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高通胀的成因、影响与应对策略研究_徐文舸.pdf

新冠疫情暴发后，尤其是 2021 年以来全球通胀愈演愈烈，预计 2022 年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8.8%。多数经济体的总体 CPI（包括所有商品和服务价格）与核心 CPI（不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持续上升，不仅突破各自中央银行设定的目标控制上限，而且已达到几十年来通胀的最高水平。发达经济体方面，美英两国 CPI 同比上涨均超过 9%，创下 40 年来最高纪录，欧元区 CPI 同比涨幅创下货币联盟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CPI 边际上涨速度虽不及发达经济体，但绝对水平较高，平均接近 10%。相比多数经济体，我国通胀目前较为温和，具备稳定价格的有利条件，但外部输入性、长期结构性等通胀压力依然存在，亟待深入研究本轮全球高通胀现象及探讨应对举措。对此，本文基于“总需求总供给”理论框架，从长短期两个维度揭示全球高通胀的形成原因，总结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教训，系统分析经由贸易、金融、政策三大传导渠道的影响机制，并提出有效应对未来通胀上升风险的政策建议。一、全球高通胀的成因此次全球高通胀是一场“完美风暴”，先后遭遇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冲突等意外事件，又出现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犯下事前政策设计不当、事中误判连连、事后应对延迟等系统性错误，还面临逆全球化思潮、人口老龄化、绿色转型等中长期挑战。因此，不同经济体同时发生高通胀是需求变动、供给冲击、政策调整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全球高通胀的短期原因传统经济理论揭示的通胀成因较为复杂，既由需求拉动也受成本推动，还有货币和实际因素共同作用。基于“总需求总供给”理论框架，此次全球通胀缘于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意外事件，其对经济有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影响，但总体表现为供给冲击大于需求冲击。与此同时，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先是刺激过度、调控不当，后又判断失误、反应滞后，未能及时采取有效举措，对加剧通胀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宏观层面看，在大规模财政刺激叠加宽松货币环境的作用下，总需求短期内较快恢复，但总供给持续短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仍处于断链状态，从而导致产出缺口为正、价格水平高企。具体而言，本轮通胀形成过程主要分三个阶段（详见图 1）。第一阶段是供求两端双双遭受负面冲击，城市封控、暂停进出口等防疫限制性措施不仅抑制需求，使总需求曲线 AD0左移至 AD1，同时，生产中断也冲击供给，导致总供给曲线 AS0左移至 AS1，上述结果便是价格水平从 P0降至 P1、产出水平从 Y0降至Y1。第二阶段是需求先行恢复，政府在疫情蔓延势头趋缓后出台提振需求的救助性政策，使总需求曲线AD1右移至 AD2，价格水平从 P1升至 P2。第三阶段是需求逐步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使总需求曲线 AD2右移返回到 AD0，价格水平从 P2继续攀升至 P3，此时的价格水平远高于初始 P0，而产出水平受到供给制约仍未恢复至初始 Y0。相比逐步恢复的总需求，总供给短期难以恢复，主要受内外因素制约。内部因素主要源于多国劳动参与率低于疫情前水平，工资水平刚性增长带动通胀高企。应对疫情的大规模财政补贴在提高居民收入的同时，增加了参与劳动的机会成本，不少劳动者选择照顾家庭甚至提前退休，从而对提升劳动参与率形成长期制约。有研究显示：由人口结构变动和提前退休所导致的美国劳动参与率下降将难以恢复，约占现有劳动参与率缺口的 2/3（李迅雷和陈兴，2022）。外部因素则是以俄乌冲突为代表的地缘政治冲突加大全球供需扰动和物价波动，不确定徐文舸本文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2022 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全球通胀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据统计，全球各国共宣布约16.9万亿美元的抗疫财政措施，其中发达经济体的支持力度较大，仅美国就推出1.9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措施。