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安全倡议与西方安全观比较研究：创新与超越_王灵桂.pdf

021王灵桂 杨美姣全球安全倡议与西方安全观比较研究：创新与超越内容提要：百年变局下，国际安全秩序面临着严峻挑战。以无政府状态为逻辑起点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西方安全理论面对当前挑战诸多弊端尽显，究其根本是无法摆脱权力博弈的色彩，其产生是为西方资本主义扩张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而服务的。全球安全倡议传承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传统，倡导人类安全共同体，为弥补和平赤字、安全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指明了方法路径，也为破解全球安全困境提供了重要方向。全球安全倡议与西方政治安全观有着本质区别，是对西方安全理论的扬弃和超越。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追求共同安全和普遍安全，积极探索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等是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可行路径。关键词：全球安全倡议 西方安全观 安全困境作者介绍：王灵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一带一路”、国际政治研究；杨美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亚太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思想研究。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共振，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重大挑战。2022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作了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的主旨演讲，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应该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安宁。2022年022国家安全研究2022年第6期10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进一步强调，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对话协商，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全球安全倡议是对西方政治安全观的超越，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也是引领国际社会跳出地缘政治博弈逻辑的努力。这一重大倡议回应了国际社会维护世界和平、防止战争冲突的迫切需要，顺应了世界各国坚持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团结的共同追求，响应了世界各国人民共克时艰、共同开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的普遍愿望，为消弭国际冲突、实现长治久安开辟了新的方向。一、西方安全观的发展及其弊病安全是人类面临的首要问题。讨论国际安全问题，不仅需要讨论理性、利益和权力等社会物质性的问题，还涉及道德、伦理等问题。一直以来，西方传统安全观深刻影响着国际政治逻辑，均势、地缘、结盟等安全观突出了权力博弈的色彩，霸权政治和强权逻辑多次导致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战争和冲突。（一）西方安全观的主要内容在西方不同的国际政治秩序理念中，对于安全的认识和获取安全的方式多有不同。传统主流观点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国际社会的基本特征，缺乏一个主导性的权威来维持国际秩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范式都是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2 63页。王毅：“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守护世界和平安宁”，人民日报，2022年4月24日。Barry Buzan,“People States and Fear: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Lynn Rienner Publishers,1991,p.1.阎学通、徐进编：国际安全理论经典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 2页。023全球安全倡议与西方安全观比较研究：创新与超越在这一前提下思考和探索安全问题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斗争和冲突不可避免，国际法和国际道德的规范作用有限。现实主义内部就安全问题也有不同论点。修昔底德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为例，认为雅典实力的壮大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从而引起战争而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扩张统治势力。霍布斯则认为需要建立一个利维坦，通过其威慑统领大家的意志，对内谋求和平，对外互相帮助抵御外敌，帮助人类脱离战争和自然状态的悲惨状况。海权论、陆权论和地缘区域论等地缘政治理论，则将地理要素和政治要素结合起来寻求获得安全的方法。摩根索提出，国际政治就是追逐权力的斗争，无论其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政策目标就是为了保持权力、增加权力或运用权力，现状政策、帝国主义政策和威望政策分别是这三种寻求权力斗争的政治模式；在此基础上，获得普遍安全不仅需要制约权力，还需要改造国际环境。以华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同样认为，国际政治具有无政府状态的特性，但均势可能会在竞争中维持和平与安全；结构不能根据单元的功能来定义，但可以根据单元能力的大小来定义，权力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国家的首要关注不是权力最大化而是维持自身在系统中的地位；在自主系统中，当大国处于稳定的均势，国家实力的分配也没有出现严重失衡时，对绝对利益的关注可能取代对相对利益的忧虑。自由主义认为，国际合作与制度安排能促进和平以及人类的自由与平等；古典理想主义侧重国际法、国际组织、道德以及国际舆论在获得安全及构建和平中的作用；功能主义则建议在功能以及需要的基础上树立一种权威形式，通过跨国合作和一体化的政治进程推进国际安全。