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健身活动现实检视与纾解路径研究_隋天赫.pdf

作者简介：隋天赫，硕士，讲师，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通讯作者：费加明，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淮北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基金项目：中华职业社第一届黄炎培职教思想重点课题“黄炎培职业素养观研究与实践”（课题编号：）；年中国商业学会课题“职业本科生体育核心素养与未来岗位胜任力关系研究”（课题编号：）。文章编号：（）全民健身活动现实检视与纾解路径研究隋天赫，费加明（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浙江 东阳；淮北师范大学，安徽 淮北）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对比分析法等分析我国全民健身转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对全民健身取得的“体育场地已超过 万个”“社会体育指导员超过 万人”“全国全民健身站点平均已达到每万人 个”等成绩进行分析与反思，结果认为，“全民健身”活动背后存在全民健身软硬系统建设脱节、群众体育发展资源垄断、医疗健康干预存在理念误区等不足。在此基础上，结合 时代数字体育发展趋势，提出全民健身纾解路径：公益事业与体育产业融合化、全民健身工程入户细致化、体育职能部门核心业务扁平化，以期运用理论研究促进全民健身顶层设计。关键词：全民健身；现实反思；制约；可持续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在经历科技洗礼后，大数据技术在国家治理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互联网 ”风潮中数字体育也应运而生。如云计算广泛应用于体育竞赛组织以及体育产业发展、各种运动 跳动的数据表明“数字化”的全民健身早已悄然走进大众生活。现今，我国全民健身成绩斐然、趋势大好，然而深度剖析全民健身活动背后的现实问题，仍需对全民健身发展现状、顶层设计以及纾解路径等进行深入思考。一、全民健身发展现状 体育行业发展快速，场地数量庞大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指出，到 年，中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将超过 万亿元。年 月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规划纲要，从国家战略层面指出了“健康优先、共建共享、全民健康”的宏伟目标。全民健身路径建设涵盖了政策法规、场地设施、公共服务平台、健身指导与咨询等多维度指标体系，其中，健身指导与咨询已成为新时代大众最广泛最迫切的需求。就体育场地数量状况而言，据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发布的 年全国体育场地统计调查数据显示，截止到 年底，全国体育场地共有 万个，体育场地面积 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平方米。但数字表象背后还存在一些不实用现象：其一，体育场地用地面积包括附属配套设施的占地面积以及道路、停车场、绿化带等占地面积，而在实际全民健身活动中停车场及绿化带无法为大众带来健身或活动体验；其二，纵观 万个体育场地，归机构所有，虽然对外开放进行健身活动，但质量差、无维修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全民健身，另外，对第 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有关资料的研究显示，体育场地对外开放比例偏低，万个体育场地不开放率达 ；其三，由于体育场馆涉及相关政策法规问题、管理问题、归属权问题以及安全问题，真正可使用的体育场地有限，且场地使用率较低。第 卷 第 期 年 月黑 龙 江 工 业 学 院 学 报（综 合 版）（）DOI:10.16792/ki.1672-6758.2023.01.009 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进一步壮大社会体育指导员作为健康中国和全民健身计划实施的重要抓手，是全面提升中华民族健康素质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数量及素质对提升全民健身的科学化认知、提高广大民众的体育参与程度、丰富城乡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等均具有重要作用，是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国家体育总局在 年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修订版）中指出，截止到 年 月已累计有 万人次参加职业技能鉴定，其中 万人通过考核鉴定获取职业资格证书。