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断层激活及负面效应涌现...何从志同道合走向四分五裂？_李永瑞.pdf

心理学报 2023,Vol.55,No.2,336-352 2023中国心理学会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https:/doi.org/10.3724/SP.J.1041.2023.00336 收稿日期:2021-05-16 通信作者:李永瑞,E-mail: 336 群体断层激活及负面效应涌现：熙宁变法缘何从志同道合走向四分五裂？李永瑞1 王 铭1 宋佳谕2(1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5)(2 School of Labor and Employment Relations,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Champaign,61820,USA)摘 要 群体断层构念与决定组织变革成败的高管团队多重人际交互及其演进表征十分契合。但群体断层因为什么而激活?激活了的群体断层是如何影响高管团队的群体过程及组织绩效产出?这些问题亟需实证性的探索和检验。本研究基于王安石年谱长编,辅以宋史及后人相关专题研究,采用质性研究中的扎根理论方法,以王安石越次入对宋神宗到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为观察窗口期,对此期间与他存在密切交互关系的52个关键人物的交互过程、交互结果及成因进行了编码分析。结果发现：(1)群体断层激活及负面效应涌现能完美解释熙宁变法的演进过程及最终的失败;(2)关键岗位人员王安石人际交互风格的不同构面是激活熙宁变法中不同群体断层的主要变量;(3)王安石与直接上级宋神宗、本位群体变法新晋和他位群体同朝老臣之间交互的聚散性,决定了活化的群体断层效应正负及交互演进表征,进而决定了熙宁变法的失败。本研究为群体断层激活变量的识别及不同群体断层在同一时空下的叠加效应提供了新的洞见,同时为组织变革及高管团队多样性的管理提供了实证资鉴和理论指导。关键词 群体断层,熙宁变法,王安石,人际交互风格 分类号 B849:C93 1 问题提出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信息数字化的深入发展,群体多样性日渐复杂和多元,群体多样性的有效管理已然成为各级各类组织健康发展长期面临的难题(Harrison&Klein,2007)。群体多样性既包括性别、年龄等易于测度的人口统计特征,也包括个性、价值观等难以测度的深层次心理特征。以往学界对群体多样性与组织绩效产出之间关系的研究,多从静态、单一独立的视角切入,对同一群体内部不同成员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及其与组织环境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重视不够,因而所得结论往往各说各话,对管理实践的指导有限(Lau&Murnighan,1998;Thatcher et al.,2003)。于是,1998年Lau和Murnighan开创性地提出了群体断层构念,主张从影响群体过程的多重变量交互关系的动态视角解构群体多样性与群体过程及不同层面绩效产出之间的关系(Lau&Murnighan,1998,2005;Mathieu&Gallagher,2019)。群体断层是一组假想的分割线,基于一个或多个特征将群体划分为不同的亚群体,该构念认为群体成员特征的“聚合”(Alignment)程度,也就是多重变量交互作用,决定了群体过程及不同层面绩效产出的群体多样性效应(韩立丰,王重鸣,2011)。因而这一构念在如“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及对应的国际事务管理(Ralph&Gallagher,2015)、不同民族之间的有效融合(何生海,2017)、组织凝聚力(芦慧 等,2013)和团队创造力的提升(张景焕 等,2016)等方面都有广阔的应用前景。高阶梯队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认为,高管团队作为制定并执行组织战略的关键群体,其成员之间多重人际交互的目标聚合与行为整合决定了战略共识的达成和战略执行期待的步调一致第2期 李永瑞 等:群体断层激活及负面效应涌现：熙宁变法缘何从志同道合走向四分五裂？337 (Hambrick&Mason,1984;Ma et al.,2021),进而决定了组织变革的成败(Cho&Hambrick,2006;Martinez et al.,2017)。显而易见,相较于静态、单一、独立的多样性理论视角,强调动态、多元交互的群体断层构念,其过程机制与结果涌现都与多重人际交互更为契合,也应更有解释力(Hambrick,2007;Lau&Murnighan,1998;Richard et al.,2019;Thatcher&Patel,2012;van Knippenberg et al.,2010)。但遗憾的是,群体断层构念提出20多年来,群体断层因何种因素或组合而激活(Thatcher&Patel,2011;卫旭华 等,2018)？激活了的群体断层如何演进(杜娟 等,2022)？群体断层的演进与群体过程及组织绩效产出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动态交互关系(韩立丰 等,2010;Thatcher&Patel,2012;卫旭华 等,2018)？对诸如此类问题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亟待有创见性的探索和检验(Joshi&Neely,2018;Mathieu&Gallagher,2019;Ou et al.,2017;Roberson,2019)。Einstein和Infeld(1942)认为,“问题的性质与特征远比问题的解决方法更为基础,因为问题的界定与呈现本身蕴含着问题的解决思路和办法”。学界对群体断层激活及演进机制有创见的实证研究还不多见,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将群体成员视为等价存在。群体由社会地位、个性特征和行为风格等各有所别的个体组合而成,特定群体中不同个体在群体中的权力分配并不均衡(Thatcher&Patel,2012),所以群体成员是横向多样性与纵向不平等性交互融合的社会存在(Bunderson&van Der Vegt,2018),多样性效应就是群体内不均衡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表征(韩立丰 等,2010),因而特定群体中不同个体对群体过程及不同层面绩效产出的影响并不等价。而既有研究对特定群体中个体的不等价性关注不够,亟待进行深入研究(仇勇,王文周,2018)。