全球高通胀的成因、影响与应对策略研究内容提要：全球高通胀是需求变动、供给冲击、政策调整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经由贸易、金融、政策等传导渠道，对包括我国在内的经济体持续加深影响。不确定的贸易环境施加输入性通胀压力，全球融资环境收紧引发资本异常流动、破坏金融稳定，国内外政策路径分化干扰国内经济运行。因此，亟需积极应对不断高企的粮食和能源价格、不断收紧的国外金融环境及不断分化的国内外政策路径，努力将国内通胀水平维持在合理区间。关键词：通货膨胀货币政策资本外流供给冲击DOI:10.19851/ki.CN11-1010/F.2022.12.393全球高通胀的成因、影响与应对策略研究342022 年第 12 期的外部环境带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企，从而加剧进口国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以往使全球通胀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发挥重要作用的全球贸易一体化、劳动供给增加等一系列红利因素已发生逆转，能源转型和产业链重构导致生产成本明显增加，全球通胀中枢显著抬升。从政策层面看，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低估通胀风险、政策实施不当，进一步加剧通胀高企。一方面，美联储对通胀问题有两大误判：一是误判通胀为短期现象。美联储对疫情影响的复杂性和长期性缺乏深刻认识，始终把就业问题置于更为优先的政策目标，通胀问题仅是暂时性的，从而导致货币政策调整滞后于通胀趋势（吴秀波，2022）。二是误判总供给曲线可快速修复。在宽松政策刺激下，总需求恢复领先于总供给增长。2021 年通胀水平已开始显著上升，但美联储仍坚持认为疫情引发的供应链瓶颈和劳动力短缺可在短期内缓解，大部分通胀压力将随之自行消退，迟迟未对宽松政策作出调整。直到 2022 年初才开始重视通胀问题，匆忙退出宽松政策并采取加息、缩表齐步走来抑制愈演愈烈的高通胀势头，其收效并不明显。另一方面，美联储实施的货币政策新调控框架“平均通胀目标制”（average inflation targeting）有两大缺陷：一是政策设计有偏。推行平均通胀目标制的初衷主要是解决低通胀问题（即应对通胀率低于长期目标 2%的情形），显著提高了通胀容忍度，通胀潜在风险趋于上升。新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间接放弃了提前加息抵御未来通胀走高的“先发制人”做法，转而默认通胀水平长期超过预期目标的情形，但由于缺乏实操经验，尤其是未明确允许通胀率超过预期目标的程度，导致无法及时对通胀问题采取行动。二是出台时机不妥。美联储于 2020 年 8 月正式推出平均通胀目标制，该时点处于新冠疫情尚未完全消散、经济仍受供给约束等短期冲击影响之际，具有一定的政策风险。当时美联储明确将政策目标由维持价格稳定转向充分就业，有意让通胀在疫情时期保持上升以提振就业。但是，由于对通胀问题的误判，导致通胀超预期上升，动摇了市场对美联储长期以来将通胀控制在 2%目标水平意愿及能力的信心。同时，政策应对延迟又进一步加大操作难度及控制通胀所需承担的经济成本，跨周期调节非但未能起到稳定经济作用，反而加剧高通胀问题。（二）全球高通胀受一系列中长期因素助推本轮全球高通胀之所以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与当前所面临的一系列中长期挑战有很大关联。一是疫情反复、地缘政治冲突、逆全球化趋势等干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恢复。能源资源、关键材料供给中断或短缺持续存在，使跨国公司、中下游企业的生产成本不断上升。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在各国呈抬头之势，特别是部分发达经济体大搞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冲击全球贸易、企业跨境投融资、国际科技合作等经济活动，产业链分工从强调效率转向强调安全，加剧全球长期通胀压力。二是疫情冲击对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影响短期内难以消除。这既包括劳动供给减少、劳动参与率下降、全要素生产率降低等供给结构改变，也包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服务与商品消费此消彼长等需求结构变化，导致供需两端存在不同程度的错配现象。当前高通胀问题从由暂时性供给瓶颈冲击引发向由长期结构性供给约束影响转变。三是人口老龄化趋势给全球通胀带来长期压力。长期以来，不断下降的全球人口抚养比支撑劳动力增长，但目前该趋势已进入拐点，主要经济体人口均面临大逆转，老龄化加速发展（古德哈特和普拉丹，2021）。比如，发达经济体人口抚养比普遍上升，新兴市场经济体生育率快速下降。联合国预测：全球60 岁及以上人口从 2015 年的 9 亿人将增至 2030年的 14 亿人，同期老龄人口占比从 12.3%升至16.5%（United Nations，2015）。