在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指导、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全民健身活动。但是，社会体育指导员考核条件、队伍结构、等级制度、指导水平等方面还存在不足。国内研究表明，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结构主要包括七个方面，一是社会体育指导员门槛低，体育院校毕业生无需培训一步入岗；二是体育局领导、高校教师以及退役运动员，经身份认证后自然转正；三是参与体育局会议基层人员登记注册，四是商业健身人员为缩短培训时间和费用投取捷径；五是重复计算基层体育局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六是已注册人员等级升级后系统依然保留，一人占两名额；七是由于人员出国、去世等原因造成的数字叠加累计。其中，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女多男少，中老年人多而青年人少是目前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一大特点，其中在一线长期承担体育指导工作的又以中老年人为主。此外，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建设和发展还存在社会体育指导员城乡地域发展很不均衡、高级别社会体育指导员极其短缺、参与指导频率较低、无定点挂牌指导点、有证不上岗和上岗无证等现实问题和实际困难。城乡居民健身水平总体持续提升在国家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发布的 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中，强调了我国城乡居民体育健身活动的基本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城乡居民健身水平持续提升，体育健身个性化、层次化、体验化的需求得到进一步满足。“政府 社会 市场”在公共体育服务质量提升中得到良性互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全民健身工作成效显著。由国家体育总局组织管理的一体化模式不能形成社会体育组织对于社会指导员培养和管理的支持，一是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对于政府的依赖性强，具体表现在社会体育指导员围绕各体育部门工作，或其志愿服务项目涉及政府工作重心；二是志愿者活动存在一定的形式主义倾向，少数全民健身活动的组织开展未考虑服务的本意和效果。而今场地变更、用途变更情况也在一些地方存在，全国全民健身站点总数居高，但在相对偏远的农村地区，因场地条件差、无指导人员等问题使得群众开展健身运动尚有困难。二、全民健身活动存在问题检视 大数据下的国民健康不容乐观健康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奋斗的基础，随着近年来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人们对健康也越来越重视。但是近期，中国人健康大数据的结果却显示，中国人的健康数据仍不容乐观：的中国人有过劳死危险，的白领亚健康，患有慢性病，慢性病死亡率占，中年死亡的原因中 是心脑血管疾病。且 年中国人均寿命仅为 岁，位居全球 位，与第一名的日本（平均寿命 岁）相差 岁。另外，我国肥胖人数将达到 亿，且未来 年将会增长一倍。根据相关临床数据，腰围只要增长一英寸（厘米），血管就会增长 英里，患癌风险高 倍。年健康医疗预测报告指出，体育健身的参与人群存在着“两头高、中间低”的“马鞍型”现象，即青少年学生和中老年人群参与度较高，中青年人参与度较低。据新华社报道，目前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只有 ，群众的体育参与程度仍然偏低。体育场馆经营管理水平亟待提高中国体育产业发展蓝皮书（）中对我国体育场馆的现行状态分析为“体育场馆数量严重不足与长期闲置并存”，反映出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的“产能过剩”与广大群众感到“健身场地稀缺”之间的矛盾局面。近年来体育服务业快速增长，全民健身诉求的增多和体育消费的崛起，直接激发了体育服务业增加值在体育产业中的比重持续上升。尽管数据呈现良好走势，但体育场馆的问题依旧不少，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使用者偏少。我国 以上的体育场馆都存在运营不良的问题，鲜有人去使用，场馆一年只有五六场比赛的情况第 期全民健身活动现实检视与纾解路径研究 年时有发生。使用率问题是其一，能否盈利也影响着场馆发展，而这实则是一个全球通病。