三，批判超大型跨国公司的资本全球性无序扩张。日本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