基欧汉和奈则认为，国际关系 修昔底德著，何元国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8 20页。英霍布斯著，黎思复、黎廷弼译：利维坦，商务出版社，2021年，第128 132页。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5 78页。美肯尼斯华尔兹著，信强、苏长和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6、210页。024国家安全研究2022年第6期属于一种复合型的相互依赖，而非对称性相互依赖是一种权力之源，经济动机与军事安全同等重要，经济相互依赖的普遍存在及多元安全行为体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安全困境并增加了合作的可能性。共和自由主义者强调人类的理性及自由民主制度，认为宇宙中存在一种和谐秩序；商业自由主义认为，贸易会促进行为体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进而限制战争的发生；而社会自由主义则更为关注非政府层面因素的作用，主张交往、文化同一性及社会联系能有效促进相互之间的利益共通点及合作。总之，在自由主义者看来，经贸、制度、社会联系、意识形态等都可能会促进行为体之间的合作和联系，而相互联系的紧密性为分化矛盾、降低冲突提供了机会。在建构主义者看来，安全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对安全威胁的认知来自身份认同和观念结构模式。不同的身份关系会形成霍布斯模式、洛克模式和康德模式，无政府体系的结构和趋势取决于敌人、对手、朋友这三种角色中的哪一种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国家会处于相应的压力之下将这种角色内化于它们的身份和利益之中。弗雷德金基于规范建构主义提出了战争、竞争、集体安全、安全共同体等四种安全关系，身份认同规则确定了敌人、对手、公民、朋友的身份，而不同的身份则会影响国家对安全的认知和应对威胁的举措。建构主义的安全研究不仅重视物质主义，更突出了规范、文化、身份等关键要素，认同的逻辑而非无政府状态的逻辑解释了国家面对威胁时的反应，也正因如此，国家之间并不总是存在安全困境，还有可能建立安全共同体。在无政府状态逻辑之外，还存在着无政府状态之后的集中化世界。这种观点认为国际政治并不缺少集中化的制度来对武力的使用行使合法性权威，除非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 17页、297 299页。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45 255页。Brian Frederking,“Constructing Post-Cold War Collective Security,”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7,No.3,2003,pp.363-378.Michael Barnett,“Identity and Alliance in the Middle East,”in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Peter Katzenstein ed.,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401.025全球安全倡议与西方安全观比较研究：创新与超越出于自卫的紧急情况，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已经同意安理会在国际安全问题上有权作出最终的决定。而正是安理会，作为一个核心的集体机构，有权决定何时应该运用战争来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这种权威依赖于联合国宪章的法律地位，也依赖于安理会自身的合法权力。安理会在维护共同安全方面具有重要优势，因为它的行动和声明代表了受到尊重的国际共同体的共同看法，这一“集体合法性”的力量是安理会发挥影响的潜在来源，它不依赖于单个国家的选择或同意，而是来自社会化和象征化的过程。据此观点，增强安理会的合法性对集体安全或共同安全有重要作用。（二）西方安全观的弊病均势安全观、霸权安全观、地缘安全观是西方现实主义安全研究的主要理论成果。均势安全观认为，权力均衡是缓和战争、维持稳定的有效途径，如权力失衡则可能会诱发冲突甚至战争；国际权力均衡具有动态性，当打破平衡时，体系会趋向重建平衡，无论是恢复原有的平衡还是建立新的平衡。虽然均势政策使得1648年至拿破仑战争、18151914年期间的政治斗争呈现节制性和非决定性，但它在阻止世界霸权产生的过程中仍无法阻止多次战争的爆发。可见权力均衡具有不确定性和功能不足的缺陷，这就致使它如果不用实际或潜在的战争作为手段，就无法履行其对个别国家的功能，也无法履行其对于国际体系的功能。霸权安全观主要体现为霸权稳定论，该理论主张霸权国体系有利于世界经济和国际体系的稳定，“古罗马治下的和平”“英国治下的和平”及“美国治下的和平”都是因为有一个能统摄其他国家的霸权国的存在。但霸权体系并不 Richard Ashley,“Untying the Sovereign State:A Double Reading of the Anarchy Problematique,”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7,No.2,1988,pp.227-262.美伊恩赫德著，毛瑞鹏译：无政府状态之后：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合法性与权力，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页。美伊恩赫德著，毛瑞鹏译：无政府状态之后：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合法性与权力，第239页。Robert Gilpin,War and Ca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29.026国家安全研究2022年第6期一定稳定，二战后，在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中仍爆发了269次国际武装冲突，两千多万人丧生。就此而言，霸权稳定论是一种“实力即资源”的理论，它并不能准确地预见某些特殊事件的政治后果，且霸权国为维持霸权或应对崛起国的挑战会不断扩展权力，在此过程中争端和冲突则在所难免。此外，从霸权稳定论产生的背景来看，其理论目的就是为美国建立和维持世界霸权背书，使美国霸权获得一种政治合法性；而在现实中，美国为了自身利益频繁违反国际规则，牺牲其他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扰乱了正常的国际秩序。地缘安全观认为获得关键的地缘位置会为当事国争取更多安全，海权论、陆权论、边缘地带论、棋局论等都是地缘政治理论的典型体现，冷战后出现的地缘经济学和文明冲突论则拓展了地缘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但问题在于，地缘的固定性及基于现实主义对权力追求的本性，那些可能获得或者有潜在可能获得关键地缘的国家会有争夺的冲动和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