国家体育总局体科所智慧体育创新研究中心称，国内场馆的投入与运营和实际收效不成正比，目前只有极少数大型体育场馆是盈利的，且其中大部分都不会考虑固定资产折旧因素，并没有将政府对场馆的前期投入计算入内，实现智慧化更需改变运营机制。体育健身俱乐部产业盈利不多首先表现在健身产业模式化。事实上，全球的健身产业被体育器材生产企业所左右，如设计成排的跑步机、单车、力量练习区等模式，使得健身俱乐部这一“标准”形象深入人心。其次表现在半公益健身产业畸形化。半公益健身产业是指全国各地方体育局和企事业单位的各种体育场馆开展的健身产业，由于这种健身产业的所属单位负责大部门房产租金、水电费、购置器材的费用，以及装修与折旧费，因此，成为不符合产业投入产出原理的“特殊产业”。三、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的现实反思 全民健身软硬系统建设脱节我国全民健身系统构成有着三大主线，一是“全民健身路径”硬件系统建设，二是以“社会体育指导员”为最后一公里的全民健身服务的“软系统建设”（包括协会与指导员），三是贯穿全年的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大大小小全民健身竞赛与活动。这三条主线形成了我国目前全民健身系统工程的主要体现方式和系统构成。然而全民健身系统三大主线中，健身路径只是一种物理条件，而“路径”本身也没有可以发挥的系统主动能动性；而对于“社会体育指导员”这根主线，体育总局出版的中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发展报告 指出，社会体育指导员是志愿者，作为志愿者的协会组织，从目前情况看，各级协会与指导员的基本联系是不畅通的。事实的确如此，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作为全民健身系统的最主要社会人力资源，但目前就是这一接地气的“最后一公里”却处在服务终端的不确定位置。群众体育发展资源垄断体育发展所需的元素涵盖奥林匹克竞技体育、“职业化”竞技体育、非奥林匹克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发展的全部相关元素，包括人才资源、组织资源、财政资源、场馆资源、政策与行政权力资源、科技资源、信息资源、国际合作渠道资源以及媒体合作渠道资源。由于这些资源大部分被机构所占据，如群众体育资源控制在群体司、社体中心和其他几个中心下属协会以及各省与之相对应的部门；场馆、科研、资金流动在相应的行政部门管理，反向证明我国没有真正的核心体育产业。党的十八大后，国家开始调整产业结构并大力提倡发展体育产业，体育竞赛产业带动着国家经济飞速发展，然而面对有限的国际赛事产品，若没有政府的直接参与，将会面对巨大的资本压力以及商场的不确定性。另外，群众类赛事中社会企业没有赛事的主办资格，只有承办与销售资格，政企不分的管理模式限制着群众体育的发展，也存在政府急于推出新项目以及非公平环境现象。“医疗健康干预”存在理念误区以健康理念为引领的“非医疗健康干预”逐渐与全民健身深度融合，但“治病免费，健身要自己消费”对民众追求健康的意识和行为给出了一个不良诱导。这样的诱导完全不符合民众的利益，但却符合医疗资本的利益。政府为民众的健康“买单”，使得医疗资本的上游产品实质已成为政府、生产商和服务商之间的交易。另外，还存在这两大问题：其一，无形中促使民众将自身健康干预的积极性放在了免费的医疗服务上，而不是放在自己需要花钱的“非医疗健康干预”上；其二，对医疗浪费和过度医疗起到了推波助澜、推高成本的作用。目前，我国民众健康管理方面显然将大量的资源配置到了医疗的后端关口，而分配到全民健身前端关口的资源很少。从资源配置总体水平趋势来看，体育健身产业和公益健身资源的优势从国家规划意识和民众健康管理资源配置模式开始，就已经被过度医疗挤占了。四、全民健身疏解路径探索 公益事业与体育产业融合化全民健身的本质是通过体育为主的“非医疗健康干预”方式对我国民众进行群体性健康管理的政府公共服务。全民健身民生工程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模式，首先，坚持“政府全资投入 民众免费享用”的群体性健康公共服务。公益性全民健身事业应结合我国体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引入广告模式、延伸服务模式与大数据利用模第 期黑 龙 江 工 业 学 院 学 报（综 合 版）年式等，逐步形成“政府支持、各方协作、社团管理、市民参与”的公益性全民健身服务体系。例如，作为由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主体打造、国家体育总局负责监管的公益平台“益起”，可以通过用户“捐跑”与企业“捐款 物”相融合的新颖模式，号召全民参与体育公益，将日常跑步训练升格为慈善公益。其次，坚持“政府补贴投入 民众低成本享用”的个体性健康公共服务。根据国家印发的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普及全面健身文化，在卫生系统中的医院、健身路径、社区中心等个体性健康公共服务中引入“非营利组织”提供社会服务模式，如发挥体育基金会公益慈善平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