显而易见,对于决定组织兴衰的组织变革过程的解构,更要充分重视组织变革关联群体中,不同个体对群体过程及不同层面绩效产出影响的不等价性,尤其需要聚焦于身处关键岗位的群体成员与直接上级、本位及他位群体成员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但截至目前为止,有关群体断层的研究,大都将群体成员视为等价的社会存在,这与群体过程的本质并不相符。二是研究范式与群体断层激活及演进机制契合不足。首先,群体断层构念关注群体分化后不同子群体间的交互作用关系。所以群体断层的研究,当以分化后的子群体为分析单元,但目前以分化后的子群体为分析单元的研究还很少见到(杜娟 等,2022)。其次,群体断层随群体过程的演进而不断变化,具有复杂动态性(仇勇,王文周,2018)。因而有关群体断层的研究,既要关注分化后不同子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机制及效应,探讨从休眠断层到激活断层的横向动态机制;也要从整体上关注不同子群体交互作用演进表征的纵向动态机制。所以,基于感知才存在、激活才显效的原则,群体断层研究当以具有鲜明群体断层激活表征、并对群体过程及不同层面绩效产出具有重大影响的真实事件为研究对象,采用纵贯式的案例研究范式,既关注群体成员的不等价性,又关注关键岗位成员与直接上级、本位群体成员、他位群体成员之间的多重交互关系,以及其与群体过程及组织绩效产出之间交互演进关系。但目前采用此范式的研究并不多见。基于如上回顾和分析,本研究以熙宁变法为研究案例,聚焦变法策划者和推行者王安石这一关键岗位人员与变法直接关联的同级、上下级群体成员之间动态交互关系,深入探究激活群体断层的关键变量、群体断层演进过程及其与组织变革绩效之间的关系,以期为群体断层研究的理论缺口及对应的管理实践提供新的洞见。2 案例选择 2.1 熙宁变法始末 北宋仁宗年间,经庆历新政失败的短暂沉寂后,阶级和民族矛盾越发加剧,国家日渐贫弱,要求改革的呼声再起。嘉佑三年(1058年),王安石进京述职,奏陈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建言仁宗对开宋以来的法度进行全面改革,革除积弊,富国强兵。但王安石的奏议没被仁宗采纳。治平四年(1067年),久慕王安石之名的宋神宗即位。他有志改变国家贫弱局面,遂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四日,王安石越次入对宋神宗,再次提出他曾向仁宗建言的全面改革想法,并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对开宋百余年来的表象和本质进行了深入剖析,勉励神宗“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神宗接受了王安石的变法主张,随后即进入变法动议阶段。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熙宁变法正式开启,旋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统筹财政,指导变法实施。随后的四年间,相继颁行了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338 心 理 学 报 第55卷 条约、募役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免役法等变法条文。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国家日渐贫弱的颓势。但由于各种仁者见仁的原因,变法一开始便有不同声音：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主张设立三司条例司,御史中丞吕诲便控诉他专权滥权等十大过失;青苗法实施不到半年,韩琦便上疏规劝神宗废除,随后李常、曾公亮和陈升之等也上书附议青苗扰民甚至害民,王安石竭力辩驳,但神宗举棋不定,疑虑并未消停。随后,王安石称病请辞归隐,韩绛等规劝,神宗挽留,王安石遂陈数朝廷内外诸官互相依附勾结,进言神宗要不畏流俗,心怀天下。熙宁四年(1071年),开封有百姓为逃避保甲自断手腕,知府韩维将此事报告朝廷。王安石认为推行新政,士大夫尚且议论纷纷,百姓难免受到蛊惑,神宗则认为应该倾听百姓声音。熙宁七年(1074年)春,天大旱,久不雨,朝廷内外守旧势力以“天变”为借口,又一次掀起对变法的围攻。安上门监郑侠上流民图,司马光又上应诏言朝廷阙失状,宋神宗对王安石的支持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同年四月,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亦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宋神宗无奈,便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之职,变法遭到重挫。熙宁八年(1075年),王安石再次拜相,但满朝上下,除了观望,就是反对,加上变法派内部公开分裂、宋神宗动摇,变法很难继续推行下去。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长子王雱病故,王安石辞去宰相,从此隐居江宁,法令相继被废止,变法宣告失败。王安石与熙宁变法失败之间关系,是宋史研究的热点之一(李华瑞,2021;李旭,2019;刘成国,2018)。对于变法失败的原因,历史学和政治学相关领域的研究多归结为变法路线错误(王志敏,张蕾,2018;张祥浩,1995)、反对派阻挠(漆侠,1959;王曾瑜,1997;姚治勋,2005)、神宗政治不成熟(李晓虎,李利霞,2019)、变法执行不力(张祥浩,2011;郑志强,2020)和王安石人格缺陷(范立舟,2017)等五个方面。变法即变法者根据特定的变革目标对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格局进行调整,并对潜藏其后的财富创造和分配机制进行重塑,其本质是对相关社会群体认知和行为进行定向改造的过程。因而变法能否成功,取决于在变法的窗口期内,不同社会群体在认知上能否达成应有的群体共识,在集体行为上能否整合成期待的步调一致。组织认知变革模型(Laukkanen,1994)认为,当组织发生变革时,由于认知水平和学习能力的差异,不同高管团队成员对组织变革的动因及所面临问题的认识,所应采取的变革方法和变革路径都会有所不同。为保证组织变革能够顺利推进并最终取得成功,高管团队需要通过不断沟通、协商等来降低认知冲突、增进认知共识、聚合集体行为。而高管团队中亚群体的分化及演进趋势,即群体断层,既展现了高管团队成员多重人际交互的演进历程,又表征了组织变革中高管团队认知聚合与行为整合的有效性,因而特别适宜解构组织变革的演进历程及最终的成败(Georgakakis et al.,2017;Hutzschenreuter&Horstkotte,2013)。从如上对熙宁变法始末回顾来看,随着变法的推进,熙宁变法相关各群体在认知上并没有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