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德文化解读_何良安.pdf

432023 年 1 期湖湘论坛No.1,2023（总第208期）Huxiang ForumGeneral No.208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收稿日期：2022-05-05作者简介：何良安，男，湖南桂阳人，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德文化解读何良安（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湖南长沙410006）摘要：作为中国共产党回应新时期“世界之问”而贡献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华道德文化为思想渊源和文化基础。与中华道德文化相比，西方以主体性和理性为核心的理智主义文化由于其内在的紧张，不但不可避免地给世界带来治理难题，也难以理解和认同这一方案的重大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丰富而深刻的中华道德文化价值，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真实意愿，而且是中国着眼当下、担当履行国际责任的道德实践。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道德文化；道德价值；道德实践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3）01-0043-08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已经成为了命运相连的共同体，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但是，新时代的全球化又是一个问题丛生的时代：从动荡的中东形势到紧张的叙利亚局势，从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到英国脱欧的“黑天鹅”事件，从频发的暴恐袭击到难民潮流，民粹主义的泛滥正使世界躁动不安，新型冠状病毒又使整个世界陷入高风险之中，俄乌冲突更是持续发酵，到处是坍塌破烂的高楼、疮痍满目的大地和不断涌动的难民潮，冲击着脆弱的国际局势。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概括了当今世界的严峻形势，“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160面对“世界怎么了”的时代难题，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深刻回答了“人类怎么办”的世界追问。习近平指出，“世界命运掌握在各国人民手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选择。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247。“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DOI:10.16479/43-1160/d.2023.01.00544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243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刻思考，是中国人民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责任担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162。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道德文化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有其深刻的思想渊源和文化基础。“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312，“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4106。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华历史和传统文化，把握时代脉搏，针对当代问题进行创新性发展而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素来以道德文明和礼仪之邦著称，崇文尚德是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5242这种独特的优势可以概括为“天人合一”的境界追求、“天下大同”的人类情怀、“以国为家”的爱国情操、“民惟邦本”的治理思想、“和而不同”的交往理念、“修齐治平”的修养追求等，这是一套底蕴深厚的价值体系和精神追求。如果以内在的文化精神而不是表层的器物文化，甚至也不是中间层的制度文化为依据，深入分析中华文化这套独特的价值体系和精神追求，并对当今世界文化的主要类型做一个概括，可以把中华文化归结为以处理人与人关系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文化，西方文化则是一种倡导科学与理性的智性主义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西方文化较重知识（求真），中国传统文化较重人性（求善）。”6481与中华道德文化相比，西方智性主义文化有两大核心要素，其一是主体性观念。西方文化先有“我”的观念，每一个“我”都是独立的主体。主体以追求个人的自由和幸福为目标，个体的权利和个性的伸展由此产生。这种文化在对待“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由于突出个体的独立性，强调个人与他人的差异性及与社会的对抗性，在社会生活中必然走向个人中心主义。在对个人主体性的强调中，一切外界对象包括自然和他人都被看作是客体，客体不过是被认识、改造和利用的对象。这样的主体性观念不但不能引导人类实现自由和解放，反而在现实中造成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其二是理性观念。理性是西方文化的又一核心观念，因为理性是主体确立、确认自我的根本方式和手段，没有理性，就没有主体。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以来，经过一系列的思想运动，尤其是在启蒙运动中，通过高扬并依靠理性的力量，成就了现代科学的知识体系，实现了现代社会结构的型构，也完成了社会生活世俗化的进程。这种文化深信，只要拥有理性的手段，依靠科学的发展，凭借“可计算性”“可控制性”的标准，就可以使人类历史合乎目的而不断进步。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带来的社会结构的不断合理化、科层化，并没有解决生活的意义和人类交往的实践规范问题。当理性被异化为主体谋求权利或者权力的工具理性时，必然失却对生活意义的追问和对他人、社会与自然的价值关怀，工具理性于是成为现代性问题的思想根源。中国文化一开始就以“人与人的关系”为核心，“西方人是一只眼睛看世界，就象45射击瞄准，看得比较清，他们是追求目标的文化。我们是两只眼睛看世界，就像引线穿针看得比较全。我们是处理关系的文化。”66道德追求及人文关怀因此成为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梁漱溟指出，“道德气氛特重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以道德统括文化确为中国的事实”，中国人的道德追求“融国家于社会人伦之中，纳政治于礼俗教化之中”727。钱穆先生也认为，“道德实为中国文化之中心指导，若没有道德，中国的经济、政治生活等将无从解释，亦将无历史，无文化”8112。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别及各自优势，以伦理本位为特色的中国文化在看待世界和对待他人、社会时，秉持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辩证思维，在塑造人格和人生追求中强调人的道德自觉，是一种相信人的主体性，从而引导人生向上的文化。而追求知识（求真）的西方文化“以机械性的逻辑去演绎并不逻辑的人性，往往就会钻入死胡同”。6481因此，“西方文化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中国相比不分上下，在思辨科学方面略胜一筹，但是在实践哲学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等方面，西方文化就显得相形见绌了。”