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三重向度_倪良新.pdf

党的二十大部署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进一步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为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明前进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最重要的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共产党立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彰显百年大党的历史担当，着力解决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同步、不协调等问题而提出的战略主张。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也是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振兴的“中国之治”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是发展道路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既能引领中国乡村发展，也会深刻影响世界现代化进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村发展经验的“溢出效应”，必将为具有同等条件、同等发展愿望的发展中国家推进乡村现代化提供参考模板和模式选择。因此，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立足中国，关照世界，深入研究其向度问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考虑三个向度，即坚持中国道路、扎根中国情境、建构中国理论。其中，中国道路界定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领导力量、根本指导思想、终极价值目标、主要依靠力量，决定了中国乡村振兴的性质和方向，坚持中国道路可以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中国情境描述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客观依据和基本条件，从历史的维度、现实的视角、世界的视野、发展的眼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三重向度倪良新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 合肥 230022摘要：中国提出乡村振兴这一伟大战略构想，既着眼于整体性解决中国“三农”问题，也着眼于解决乡村现代化这个世界现代化的“终极问题”。必须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立足中国，关照世界，深入研究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三重向度，即坚持中国道路，扎根中国情境，建构中国理论。坚持中国道路界定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领导力量、指导思想、终极价值目标、主要依靠力量，决定了中国乡村振兴的性质和方向，可以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扎根中国情境描述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客观依据和基本条件，从历史的维度、现实的视角、世界的视野、发展的眼光研判中国乡村振兴的现实基础和约束条件，可以避免类似“时代错置”的错误。建构中国理论是在坚持中国道路和扎根中国情境基础上对乡村振兴领域创新理论的阐释、乡村振兴中层理论的建构以及提出能够解决乡村问题的中国方案，可以避免陷入理论恐慌和行动拘谨。关键词：乡村振兴；中国道路；中国情境；中国理论中图分类号：D4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805(2022)06-0009-08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协同视角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村振兴战略研究”（19BKS20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创业赋能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内在机制与政策研究”（21BGL072）；安徽省高等学校质量工程项目“共同富裕视角下AH-MBA嵌入中小企业人力资本开发研究”（2021jyxm0144）作者简介：倪良新，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乡村振兴教研部教授，研究方向为乡村振兴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第20卷 第6期20(6):9162022年12月December 2022东 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东 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第20卷研判中国乡村振兴的行动基础和约束条件，扎根中国情境可以避免类似“时代错置”的错误。建构中国理论是在坚持中国道路和扎根中国情境基础上对乡村振兴领域创新理论的阐释、乡村振兴中层理论的建构以及提出能够解决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的中国方案，建构中国理论可以避免陷入理论恐慌和行动拘谨。一、中国乡村振兴必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中国道路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概括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的十条历史经验之一，是具有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论断，是一切工作的根本遵循，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指明了前行的方向。关于中国道路的概念界定，学术界根据时间范围主要分为四种观点：一是指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道路；二是指1921年至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和革命建设之路；三是指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创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四是指改革开放之后党和人民在长期探索中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本文认为，坚持中国道路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主要基于两点原因：一是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 决议）直接提及。在 决议“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第五条“坚持中国道路”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只要我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身蕴含着上述四种概念界定。所谓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艰辛探索中选择的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开创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3。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乡村振兴必须坚持中国道路，集中表现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要求，是新时代形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是开创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的内在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全党的共同意志，政治性是其根本属性、第一属性，不仅要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政治原则、政治纪律、政治要求贯穿始终，同时要在技术层面研究如何将这些政治规矩转化为行动指南的路径、方法和策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一种宏观的、抽象的、理论的、权威的政治范畴，乡村振兴作为一种具体的、专业的、实践和具有独特规律的行动领域，乡村振兴场域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在清晰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丰富内涵和细分维度基础上，探寻二者的接口、触点、引领机制和转化通道，将宏观层面的指导转化为实践层面的操作性行动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不断丰富、与时俱进，但其核心要素亘古不变，就是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取向。