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中长期劳动供给弹性下降，不仅改变劳动力市场结构，而且推动工资上涨，促使菲利普斯曲线向内移动且更加陡峭，从而抬升整体价格水平，形成“工资通胀”螺旋上升局面。四是绿色转型的中长期挑战将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胀持续存在。主要经济体作出的“碳达峰碳中和”承诺将使经济发展模式发生变革，企业生产方式面临绿色转型挑战。短期看，可再生能源价格不仅高于化石燃料，而且无法填补减少化石燃料留下的供给缺口，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大幅增加。中长期看，各国政府通过开征碳税、交易碳排放权等方式，形成碳排放约束，倒逼企业进行绿色转型和实现低碳支出内部化，将进一步增加经济运行成本。据英格兰银行估计，企业生产向净零排放转型，将每年至少提高通图 1 运用“总需求总供给”框架分析高通胀成因资料来源：笔者自行绘制2020 年 8 月，美联储对通胀目标制作出重大调整，开始推行具有跨周期调节特征的平均通胀目标制，明确提出“在一段时期内实现2%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取代原先设定的 2%通胀目标。这意味着即使通胀率达到 2%以后，美联储还要求通胀率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适度高于 2%，从而将长期通胀预期稳定在 2%的水平（鲍威尔、王宇，2021）。35胀率 0.6 个百分点。此外，相比历史上 20 世纪 70 年代“大通胀”（Great Inflation），本轮全球高通胀有一定相似性。一是供给侧受到负面冲击影响，导致通胀具有显著的成本推动型特征。同时，主要经济体实行了比较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扩大了供需缺口，使通胀又带有需求拉动型特征。二是短期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与中长期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两者共同作用影响经济潜在产出水平及未来经济增长前景。二、全球高通胀传导渠道及对我国的影响通胀问题是伴随信用和货币出现而产生的，早期大多发生在一国境内，很少会蔓延到其他国家，并不具有区域性和全球性影响。当国际货币出现后，通胀逐渐演变为全球性问题。随着各国经贸联系变得日益紧密，主要国家发生通胀往往经由贸易、金融、政策等传导渠道，带动多个国家出现物价普遍上涨，进而演变成为全球性问题。（一）贸易渠道在高度不确定的贸易环境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保持较高水平，持续对我国等主要进口国施加输入性通胀压力，进一步凸显成本推动型通胀特征。一是俄乌冲突接续疫情制造供给短缺局面，导致能源、食品和金属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成为许多经济体通胀持续上行的关键因素。由于俄乌两国都是小麦、玉米等粮食的主要出口国，俄罗斯又是石油、天然气和金属等能源资源的主要供应国，两国冲突势必对全球贸易造成负面影响。比如，俄罗斯向欧洲各国供应的天然气量降至不足 2021 年同期20%的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同比上涨超过 4 倍，导致欧洲发生严重的能源短缺危机，生产、生活成本急剧上升。又如，当前的国际粮食价格也远高于疫情前水平，2022 年 8 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食品价格指数比 2019 年高出 45%，特别是小麦价格处于历史最高点。二是由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带来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将加剧全球贸易分裂，严重冲击对外贸易活动。经济全球化促进各国产业链供应链相互依存，极大提升共同经济利益，但部分国家日益强调战略竞争和国家安全问题，采取“脱钩断链”“筑墙设垒”、单边制裁等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给全球贸易关系带来紧张和不确定性，易陷入“制裁反制裁制裁”的恶性循环困境，造成持久性经济损失。以俄乌冲突双方阵营的贸易脱钩为例，全球经济每年将遭受约 1.5%的 GDP 损失，其中，外贸依存度较高的亚太经济体损失规模更大，预计超过 GDP 的 3%（Cerdeiro 等，2022）。三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内通胀遭遇本币汇率贬值将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一方面，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是全球大宗商品主要需求方，受粮食和能源价格飙升影响，其输入性通胀压力较大，导