94由于一切都以主体对待客体的态度和方式来处理，“人对物是 对外用力，考虑利害权衡，用来制胜自然，是非常成功的，结果就是科技发达。但用这种态度处理社会关系，除了势力均衡的民主制度外，大体上是失败的。运用在民族之间、国际之间，就会酿成大战，毁灭人类和文化。”1067所以，在国际交往中，西方国家遵循的是利益原则，他们的口号是：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导致了现实世界国与国之间互不信任、互不相容，以邻为壑、倚强凌弱。西方不仅无法为世界提供永久和平的整合模式，而且其内部自身都无法统一，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是西方在罗马帝国分裂和灭亡之后西方历史发展的主线。11进入现代社会，面对全球化深入推进带来的世界难题，西方文化既拿不出有效的治理方案，也难以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达成真正的理解和认同。而“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概念，从本质上讲“中国”就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中证明了依靠文化的纽带和道德的力量可以将亿万不同民族的人民组织在一个共同体中。在世界文明历史中，只有中华文化绵延五千年，无论碰到什么风浪，无论遭遇什么挫折，中华民族从未绝望、从不放弃，中华文化薪火相传、历久弥新，这是世界文明史的奇迹。究其原因，显然不是因为中华文化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是因为它尊崇了人性的规律，具备厚重的道德精神，发挥了道德的强大调节功能。中华道德文化因为其开放性和包容性而在应对各种危机和化解各种矛盾中极具韧性，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道理。”594今天世界难题的解决及和平秩序的建立仅仅凭借经济和科技已经无能为力，武力威胁和西式“民主”更是难以为继。人类历史上长时间的和平和“世界主义”国家从来都不是出现在西式的竞选民主之中，曾经是人类制度文明象征的西方民主制度在 21 世纪已经逐渐僵化和腐化。因此，瑞典物理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在一九八八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颁奖大会上指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也46就是中华文化固有的道德智慧。崇文尚德既是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和永续发展的精神动力，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突出贡献，中华道德文化将为世界的未来发展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提供无尽的思想宝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正是中国道德文化逻辑演进适应新时代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论。二、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的道德文化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作为指引人类未来的系统方案，包含多维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指向：政治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经济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和衷共济、合作共赢；文化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平等交流、互鉴共存；生态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环境友好、自然保护；安全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反对恐怖主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内涵中，蕴含深刻系统的中华道德文化价值。（一）“天下大同”的道德理想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着应然的价值追求，对全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这是对中华传统“天下大同”道德理想的继承和发扬。中华文明自古就有很强的整体意识，中国人没有强烈的畛域观念。早在大禹时期中国便出现了“协和万邦”的思想，其后，夏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身家国天下的逻辑，使天下大同、世界一家成为中国文化关注的核心观念。传统中国人追求的美好社会，是“一匡天下，民受其赐”(论语宪问)、“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甚至“天下定于一”(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议兵)的大同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样把世界看作是一个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12478；“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12481，形象的比喻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世界的整体性特征。世界的整体性决定了人类命运的共同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立基于全球化时代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严峻问题的共同关切、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的命运事实，提炼出超越差异分歧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全人类共同价值，擘画了“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未来世界蓝图，是对传统大同理想的创新性新发展。（二）群体为重的道德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承了中华传统群体为重的道德原则。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把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作为关注的重点，把维护共同体的秩序作为协调二者关系的关键。孔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遵守社会生活中的伦理纲常，人际交往应该先义而后利。孟子进一步阐述了处理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等五伦关系的基本遵循，每个人都通过人伦关系寻找自己的定位。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美好生活从47来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类存在物”的问题，正是在类的关系中，在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有效互动中，人的对象化活动才能达到预期结果。人类天然地需要团结在一起组成共同体，“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13394。群体为重是中国人秉持的基本道德原则，“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中国人的深厚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