具体来说：其一，从坚持党的领导来看，乡村振兴坚持党的领导，既是政治自觉，也是理性选择4，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党从政治、组织、制度等层面予以领导和保障。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切实提高新时代新征程党领导“三农”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领导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布局上健全完善党全面领导“三农”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行动上制定出符合各地自身实际的实施方案，切实解决乡村振兴顶层设计落地问题，能力方面提高“三农”领域领导干部工作本领，组织方面重点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其二，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规划了中国乡村振兴的总体进展和整体方向，也规限了乡村振兴中其他各10倪良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三重向度第6期种理论适用性范围5。其三，从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来看，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乡村振兴伟大变革的方向、原则和立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把握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6。必须坚守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个底线，决不能犯颠覆性错误。其四，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来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将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维护农民根本利益作为根本遵循。实践中要避免“干部干群众看”“农民运动而农民不动”等主体缺失现象，杜绝“农民被上楼”“富了老板穷了老乡”等主体利益受损问题，健全制度安排、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借鉴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组织农民、发动群众、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积极性的有益经验，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其五，从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取向来看，促进农民共同富裕是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7。从人口基础看，生活在乡村的人口基数较大；从问题表征看，长期城乡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最大挑战；从致富机理看，乡村存在资本陷阱、空间贫困陷阱、人力资本贫困陷阱、文化贫困陷阱等诸多贫困陷阱；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看，乡村既是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来源地，也是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倍增的重要实现地8。因此，乡村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战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二、中国乡村振兴必须扎根中国情境扎根中国情境是指在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立足中国的国情农情乡情和所处世情，从历史的维度、现实的视角、世界的视野、发展的眼光全面研判和深入研究中国乡村振兴的历史条件、现实基础和外部环境。中国情境是包含多种要素的多维动态复杂情境，通常有不同的维度、角度和研究深度。本文认为，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将“两个大局”作为谋划乡村振兴的基本出发点，将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为乡村振兴的着力点，将人多地少、幅员辽阔、区域发展不平衡等中国国情农情乡情作为乡村振兴的现实起点，三者共同构成了乡村振兴中国情境的主要维度。从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的历史长河中看，“两个大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要论述既是对中华文明从“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到“文明蒙尘”再到“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更迭蝶变的客观反映，也是对发生这一历史性变化背后坚持党的领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历史经验的深刻揭示，同时还是对人类历史中文明发展进步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的精准洞察。从人类文明演化进程看，能够把属于人类文明的全部要素集合起来的是乡村和城市，人类文明的演化史就是一部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交替鼎盛的演化史9。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与乡村发展关系密切，中华文明的根在乡村。而西方文明是建立在古代工商业经济基础上的文明，西方文明的根在城市10。一般而言，工业化是推动世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动力，城市文明随着工业文明而兴。而乡村逢工业文明衰，遇生态文明兴11。从人类文明发展演变的历史规律来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趋势之一是当代人类面临着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文明时代大转型，源自西方的城市主导的工业文明正处在式微中。中国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走生态文明道路，是超越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新范式，是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特征之一，必将推进承载中华文明基因的乡村文明走向复兴，这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同时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忽缺的力量之源。因此，必须从谋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视野中定位和认识乡村振兴的使命与价值，矫正单极化城市文明倾向走城乡融合之路，摒弃唯工业化理论形成工农互促格局，践行生态文明战略推进乡村生态振兴，复兴乡村文明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当前，我国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最大的不协调11东 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第20卷是城乡发展不协调，最大的不同步是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不同步，在许多领域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还较为突出。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既是城乡关系演变一般规律的必然反映，也是中国自身工业化和城镇化独特发展路径的客观要求，当前主要受城乡资源配置异化、前期制度固化、传统思维僵化等因素的制约。新中国成立后，在工业基础薄弱、面临外部封锁、单一内部循环格局下，中国通过户籍制度、人民公社、统购统销等一系列制度累积，探寻了一条提高工业化资金积累水平的基本路径，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但也客观上造成了“城乡分治、分散、分裂工作格局”12。一定程度上来说，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是一种国家政策主导的制度设置13，是行政主导型城乡二元结构14，其形成原因主要是优先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